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收录了莫泊桑的两则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隔多年,依然对其中的情节印象深刻:一个对家人谎称在外发了大财的人,原来以在船上帮人开牡蛎为生;另一个为了舞会上的一时风光,成为一条钻石项链的“奴隶”,搭进去了宝贵的十年青春。

莫泊桑擅长刻画人性,寥寥数千字里,不同角色的虚荣、贪婪、诚实、勤勉等特质,呈现得淋漓尽致。在结构安排上,行云流水的故事即将结束时,跳出一个出其不意的“反转”,既“震”得故事中人五雷轰顶,也引得读者不断回味,一代文学大师的小说创作功力,着实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近读毕飞宇的《小说课》,看小说家解读莫泊桑的《项链》,恍然发现:在文字、结构之外,《项链》之中,其实别有洞天。

这种感觉有点像《西游记》里,石猴和花果山的众猴子们对着水帘洞的瀑布,起初只知一味称赞“好水,好水”。一旦等石猴第一个跳了过去,把水帘洞内的景象告诉他们,这才终于知晓:原来此前的一番感慨,不过是看到了皮毛,真正精彩的内里原来隐藏在深处,等待有心人去发现。

毕飞宇和他的小说课,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石猴”的角色。

在对《项链》的解读上,毕飞宇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保持其他所有情节不变的情况下,把小说的背景从19世纪的法国,搬到现在的中国,几位主角的名字、身份相应做了替换:公共教育部小科员路瓦赛变成教育部秘书王某强,他的太太从马蒂尔德变成了张小芳,而富有的女友弗莱斯蒂埃太太则成了富婆秦小玉,两人再次相遇的地点改成了九寨沟。

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是吧?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改写之后的《项链》,变得有些不伦不类,怎么看怎么别扭。

毕飞宇在书中列了足足十条理由,比如根据国内的机关“生存法则”,下属应邀参加上司的宴会,通常都会以低调为主,不会特意戴上最昂贵的首饰,抢走主人的风头。

又比如,马蒂尔德偿债的方法是洗脏衣服、做苦力,放在张小芳身上就不合适了,她更可能是去做微商、做小生意。更何况,秦小玉得知自己白白赚了条奢侈品项链,会把真相告诉好友吗?大概率是不会的,那么结局的反转就得改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毕飞宇给出的解释是,在莫泊桑“原版”的《项链》里,故事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根基,是在于“契约精神”,这是约束公民心理、公民行为的一条红线,人们即使贪婪、虚荣、争强好胜,但他们都是“真实”和“诚实”的,只有项链是假的。这时,“真”与“假”之间相互对立,产生了戏剧的张力。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的普遍存在,马蒂尔德夫妇在弄丢项链后,虽然有恐惧和慌张,但想到的是解决问题,想尽办法赔偿朋友的损失,即使要花上十年的时间,生活变得面目全非。毕飞宇说:

“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毕飞宇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莫泊桑在对玛蒂尔达的虚荣进行讽刺与批判的同时,又无意中塑造了他们夫妇二人“负责任”和“忠诚”的形象。他们极其有耐心,能够忍受长达十年的艰辛生活,来履行一项可能原本不存在的契约,这种品质恰恰又是当下许多人所欠缺的。

换句话说,讽刺变成了赞美,如果莫泊桑先生泉下有知,是否会轻轻摇头,露出无奈的微笑呢?

其实,就像毕飞宇所说的,解读小说关注作者怎么构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一回事,但优秀的作品本身,具有“激励想象、激励认知”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会超越作家本身的。这时,解读或许偏离了作者的本意,但读者的收获和享受到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这更是阅读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莫泊桑原版的《项链》、“本土化”版的项链之外,英国小说家毛姆也写过一篇《珍珠项链》,同样是“真假项链”的故事,但在素以文风犀利著称的毛姆手中,故事又变成另一番模样。

《珍珠项链》的故事并不复杂,女家庭教师鲁滨逊小姐出身清贫之家,手头不太宽裕,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作为“替补”人员受邀参加一场上流人士的聚会。为了不显得太过寒酸,鲁滨逊小姐去珠宝店买了一条价值15先令的珍珠项链。

谁知在晚会中途,珠宝店的人找上门来说,说是当时店员一时糊涂,把一条送修的价值3万英镑的项链拿给了她,恳请她能还回来。鲁滨逊小姐欣然应允,店家则拿出300英镑的支票作为酬谢。

按理说,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鲁滨逊小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很多人都建议她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鲁滨逊小姐偏不,她请了长假,拿着300英镑出门旅行。

在旅行途中,她邂逅了阿根廷阔佬,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的剧情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鲁滨逊小姐结了婚,成了上流社会的医院,过上了开着劳斯莱斯、住高级房产的奢华生活。

当时那些热心劝说鲁滨逊小姐存钱的贵妇人们,如今又换了一幅嘴脸,对鲁滨逊小姐的生活枉加揣测,说了一大车的酸话,毕竟如今的鲁滨逊小姐早已不是昔日只能穿女主人旧衣服、任她们奚落的年轻女家庭教师了。

和莫泊桑的《项链》不同,毛姆在故事开头不久,就告诉了读者“项链弄错了”的事实,而且问题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他着重写的是鲁滨逊小姐的人生选择:不被周围人的观点所束缚,有魄力和胆识去体验和尝试,这种勇敢,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项链,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引子,之后是300英镑,之后是请假旅行,鲁滨逊小姐的一系列选择都是“主动”的。她同样诚实,但又散发着与马蒂尔德不同的人格特质。

在小说创作的背景方面,毛姆生活在19-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当时英国在海外拥有许多殖民地,大量英国人到东南亚、美洲、埃及等地旅行、定居、做生意,一些人还因此成了大富翁。同时代作家阿加莎的大侦探波洛系列小说中,波洛的“助手”黑斯廷斯上尉就和妻子到了阿根廷生活。

因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阿根廷阔佬”的形象是相当常见的,所以并不会觉得突兀。至于鲁滨逊小姐参加的那场上流人士聚会,参与者更多是那些“旧贵族”,他们往往对这些“乍富”的阔佬们有几分鄙夷。

换句话说,毛姆的《珍珠项链》同样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所以才会让让人觉得有可信度。如果给它来个“本土化改写”,故事估计又会显得真实性欠奉。

看完了三条“项链”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好的小说都是相似的:它们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即使角色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在阅读过程中,同样会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人物是鲜活生动的。反观一些“差”小说,人物和故事常常给人以“悬浮”感,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真实感,虽然会带来短暂的情绪冲击,但就像垃圾食品一样,没有回味的余地和空间。

毕飞宇对于《项链》“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看懂小说“肌理”的窗户,如果想要动手创作一篇小说,同样可以借鉴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