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今69岁的人生中，我曾上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过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和国际贸易等主要领导工作，去过许多国家，阅读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凯恩斯等经济学著作，参加过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创造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运筹学会、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可是，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究竟靠什么才能富强起来呢？作为一名40多年研究创新与曾从事经济的人，老实说，我一直处于苦苦探索之中。最近，当回忆故乡往事的时候，我倒突然顿悟和明晰了：历史上，山西省代县峨口镇正下社村的“极+圈”，亦即“新极经济圈”，似乎也就是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富强密码！

钟鸣鹭栖的千年古村

一座雁门关，半部中华史。

位于万里长城雁门关与佛教圣地五台山之间的代县（古称代州），不仅曾为金戈铁马的军事要津，而且还是内外贸易的著名商埠。它的地理特点，基本为“两山（北部是恒山余脉、南部是五台山麓）夹一川（中间为滹沱河川）”。而地处代县最东部和繁峙县最西部接壤的正下社，则是一个坐落在峨河与滹沱河两河冲积三角洲的千年古村。

在这块位于滹沱河南岸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的小平原上，排列着各自相距500米名叫东下社、正下社、西下社和东滩上4个村庄。颇为特殊的是，它东有发源于五台山挂月峰、翠岩峰和叶斗峰全长60千米奔腾的峨河，西有从大湿地众多清泉喷涌而出全长1800米的霓河，南有古代人工修建全长4500米的峨（河）聂（营）引水大渠，北有发源于泰戏山流经山西和河北两省全长587千米滔滔的滹沱河。其中，正下社是这片绿树掩映、物产丰饶和文化发达的“四水绿岛”的中心村。

更奇妙的是，具有4条清凌凌的渠水穿村而过的正下社，其村南“水地”（使用溪水）种植和出产小麦、高粱、谷子、绿豆、 芝麻 （ 参数 丨 图片 ）、豌豆、红小豆、辣椒、烟草、蓝草、汉麻等，村北“河地”（使用泉水）种植和出产水稻、大豆、黍子、大麦、露仁、草麦、莜麦、荞麦、糜子、向日葵、胡麻等。而在村中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均种植可用渠水或井水浇灌的蔬菜和花木。

非常优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动植物的多样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正下社村南的田野里，还出没着狐狸、野兔、野鸡、鹌鹑、獾、刺猬、黄鼠狼、螳螂、蚂蚱等；在村北的田地中，仍活跃着蛇、蟾蜍、蚂蟥、蜥蜴、蝼蛄、蚯蚓、蜗牛、蝴蝶、蜻蜓等；在滹沱河的大草滩、芦苇荡和河心岛，则生存着野鸭、鱼、虾、蓑羽鹤、白鹮、鳖、水獭、泥鳅、螺蛳等……这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中是很罕见的地方，与一般人印象里晋北为穷乡僻壤是截然不同的。

1951年8月，我就出生在这个堪比“小江南”的东大街最中心的一座明清时代所建造的老旧大四合院中，爹娘给我起名：郎嘉明（后改“郎加明”）。我的父亲叫郎茂德，是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生人；母亲叫王琼，是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生人。他们均为晋商世家的后代。我的哥哥是郎嘉宏，姐姐是郎凤鸣。

一个乡村的古建筑、古街区，是凝固的文化史、社会史。

我小的时候，拥有400来户、1500多人口的正下社，在东大街村口外建有大照壁（全村各通衢照壁共计12座），西大街村口外建有二郎庙，南大街村口外建有魁星楼，北大街村口处建有过街楼。而在村子里，则建有许多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石桥、古井、月亮门，以及大墙院（类似小庄园）、楼院（共计3处）、古戏台（共计4座）；建有普照寺、紫竹林、财神庙、奶奶庙、狐仙祠、五道庙（共计5座）等。在大小合计14座寺庙或神楼中，分别供奉着孔子、关公、比干、吕洞宾、龙王、碧霞女神、眼光圣母、蓝（草）神、如来、观世音、地府神君、黑白无常……此中，规模最大的普照寺、紫竹林寺都常住和尚，财神庙常住道士。

另外，在村北的滹沱河边，曾有河神庙、马王庙；在村西的主道旁，建有节孝牌坊、柳氏祠堂；在村子周边的土地上，还有各大家族的祖墓群以及砖石碑楼。

那时候，正下社居民们即便夜晚和午间睡在家里炕上，也能够清晰地听到远处峨河的浪涛声和户外渠水的哗啦声，普照寺的悠扬钟声、紫竹林寺的僧人诵经木鱼声，特别是栖息的苍鹭、鸿雁、青蛙、布谷鸟、喜鹊、黄鹂的鸣叫声……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以自然样貌为主的社会生态圈！这是一个以文化样貌为主的经济生态圈！

店铺、作坊的人间烟火气

千百年以来，在我国中部地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山西民谚：“南绛北代”。它的意思是说，在山西省的各州郡中，晋南的绛州（今新绛县）与晋北的代州（即代县），其建筑是最古雅的，经济是最繁荣的，文化是最昌盛的。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古代商人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坐商，即在本地或外地的固定地点营业的商人，犹如一个湖泊；第二部分是行商，即在本土或跨境的多地之间贸易的商人，宛若一条长河。当然，也有少数商人，他们既是就地经营的坐商，又是远程运货的行商。

那么，在代县正下社这个物产丰富的“四水绿岛”的中心村里，过去都有什么坐商的经营实体呢？

我记得，1956年风调雨顺，夏粮丰收后，正下社照例又唱大戏。不过，这次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所修建的财神庙唱晋剧，而往年或在普照寺唱北路梆子，或在过街楼唱“耍喉儿”（地方戏），或在奶奶庙唱道情（地方戏）。

这天吃完中午饭，快5岁的我，与父亲郎茂德、母亲王琼一起去看《穆桂英挂帅》。在向西走的路上，爹娘顺便给我指点哪儿是银匠铺、染坊，哪儿是烟丝坊、旅店，并从一家杂货店买了些炒瓜子和水果糖（时称洋糖）。

当开场锣鼓敲过第三通，热闹的人群安静下来，《穆桂英挂帅》开演了。今代县即代州是民族英雄杨家将的故乡，正下社就有其许多后裔，所以，观众们对杨家将具有非同寻常的感情。

由于我个子还小瞧不见财神庙戏台，于是，只好有时候站在小板凳上，有时候骑到父亲脖子上。望着众多演员的精彩表演，看着一会儿出场的杨延昭、穆桂英、杨宗保，一会儿登台的萧天佐、萧天佑，一会儿出场的佘太君、八贤王、柴郡主，一会儿登台的孟良、焦赞，我兴奋的手舞足蹈，跟着大伙一块喝彩和鼓掌。

我还记得，1961年冬天去小学同学李美计家串门，他的祖父李福应曾讲述：从前，正下社有众多客栈、货栈、中医馆、中药店、武馆、木匠铺、石匠铺、颜料店、粮油店、茶肆、饭馆、当铺、糕饼铺、碗饦店、豆腐坊、粉条坊、挂面坊、裱画坊、榨油坊、酿酒坊、制绳坊，大街小巷挂着招牌幡幌，不时传来工匠们錾刻银器、铜器、锡器等声音，飘过大师傅油炸糖腰、麻叶、黄米糕等香味……

时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2003年，由郎文（曾任代县教育局局长）为主编，史福、柳枚、铁建昭、郎加明、张眉平、柳尚奇为副主编的《正下社村志》印行了。2016年，该志书修订再版。《正下社村志》的问世，终于揭开了这座古老村庄尘封几十年的坐商历史，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乡村经济、乡村产业、乡村文化等记忆遗产，各位编撰者可谓是“秉笔直书，功莫大焉！”

据《正下社村志》记载：在代州城以东40华里的正下社，是历朝历代塞外（即长城以北）各地的佛教信仰者朝觐五台山，以及客商和牧主参加农历六月五台山骡马大会的必经之地。“一年四季驼队和僧侣往返不断，熙来攘往，带动了全村商贸等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解放前各类店铺、作坊等50余家，有铺面、有字号和成规模者达28家”。这与清代袁希涛所著《游五台山记》中“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以及“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的记叙是完全一致的。

这充分说明，历史上的正下社，手工业与商业是十分发达的，其作坊、店铺的群聚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各类从业者中，是不乏专业的商贾、匠人、医生，或是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医的。自然，这些手工业、商业的原材料和技术体系，是由当地农产品与金属制品（周边地区有金银铜铁矿）的生态系统支撑的。

朝觐五台山的蒙古驼队

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世界文化遗产五台山，自汉唐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佛教中心，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它是我国唯一兼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并存道场。这里，风景绮丽，殿宇壮美，佛塔摩天，到处是大草甸、野花、牧场、灌木丛，也有云杉、油松、桦树、冷杉等高山乔木。

然而，出乎世人意料之外，位于代县最东部与繁峙县最西部之间的正下社村，却是比五台县城距离五台山中心台怀镇更近的地方。普照寺元朝石碑刻载：“（本寺）为五台山铜瓦殿下院，佛殿辉煌，僧人聚会，观诸鼎石，圣像罗列。” 这也就是说，民间传说始建于周朝的正下社的普照寺是五台山寺庙群的组成部分。

千年古村正下社每年的春夏之交，是一个妙不可言和充满希望的季节。这时候，蓝天中的白鸽群绕着各家各户院子的上空自由翱翔，回归的燕子斜飞低冲掠过街头巷尾忙着衔泥垒窝……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如同往常一样，素来爱干净、爱整洁的母亲王琼，在一大早擦过穿衣镜、黑釉瓷罐、堂柜、几案和桌椅以后，又去大院里折了几枝初绽的丁香花和桃花插在家里的白瓷瓶中，使1957年4月的我家一时间清芬充溢、生机盎然。

一天上午，几个小伙伴邀我一起滚铁环，并到北大街的过街楼附近玩耍。当我们追逐打闹正疯跑的满头大汗，忽然听到洞门外隐约传来“叮咚！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便急忙跑出村北外去看个究竟。

这时候，只见为首的一位蒙古族壮汉刚从马上下来，他身后跟随牵着20余峰骆驼和4匹马的人群。在这个由打滹沱河古渡口过来迤逦而行的驼队和马帮中，有普通蒙古人，也有少数僧侣，此刻他们正在整理服饰。

少顷，分别身着蒙古长袍、佛教袈裟的虔诚队伍，先去紫竹林寺、再到普照寺朝拜各尊佛像和菩萨，尔后一部分人在普照寺内的小广场歇脚打尖，另一部分人则去村中五行八作的各类商铺分别购买东西。可让我无比惊讶的是，村里一些60来岁的老人竟然走上前会用蒙古语与这些蒙古人交流，而且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好像老朋友般的模样。

回家之后，我作为新奇事学说给父亲郎茂德听。不料他说：“这有什么稀罕的？以前，那边蒙古马帮来，这边代州驼队去，都是常事啊！虽然咱们正下社村和代县祖祖辈辈以农业为主，但过去到蒙古、俄国、朝鲜经商的人可太多啦！我们村有4个戏台，也主要是为各商号争办演戏用的。”片刻，父亲道：“咱家几代祖宗和你爷爷、大爷、大舅、二舅，就都是会讲蒙古语、俄语到江南和外国做过买卖的人。”

接着，他带我到西厢房打开一个常年上锁的大木柜，里面保存着线装书、日晷、账簿、契约、算盘、茶印版、戥子、火印，还有“银五件”、胡子梳、宝剑、蒙古刀、玉扳指、水晶眼镜，以及铜驼铃、铁马掌钉、皂角、小药瓶等老物件。父亲低沉地说：“咱家的两处货栈在民国初期倒闭了！这是你爷爷和大爷的一些遗物。清楚了吗？”我瞟见他的眼圈顿时红了……

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在1957年4月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从塞北进入雁门关由显旺村南渡滹沱河，在水陆交通要冲正下社歇息一下，经峨口镇进山，继续沿着“百里寺庙带”前往五台山朝觐的驼队或马帮。

驰骋中蒙俄的代州行商

在古代中国大陆，丝绸之路从西北地区通往新疆、中亚、欧洲等地，茶马古道从西南地区通往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晋商驼道从中部地区通往蒙古、俄国、朝鲜等地。我认为，丝绸之路、晋商驼道（亦称万里茶道、万里茶路）、茶马古道，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对外贸易线路创新，将来均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古代山西代州，商人们尤其是行商视“两界”最重要：

其一，在时间上，他们以中秋节为界。如果一个人在外经商到八月十五没回老家来，或没寄来书信，那么，家里人就认为这个人已经死在外面了。

其二，在地理上，他们以雁门关为界。行商们无论从中原农耕地区或草原游牧地区，采购和销售商品，当来回程时，都必经雁门关这个交通枢纽。

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结合部的代州，其坐商或行商均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通商互市”的区位优势。所以，明朝《山西志》记述：“代州出商人。”以清朝为例，著名晋商王廷相（曾任清代第一商号大盛魁大掌柜、归化通司商会会长）、张骏、高凤梧、贾淑平、康庚、周子和、朱炯、白钟琨、刘永吉等，便是经营南货、北货或本地货的代州人。

有道是：“书比人寿。”即使在今日正下社柳氏、郎氏、张氏、杨氏、史氏、铁氏等族谱里，大家也挺容易发现，在这座30多个姓氏的古老村庄的不少人家，会有祖上亲人因外出闯荡居留内蒙古（如海拉尔、满洲里等），以及东北（如齐齐哈尔、通化等）或西北（如兰州、乌鲁木齐等）的记录。

我小的时候，父母亲曾多次讲过：我的高祖父郎璻、曾祖父郎积善和祖父郎锦悦、伯父郎茂功，与外祖父王自修、大舅王璞、二舅王珀、四舅王琛、五舅王珺，他们全是经商的。其中，爷爷以及大爷、大舅、二舅，是从事到湖南、湖北、河南和蒙古、俄国由驼队运货贸易的；姥爷以及四舅、五舅是在代县城开白酒作坊和饭庄的。而祖父分工我父亲郎茂德，则负责守护祖母柳嫣以及老家生意和几亩土地。

非常遗憾的是，出生于新中国的我，只见过四舅和五舅，并未见过早已去世的其他长辈。

我从小是个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烈的人。不过，每当我细问父亲有关爷爷在蒙古和俄国往事的时候，他就神色黯然只是使劲地抽兰花烟，一向坚毅而贤惠的母亲也默不作声了。

因此，我常常站在位于大院西北方的老旧祖屋前，望着东南方可进出驼队、马帮和骡车其底座由青条石铺就的大门楼出神：“既然祖上几代人都做生意，那为啥我家又变成贫农呢？”

1958年8月，我7岁了，但不清楚是教育部或山西省的规定：“8周岁才能上学”。于是，我便成了到处乱跑的“游童”。其中，我最喜欢去玩耍和听故事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到与我祖父郎锦悦属于郎氏家族同辈人的郎钰爷爷家。因为他有文化，有见识，记忆力好，也曾到国内外经商。二是到有一棵500多年古槐树和五道庙的丁字街头。因为在“大槐树论坛”闲聊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曾是军人、医生或商人、教师。

正下社是个特别有故事的村庄。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我知晓了：

在清朝至民国时期，江湖绰号“突尔王”敢作敢为的祖父郎锦悦与二掌柜乔云宗（崞县人）骑着枣红马，由伯父郎茂功当镖头，带领插着“金泽永”商旗的驼队，从湖南安化采购砖茶、湖北蒲圻采买桐油、河南洛阳采购棉布，并从代州采买铜锡器、马具、生烟丝、辣椒，先集中于正下社自家的大院，再运到我家在归化（今呼和哈特）和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两处货栈。随后，分析各地的价格情况，有时候在内外蒙古大草原卖货，有时候去俄国恰克图或伊尔库茨克销售。而返程时，再买上蒙古人、俄国人的皮张、马尾、鹿茸、毡毯、羽纱、呢绒、香料。他们每年在冬春季向南方走，夏秋季往北方行，不断穿梭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凭本事靠远程“一买一卖”贩运贸易来赚钱。我家古老大门楼下青条石上深深的车辙和蹄印，即是至少4代先人拼搏于国内外市场的遗存。

时隔几十年后的2020年10月，当铁建晓（作家，曾任山西日报《人社周刊》主编）、张眉平（作家，曾任同煤集团塔山煤矿党委副书记）等，筹组编写《正下社轶事》之际，1946年出生曾饰演现代戏《沙家浜》主角的铁兴国发于我微信：“我祖父（铁戈夫）在世时，常说起你家祖上是大商人，可称为晋商，生意做得很大，好像在库伦也有商铺货栈……而后，官商勾结陷害，结果你家败落。”可称为乡村教育家铁戈夫（清朝光绪三十年生）之孙铁兴国的回忆，再次印证了我家过往的辉煌历史。

晋商驼道的落日余晖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有两大阶段处于“大市场”的巅峰时期。第一阶段，即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之后；第二阶段，即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逐渐统一全中国之后。这也是占有独特区位优势的代州晋商，最自由地驰骋长城内外、长江南北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位于雁门关以南的代州、忻州和晋南、晋中的山西商人，纷纷冒险出动，他们走南闯北，纵横天下，启发和吸引了大量的庄户人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于是，有些人“走东口”（张家口），有些人“走西口”（杀虎口），去内外蒙古打工，或到晋商字号当伙计和学徒，或给本地人开荒种地，或在草场打草和林区伐木，或放牧牲畜屠宰牛羊。所以，晋商与“走东口”和“走西口”，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当然，也有极少数精明强干的打工者，后来发了财变成晋商，而大部分人则勉强谋生甚至沦为乞丐或亡身异国他乡。

诚如冯梦龙著《醒世恒言》中所言：“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当清朝走过了富裕强大的“康雍乾盛世”阶段，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便每况愈下日渐衰退。与此同时，毗邻中国的俄国（前苏联、今俄罗斯）和日本，却都走上了“对内工业化，对外扩张化”之路。

1863年至1878年，俄国商人进入我国湖北汉口、九江等地开办使用蒸汽压力机的制茶厂。1904年至1916年，沙皇俄国修筑连接莫斯科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然后，他们使用轮船把在湖北生产的“机制茶”以及其它货物，通过水运和海运，装运到海参崴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换句话说，政商一体的俄国人已抄了中国晋商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当1911年我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不久，俄国趁机操纵外蒙古于同年宣布独立，但未得到国际承认。1921年，苏俄操控外蒙古又宣布独立。1946年，中华民国承认其独立地位……

也还是在1958年的郎钰爷爷家和“大槐树论坛”，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提爷爷在蒙古和俄国的往事”父母亲便伤心的根本原因。

那时候，我家在内蒙古归化和外蒙古库伦的两个货栈（库伦的最大），是祖上几代人奋斗出来的——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走土路，渡江河，穿沙漠，过草原，战狼群，斗土匪，往往饿了吃由黄豆、青稞炒熟磨碎加食盐的炒面和牛肉干，渴了喝用牛皮壶携带的茶水和高粱烧酒。“商场如战场。”为了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他们既没有在家乡盖豪宅（连院子亦兼货栈），也没有多买田地，而是将主要银钱投入日常资金运转，特别是用于采购库存货物和在途货物。所以，我家的生意是越做越大，驼队也越扩越大了。

但是，当碰到外蒙古闹独立的时候，我家的库伦大货栈先是在1911年被乱军抢劫了很多财物，后于1918年又遭人诬告被当地官府无偿没收，我祖父郎锦悦和伯父郎茂功仅仅逃出性命。在此前后，我大舅王璞和二舅王珀也命丧俄国伊尔库茨克。当时，其他大部分晋商掌柜和伙计也纷纷逃离外蒙古或俄国，有些人返回山西老家，有些人撤退到内蒙古或东北、西北等地。

1930年，从小武功高强并怀有不甘家业败落之心的伯父郎茂功，在已投奔晋军且担任副营长时，跟随所部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阵亡于山东禹城，伯母冷氏改嫁他人。

无疑，这是一个晋商世家的盛衰史！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很快侵占了我国华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

这也就是说，自先秦修筑长城以来由山西商人为主体所开拓的曾延续两千多年的晋商驼道，便被俄国和日本于1911年至1945年彻底切断了。至于在之前和之后，它的确也曾时断时续地短期通畅和局部繁荣，但那不过是晋商驼道的回光返照和落日余晖而已。

不同层级的市场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有的专家说：“市场经济是指自由经济”；有的学者说：“市场经济是指契约经济”；有的专家说：“市场经济是指竞争经济”……我的观点，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进行价值交换的经济。其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农业社会市场经济。中国自秦汉至民国时期，都是农业社会市场经济；当今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也还是农业社会市场经济。北宋画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繁盛情景，就是古代中国都市东京（今开封）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

第二，工业社会市场经济。近代欧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的少数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属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创新社会市场经济。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8年中国居第17名，2019年和2020年均为第14位。自然，包括瑞士、瑞典、美国、英国、荷兰、芬兰、新加坡、德国、韩国、中国、法国、日本等，都是创新型国家和市场经济社会。

据此可见：旧中国只有贸易活动，而缺乏工业体系。当年的代州镇下社村属于农业社会市场经济。换言之，工业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制高点，创新生态是市场经济的新赛道。

你看：虽然正下社从前有同泰永、庆德恒、天泰德、天厚德、同心堂、尉泰庆、天义永、双合泉、广义魁、天保定、天顺兴等几十家坐商，有柳演（曾任“茂记”商行大掌柜、归化总商会会长）、郎锦悦、郎钰、郎钜、陈攀龙、陈攀全、铁秉权等十几家行商，但是，这些作坊、店铺的工具多为木器（像辘轳、风箱、扇车等）和石器（像石磨、石臼、石碾等），这些驼队、马帮的运力则是骆驼、马匹和通讯则靠信狗。这与近代俄国已用蒸汽压力机生产砖茶、轮船和火车运货以及电报机传递资讯，完全是两个时代的博弈。所以，农业社会市场经济必然被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打败。

1969年2月我从山西代县聂营中学毕业后，随于同年11月参军到北京离开了可爱的家乡。不久，围绕正下社的大环境发生剧变——因修建京原铁路(1972年通车），拆除了部分古庙，而且高高的路基和火车站隔断了秀丽村庄与南部青山的美学呼应；因建设太钢峨口铁矿(1977年投产），破坏了五台山北麓的森林植被，加之长期超采地下水和排放尾矿砂，导致霓河、湿地、清泉、稻田消失，古松、古柏、古榆枯萎或枯死，野生动植物近乎绝迹，峨河和滹沱河严重污染且接近枯竭……我的看法，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竞争。

简而言之，正下社村忽高忽低的“过山车”经历，就是中国百年巨变的一个历史缩影。从此，这块原来堪称“小江南”的晋商故里，便变成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然而，我认为，国内外贸易是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当年正下社奋力发展商贸业、农业、手工业“铁三角”经济生态的思路没有过时，其行商们“走出去”开展国内外贸易和让蒙古驼队“走进来”旅游的思路没有过时。

最重要的是，从过去正下社兴旺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小中现大，以小见大”，人们可挖掘出：不灭的“极+圈”，就是一个区域甚至国家内外循环的富强密码！当然，它的主要“极”是指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晋商驼道，它的重要“圈”是指分工、交易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群。

人生犹如一座“嘀嗒，嘀嗒”作响的时钟，记忆的指针转眼间划到了21世纪。

2000年，中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2005年，中国居世界第4位；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和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均达30%左右。这是新中国以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连续实施13个“五年规划”的伟大成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些年来，全国强力整治矿山污染和保护水源地。所以，历史上河面很宽、河床很深、河水很大的滹沱河和峨河，正得以恢复生机。而位于两河冲积三角洲的千年古村正下社，作为代县这个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重要成员，也逐渐还原经济活力和文化活力……

放眼当今世界，大家不难发现：有“极+圈”者辉煌，无“极+圈”者衰亡。像经济特区、创新中心、城市群、都市圈、创意产业园、特色产品、高精尖科技、关键设备、高端产业链、知识产权、中央商务区、商圈、交易所、产业集群、交通圈、经济走廊、大湾区、硅谷、智慧岛、工业开发区、农业示范区、输电网、经济带、电子集市、自由贸易区、未来科学城……这些绚丽多彩、熠熠生辉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圈，哪个不是“极与圈互驱，极与圈互变”的新极经济圈？

郎 加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