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年间生产的瓷器,其制瓷工艺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风格,除创作意识形态没有变化外,原料配制、制坯手段、画瓷用彩都遵循旧习,各方面的技巧都十分熟练,皇宫使用的黄釉或黄釉绿彩的生活用瓷等,从造型到釉彩,不看铭款很难与乾隆器区分开。在各式瓷器中,五彩、斗彩、粉彩均追求色调浓厚,画面很满,图样花纹繁缛堆砌,营造一种富丽堂皇的装饰色彩。
嘉庆一朝窑业状况远逊乾隆时期,无论烧造数量、质量和经费,与前朝相比均多有不同。其中经费一项尤为明显,嘉庆四年时定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少了近三分之一。依清宫档案记载,嘉庆五年进瓷记录为“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五十九件”;嘉庆十年则是“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六十三件”,与乾隆时期琢器烧造动辄过千的情况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尤其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又因嘉庆元年至三年之际,乾隆为太上皇,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断不可截然区分。彼时工匠秉承前朝之造器精神,技术物料相同,故所出之物量虽少然其品质无异于乾隆后期,是为嘉庆官窑水平之最佳时期。这也决定嘉庆御窑所出多为守成循旧之作,少见创新开拓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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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嘉庆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君主,同样追求和向往雅致的生活,在清宫旧藏《嘉庆帝汉装行乐图》当中,嘉庆皇帝饶有兴致地关注身边的古物,欣赏着嫔妃们的花艺,而花器皆是青花缠枝小胆瓶和釉里红马挂瓶,式样别致玲珑,由此可见嘉庆皇帝对瓷器一项绝非陌生,或许兴趣虽不及乾隆皇帝,但仍然具备相当的审美水平和喜好。因此嘉庆一朝窑业于守成之中亦见肇新,意趣之妙,品格之高不让前朝。
嘉庆彩瓷以粉彩为主流,官窑器中粉彩开光器为多见,继承乾隆制作的压凤尾纹粉彩仍属多见,万花堆百花图画面的器物十分突出。特别突出的是过枝籁瓜图案,象征着瓜瓞绵绵的吉祥之意。早期和乾隆几乎没有区别,后期则显得粗糙,描金工艺则较普遍。款识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是青花款,无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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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时期瓷器承袭乾隆的艺术风格,其造型创新式样少,纹饰也多采用传统寓意吉庆的图案,绘制技法工笔多于写意。但也有不少延续乾隆风格技术的经典之作。乾隆皇帝虽已逊位,但仍以太上皇的地位威慑朝政,因而嘉庆初年御窑厂的烧制仍未乾隆御窑的延续,其造型式样、图案等,均因袭前朝旧制,不敢僭越,因而有「干、嘉窑」之说。此件作品即为充分延续乾隆时期瓷器高超技艺水准的精品之作。
嘉庆皇帝延续此种理国之策,即位之后亦虔诚礼佛敬佛,既保留宫中各处佛堂寺庙,维持前朝的规模,勤加修持敬献,又效仿圣祖、世宗、高宗之举,于嘉庆十六年亲率藏蒙王公贵胄西巡佛教圣地五台山;曾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藏蒙地区的各派宗教领袖,促进彼此的信任和交流,令清宫与藏蒙的密切关系一直得到维系,当年交往盛况可由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嘉庆万法归一图》窥知一二。因此嘉庆时期宫廷艺术继续融入藏传佛教的色彩,其中在御瓷的制作方面体现为景德镇御窑厂秉旨沿袭前朝则例,继续烧造生产了大量具备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法器、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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