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听含蓄之美
体系一直在完善，理论不断在丰富，后来的场上只要不是“火拼”级的，玩法大都讲究些章法。北宋时，开封市市长包青天包大人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也一直是呕着心沥着血。较长时间以来，他和不少领导、同仁们都在忧心大宋立储的事，所以他也一直在找寻合适的机会想和皇上谈谈。有一次他终于逮到了机会能和宋仁宗“单独聊聊”。也不知道他是开门见山还是迂回包抄的，总之他就是向神宗挑明了“怎么还不立储君”的问题。皇上闻之，沉吟了一下，反问他：“那你说立谁呢？”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刚直如包黑子，其实他脑瓜子里的弯弯绕和肚子里的花花肠都也没少几根——当然了，没这样的悟性还能做天子脚下的开封市长？他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猛然醒悟了，赶紧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他才想到：这是他们赵家人——帝王家的事，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不管你这份工打到中层还是高管，“妄议”立储，就是别有用心，或者说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仁宗在几百个皇帝里是出了名的脾气好，有胸怀讲道理，换个昏君你问他这个问题试试？立不立储？什么时候立？立哪一个?我不比你想得多？朕都还没提你倒先说？
有道是，有话好好说。其实，正是几千年来，革M的“道路”总是那么曲折，革M的“形势”总是那么严峻，“斗争的局面”一直那么复杂，我华夏国人才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练就了“不好好说话”的神奇中国功夫，也同时让“好好听话”逐渐成为“社会人”的必修课和基本功。接下来要说的那的几个饭局的故事之所以那么脍炙人口，就足见说话和听话是多么重要。
一部中国史，从一定层面上来说就是一部中国权谋史和兴亡更替史，社会、家国的摧毁与重建、战乱与太平、衰败与繁荣，黎民的颠沛流离与安居乐业、艰辛卑贱与雍容华贵之升沉跌宕、往复交替……打破不了的历史周期律，锻造了国人的坚韧、含蓄与内敛,也给汉民族烙上“话说三分满”的印记——至于余下的七分是什么？你猜你猜你猜猜猜？谨言慎行成了人们“进步”和“上升”必练的“马步”，也造就了社会精英特别是文化人话语的隐晦、欲说还休、“点到为止”、“弦外有音”甚至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虚与委蛇，以致于听话人必须学会“听话听音”。
直至后来，“说话”的技艺发展、演化到无以复加的是：帝王与近臣谋事于一室，两人相对而坐后，为防隔墙有耳，计议军国大事都不用嘴、也尽量不留只字片语了，而主要靠眼神、靠“秋波”，如果表情和肢体语言不足以谋定大事，就用指头在茶碗里蘸点水，你三言我两语地写在面前的桌上，再挥袖擦去！这“治大国如饮小茶”的华夏古国之权谋文明和深厚功力，想想就觉得惊喜、意外和刺激。
随着套路越来越深，帝王之术和驭人之道也越来越成熟，直到大清帝国而登峰造极。当然，大清皇家把自身也“修理”得近乎完美，从入关坐拥华夏江山直到全剧终，共有顺治到宣统十位当家的，以往历朝屡屡上演的太监擅权、外戚干政的乱象几乎没再重播，“诸侯”偶有谋反的，一有苗头时他们又像“打地鼠”游戏一样被迅猛地拍了下去。而且相继坐在龙椅上的各位大咖，基本无一人算得上荒淫暴虐的无道昏君，几乎个个文韬武略、德才兼备——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先生则要另当别论：第一，“时不与我”，他继位时帝国已经崩塌了。辛亥革命后，天下分崩离析，神州四分五裂，各路神仙（军阀）粉墨登场，先是1915年袁大头趁势做了一回关于皇帝的春秋大梦，接着张勋又瞅准机会于1917年带辫子军把“中华民国”涮了一把。直到1924年，有“倒戈将军”美誉的冯玉祥（有人梳理过，他戎马一生，八次背离所投之人或同盟者，吕布这位“前浪”比起他这位“后浪”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又带领着一帮兄弟，把划时代的“末代皇帝”溥仪撵出了故宫——就这事有人替冯玉祥一方辩解，说张勋复辟清廷有责。这恐怕有些说不过去，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就像农村人用蚊帐滤豆渣，摇来晃去，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到这次因张勋复辟而引起的“护法运动”，已经折腾了很多轮了，爱新觉罗皇家早已气数已尽，每次都是搬张凳子坐旁边看戏当观众，哪有他们家啥事儿？并且冯玉祥整这事儿的时候离张氏复辟已经过去7年了谁都不当个Qiu事，就你冯玉祥能耐啊？再说你能代表整个国民革命阵营？你杀进皇宫是冲着什么去的几人不知？（庐山会议要打倒彭德怀，林彪就曾在发言中把彭总比喻成冯玉祥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一历史性的“革M行动”，使得清皇室交出国柄时与革命阵营“说好”的“保留、善待皇室”的协定成了厕纸。乾坤倒置、风云变幻之际，“话事人”一拨一拨的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捉摸不定，听话人是不是也得搂着点儿？历代流氓巨头们揭竿而起或篡窃皇权的时候，无论是对同盟者还是对举白旗的“革命对象”，他们嘴上喊着圣明仁义、天命所归、宽厚慈祥，一旦天下坐定或者大权在握就翻脸：我这“凭本事”“打下来的江山”，还要跟你兑现承诺？你说你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嘿嘿，“成王败寇”才是真道理！历史性的谎言，其“含水量”不论三分五分七分，都姑妄听之吧。其二可悲的是，即便当时地球已经转成那样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列祖列宗的怀念和对“故国”的眷恋，梦想碎了一地的溥仪，旅居天津7年，一直“皇”心不死妄图复国，时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稀里糊涂”（应该有对被赶出皇宫怀恨在心和复仇的原因）回归祖上发祥地东北，甘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傀儡，成为万夫所指的罪人。当此之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恢复帝制，早已是天下无意、苍生不许了，换句话说，就是这时候的英雄，得听取民意了，务必知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此不识时务，不谙大势，当然是再难大有作为了。不过，这时候的他，自然已经不能再被作为皇帝来看待。至于后头将要提到的“差点儿做了皇上”的溥儁，更是算不得，没待他龙袍加身，爱新觉罗氏的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他本人更是堕落潦倒，最终客死内蒙——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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