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如何互喷：鲁迅笔诛4个大师，胡适徐志摩都不是他的对手|徐志摩|章士钊

新文化运动原来是陈独秀首推的，只是一开始影响力并不大，在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的加入之后才迅速蜕变，成为国内文化热潮，其中鲁迅的观点最为犀利，也曾经和很多人在报刊上互喷，本篇文章就选取了其中4个比较有名的大师。

梅光迪等学衡派

学衡派指的是国立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他们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单纯模仿西方，不可取。此外，他们还反对新文学运动，认为文言优于白话。

这些人的阵营便是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第1期的序由梅光迪所写，不过不叫序，叫“弁言”，里边提出四点：“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

笔者浏览了第1期的杂志，上面插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画像，整本杂志都是文言文书写，学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只是在其中掺杂了批判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字眼。

鲁迅看了可忍不了，在1922年4月9日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估《学衡》”一文，驳斥《学衡》杂志中的意见，就连作为序的“弁言”都被他嘲讽了。

上面提到“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意思为虽然是杂志也要写得雅致有文法，鲁迅先生抓住这一点，对这一期杂志文章里面的国学漏洞一一批驳，最后总结为：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侮辱性不强，伤害性极大呀！

章士钊等甲寅派

其实民国文人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相好或者结怨，1914年章士钊还在东京和陈独秀一起办杂志，名字就叫《甲寅》。隔了一年，陈独秀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

后来章士钊（也就是《觉醒年代》中的行严先生）和陈独秀一起到北京大学教书，关系也还不错，但是因为他坚决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鲁迅也写过文章喷他。

章士钊曾经写了篇文章叫《评新文化运动》，里面说：“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意思是二桃杀三士的典故翻译成白话文变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当真不美。

鲁迅迅速抓住其中的漏洞，写了一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进行反驳。

啥漏洞？漏洞便是二桃杀三士中的“士”并非指读书人，而是三个武士。鲁迅抓住这一点，文章前文引经据典进行驳斥，然后得出结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后来章士钊嘴硬，又在自己的杂志《甲寅》中一字不改地发了一次《评新文化运动》，只是前面加了一段解释，认为自己只是做个类比，要理解内涵，不要纠结于细节，鲁迅的回应也很刚，在报纸上又写了一篇《再来一次》，一字不差地把《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这篇文章再发表一次。

胡适

读者可能会疑惑，前面不是说胡适和鲁迅是一伙的吗？怎么搞起内部斗争了？

这和胡适后期的转变有关系，他一开始就主张“20年不谈政治”，后来更是主张学生不要参与游行、呐喊救不了国，而是要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

这明显和时代的需求是脱钩的，战乱年代如果读书人都不管国事，全部到研究室里面，这个国家又如何重新崛起呢？于是鲁迅便写了一连串的文章进行反驳。

比如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文章中，鲁迅说道：“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笔者认为这个反驳是相当有力的，战乱时代，老先生整理国故未尝不可，也是保留国粹的一种方式，然而要用这个口号号召所有青年人去整理国故，那就是将中国的青年人和世界永远隔绝，这便是自绝出路。

胡适固然是极为了不起的，然而，相比鲁迅、李大钊等人，倒是显得有些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