张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结婚对象都是比她大许多的男士，第一任丈夫胡兰成比她大14岁，第二任赖雅比她大29岁。
这样曲折坎坷的感情选择，是张爱玲对来自父亲包容和安全感的期盼。
一、父爱缺失重创心灵
在父母亲感情尚好时，父亲对待张爱玲是极好的，女儿生病时在床边守着她，带她去买点心，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
但母亲学“娜拉”出走后，父亲娶了继母进门，他对张爱玲的态度开始变了，变得冷漠，女儿索要学费不想给，甚至对昔日的爱女大打出手。
后来，张爱玲永远也忘不了“无数次，耳朵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不止毒打，张父还对她实施了软禁，就算女儿得了痢疾都想袖手旁观，要不是老女仆何干的一再劝说，张父也不会去打那支消炎针。
所以，父亲留给张爱玲的，是苦涩，更是痛苦。
张爱玲与父亲
二、“丑父”的人物形象
面对父亲如此对待，张爱玲把对父亲的怨恨、恐惧、憎恶化作了笔下文字，于是她的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丑化父亲角色的人物形象。
比如《留情》中说米晶尧“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的像个婴孩”；《创世纪》中的匡霆谷“生有反骨，脑后见腮，两眼上插，虽然头已经秃了，还是一脸的孩子气的反抗，始终是个顽童身份”；《花凋》里的郑先生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而穿上短袴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
以上的父亲角色，在张爱玲的笔下，不是婴孩、孩尸，就是顽童、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含贬义色彩，甚至《年轻的时候》中对潘汝良进行了让人先入为主的诋毁性描述，说他是个“孤怜怜的旁观者”、“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这些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们，被夏志清概括为“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被张爱玲自己则概括为“贼头鬼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混蛋”，总起来说，是被作者贬到尘埃中去了，简直贬得不能再贬了。
三、“丑父”的故事情节
除了人物形象，在故事情节上，张爱玲也通过对自己那前朝遗少父亲及其他男性亲戚的了解，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进行润色再加工，这便形成了大家眼中都不耻的父亲们。
比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家抽鸦片、在外养外室有私生子这些遗少派头做得十足，但对郑夫人、对孩子，既无责任，又无担当。
比如自己的女儿川嫦得了肺病，郑先生担心传染，都不怎么去女儿屋里探望，即便到了非去不可的地步，他还要吸着烟喷着雾，以为自己做个所谓的“防毒面罩”。等到川嫦的病情恶化了，郑先生非但没有掏钱买药的举动，还对着郑夫人埋怨唠叨，总之就是死了我也不管的架势，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因为女儿没有嫁个如意郎君，反而成为了一个累赘。
摊上这样一个没担当的父亲，无病在床的川嫦当然无丝毫安全感可言，只有父亲传达给自己的恐惧想法和拖累意念。
“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如此对父亲口伐笔诛，想必张爱玲也是宣泄了久憋在心中的不少郁气的。
因此，她在描黑父亲的同时，也在找寻昔日“好父亲”的影子。
那时的父亲在鸦片的云里雾绕中读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也许在那个时候，父亲才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看到这句话时，相信张爱玲对父亲还是有着些许认可的吧，毕竟，谁不想重温那种回家的感觉呢？
千史千寻说
最后，再说说张爱玲的两任丈夫，他们虽然没有给张爱玲稳定的生活，甚至张爱玲在这两段婚姻生活中都倒贴好多钱，可以说男方连起码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提供给女方，但对于性格孤僻、高傲的张爱玲来说，那种久违的被爱护与被关注的感觉是那么的珍贵，珍贵得不必去计较感情中付出的得失及其大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