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祁连山山脉大雪覆盖，极目望去一片荒凉，真正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山脚下的平均气温，达到了零下二十度，几个年轻的汉子正在日夜不停地赶路，其中两个人三十多岁，另外几个只有二十岁左右。

祁连山口的野牛沟延绵三十多公里，这里狼、豹、鹰等猛兽常年出没。这个季节的山上更是光秃秃的一片，连枯草都没有半根，猛兽都饿红了眼。五个人一身狼狈，饿得难受时，只能吃一口雪，甚至薅一把身上御寒的毡衣吞到肚子里。

几个人形色匆匆的日夜赶路，来不及一点点的休息，走到祁连山口的时候，他们放慢了速度。

登山者拍摄的野牛沟

其中一人身高将近一米八，身形瘦削，看起来年龄最大，给大家分析眼前的情况：

“敌人现在必然对祁连山出口加强了封锁，我们如果一起行动，目标太显眼了。还有一些同志一嘴南方口音，很容易被发现，当下我们不得不分头行动……”

一位身形挺拔的战士听到这句话，忧心地问道：“那总指挥您的安全怎么办？”

年龄最大的人没有回应，而是说道：“陈明义、肖永银等人分开行动，自己回部队，我和陈昌浩只带一名保卫干部一起行动。”

陈明义、肖永银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长征中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单独行动没有什么问题。

而这位年龄最大的指挥者，便是红军西路军的总指挥，共和国开国元帅徐向前，现在他们正在执行军委的命令——从祁连山返回延安，向军委汇报。

大家分开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带着一名保卫干部趁着夜色出了祁连山。走到一处山沟，雪也找不到了，几人实在口渴难耐，就让保卫干部看看能不能从周围弄点水喝。

徐向前和陈昌浩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保卫干部还没回来。徐向估计出事了，赶紧和陈昌浩继续赶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又来到一个村子，数日饥饿、劳累，加上肚子里很久没吃过像样的饭，陈昌浩感到身体坚持不住了，决定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为了赶紧完成任务，决定自己继续赶路。

徐向前独自一人，有时白天赶路，晚上找个地方对付一宿，有时候感觉周围敌情复杂，就夜间赶路。除了投宿和吃饭，他不敢跟任何人说话——周围特务实在太多，回民也很多，当地回民在反动势力的长期蛊惑下，对红军和汉人都充满了敌意。

他有时候在汉人百姓家中借宿，有时候直接睡在冰冷的戈壁滩上，睡觉和吃饭都没有固定的时间。身上破衣服，头上破帽子，加上风霜的捶打，以及刚刚遭遇的兵败之痛，使他身心俱疲，36岁的徐向前看起来像个50多岁的老羊倌。

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他不敢走正路，更有时候只能靠讨饭维持……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徐向前落到夜宿戈壁滩，甚至乞讨生存的境地呢？

这要从一场惨烈战争开始说起……

西路军的形成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与此同时，日本正加紧侵略我国，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枪口一致对外。

毛主席提出要“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秘密关系也逐渐公开。

全世界也都笼罩在法西斯侵略的阴影下，苏联政府面对未来可能来临的德日两面夹击，倍感压力，提出要红军打出一条“国际通道”，接受来自苏联的抗日军事物资援助。

此时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如芒在背。

蒋介石的“智谋”是这样的：

他一边调集大军急冲冲地奔向西北，称要对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一边亲赴西安强迫西北军和东北军执行其计划，发动所谓“通渭会战”；

借机削弱张学良、杨虎城势力，如不服从，蒋介石便会把二人调离西北，逐步肢解；

蒋介石在黄河以东全力围剿红军，同时下令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配合围剿红军，如果四马死战红军，则同时可以削弱四马；

如果红军力量渡过黄河发展，蒋介石就可以借“围剿”之名进入四马地盘。

河西四马是非常反动的力量，他们认为手里的土地和军队是“祖产”，为保既得利益，不断地调拨当地回民仇视红军，同时为了防止蒋介石借追剿进入河西，自身也是拼死也要阻挡红军。

……

面对蒋介石的压力，张学良把“通渭会战”的部署通知红军，建议红军西渡黄河，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

这一背景下，红四方面军奉命西渡黄河。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

马家军为了防止红军渡河，早已将黄河东岸的大小船只、羊皮筏、牛皮筏劫掠一空，甚至把水手都抓光了。

红四方面军先头的三十军抵达河岸后，立即集中造船材料和人员，突击制造木船，政委李先念干过木匠，造船很有办法。船只在距离渡河口不远处的柳树林里秘密制造，中央派红一方面军从后方搜集材料支援，加快造船速度，三十军同时训练渡河。

此时，红四方面军后方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的“追剿”，徐向前令三个军后方狙击，掩护先头部队渡河。最终，红三十军先行过河，击败了黄河岸边严防死守的马家军，为渡河开辟了道路。

但是因为后方追击以及军委命令，最终在1936年10月31日，红四方面军完成渡河的有第30军、第9军和第5军三个军，共计2.18万人。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苦战河西走廊，子弹打光，刺刀不够用

因为做好了接受苏联武器的准备，也因为红军本身物资就匮乏，西路军在渡河前，平均每个人只有三五排子弹和两三枚手榴弹。

第5军渡河前还参加了阻截胡宗南追兵的战斗，弹药几乎消耗完毕，最后靠大刀、刺刀打退了蒋介石嫡系的追击。渡河前，年仅28岁的5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

渡河后，由于反动政府压迫当地少数民族，所以当地少数民族对汉人有很大的成见，另一方面，这里自古就是缺水、缺粮之地。

红军不仅武器匮乏，在其他物资以及群众基础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但是西路军十分英雄，凭借顽强意志和优秀的军事素质，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等口号的鼓舞下，很快就战胜了河西地带的马家军，准备继续穿越敌人封锁线。

徐向前曾经在一次西路军军政委会上阐释西路军西进新疆的必要性：1、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

接应苏联援助是西路军最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西路军能够取得胜利的核心条件之一。

早在1936年8月，共产国际曾经指出，中国红军需要占领宁夏打通内蒙方向的援助路线。但是到了11月，考虑到敌军的阻截，共产国际又改从新疆方向援助。

这样的背景下，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军委命令，说新疆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好了。徐向前立即将部队做了调整，命令部队迅速西插，由九军进占古浪城，三十军一路继续向西急进。

但是西北马家军长期积蓄力量，武器弹药充足，骑兵机动性又强，战斗力非常剽悍。西路军第九军在打通河西走廊的古浪之战中遭到失利，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就在此时，苏联的援助方向再次发生变化，军委电令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向前认为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但是在政委陈昌浩的坚持下，还是决定遵守命令。

11月21日，30军遭到马家军猛攻，战士们子弹打光后，用大刀、长矛与敌人激战三日，最终放弃了阵地。.

徐向前24日致电军委，提出四点：

一，马敌虽伤亡5000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二，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畏我夜战，退守堡寨，反复攻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中攻另一点。大部队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难生还；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刺刀、茅刀又少，难阻敌攻。

可见西路军孤军深入，人员和弹药无法补充，难以和马家军这样的“土皇帝”进行消耗战。

河西走廊自古就是骑兵厮杀之地，马家军的骑兵优势太过明显。

苏联援助的地点时而说是在新疆边境，时而说在蒙古边境，导致西路军对自己的行程产生了迷惑。

11月到12月上旬，西路军经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永昌以南水磨关之战、永昌之战、山丹之战，歼敌6000余人，自身大量减员，不算因饥寒生病的，光挂彩的就有2000多人。军队里有男兵，也有女兵，大家凭着坚强的意志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吃雪吞毡，子弹没了用大刀长矛，大刀长矛不够就用石头，用木棍，用牙咬。

这个样子，在一个地方死死蹲着，被动挨打，在徐向前的军事生涯里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大家都在奔走相告——抗日统一战线要形成了。

12月24日，蒋介石表示：“用领袖人格作保证”，承诺红军提出的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包括允许西路军取得苏联援助、令河西四马停止进攻等六大条件。

得到消息的西路军，感觉心里的石头放下了，决定继续向西。

然而1937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调集了四十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马步芳等转而调动了数万人，准备继续阻截西路军。此时的西路军，总兵力只有1万多了，弹药也耗尽了。

兵败

1月23日，军委让刘伯承率兵接应西路军东进，以保存部队。此时军队只剩下1.4万人，病号、妇女数量又多，徐向前把军队集中在倪家营子，准备让伤员和妇女就地安置，带领西路军东进。

但此时马步芳骑兵已经调集了7万人，堵截了西路军东进之路。河西一些原本中立的反动势力见到西路军势弱了，也参与进来。“四马之一”的马步青最初得知红军是为了接受抗日物资才向新疆进军，曾经放开一条路给红军，现在看到西路军弱势了，也参与到围杀中。

西路军以寡敌众，被围在倪家营子，与敌人展开了40天血战。

马家军的骑兵分为白马营、黑马营、花马营、红马营——就算是今天的物质条件也很难凑齐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马匹——骑兵优良是他们的千年优势，战争物资的丰富就算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某些领域未见得能够媲美。

异常惨烈的厮杀开始了……指战员们的子弹也打光了，就上场肉搏。大伙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头、树杈与敌人搏斗，围墙倒下了用身体堵上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堵上去，负伤倒地后，也握着武器，等敌人靠近给最后一击。

武器没有了，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咽喉，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这块战场上，没有男和女、中壮年和青少年、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徐向前传》）

徐向前在最危急时刻，爬到房顶上指挥战斗，敌人子弹并没有能够打到这个最明显的目标，徐向前在房顶上跳来跳去，指挥大家把敌人堵在倪家营子的廖家屯外。

24日，徐向前请求军委派八个团以上的兵力，求援西路军，并表示“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

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勒令马家军停止进攻西路军。军委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出兵增援西路军。

此时的徐向前再次带领队伍突围到三道沟流，但是正如之前徐向前给军委的电报所说，马家军以骑兵为主，人就算跑得再快，又怎么能快得过马呢？

仅剩的西路军八千人再次被分割包围，马家军持续骑马冲杀，徐向前命令队伍退入祁连山。

只有进了大山里，才不会被骑兵克制。否则你打他的时候追不上，你后撤的时候跑不掉。

三十军的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了掩护其余部队撤退，全部壮烈牺牲。他们和马家军扭打在一起，大刀都砍卷了，刺刀也折断了，子弹一颗不剩，没有任何武器，他们徒手搏斗也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掩护军队撤退。

此时，西进无可能，东进也无可能。

2月12日，中央电令，西路军保存现有力量，一是冲向中蒙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

陈昌浩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大家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行动

徐向前不干了，他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两个月前他还要求部队要冷静，不要有拼命主义、复仇主义，要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但是他现在只想留下来，首先是不甘心，其次他也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将会对队伍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语气说道：“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的分散行动。”

陈昌浩说的也没问题，以徐向前的名气，留在这里只会加剧反动力量的疯狂围堵。

会上的其他人，也有人催促他们赶紧走。

散会后，徐向前单独找到陈昌浩，想动员他不要回陕北。他恳切地说：

“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垮了，孤家寡人的回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

后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写道：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愧疚良深。”

3月的祁连山，凄冷。更凄冷的，是西路军将士们的心。

沿路乞讨，夜宿戈壁，终到延安

就这样，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开始几个人一起走，到最后，剩下徐向前只身赶路。一路上，到处都是他的通缉令。

这一路上，尤其是在黄河以西，回民众多，马家军的暗探也很多，就算一路上绕开大道也是很危险的，有些时候不得不要饭吃，睡戈壁滩，就这样，徐向前躲过了无数次的盘查。

路上经过的一些地方，是之前的战场，他会停下来默默哀悼，几个月前他还和自己的战友们一起厮杀。

逃到河东后，他用金戒指给自己换一套衣服，伪装成商贩，继续赶路。

4月30日，整整走了45天后，徐向前终于找到了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

徐向前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安排他到西安治疗。

前往西安前，他掏出十几个金戒指交给彭德怀：“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用掉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交公。”

到了5月份，徐向前才终于抵达延安。

毛主席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

并递给徐向前一支烟。

徐向前对着毛主席，把西路军的情况都说了。

毛主席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主席接着说：

“西路军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祁连山的西路军后来怎么样了？

徐向前回延安的路可谓九死一生，莫说一路上反动力量密不透风的盘查，就算是戈壁滩上的猛兽威胁，以及有时数日没有水和食物危难情形，都是致命的。

在遇见刘伯承之前，徐向前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不敢打听，不敢买报纸。

这期间的西路军将士，大部分人在后来的游击战中牺牲了，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英勇就义。李先念率领西路军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收到了中央电台的信号，得到了设法去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

西路军留下来的勇士很少，但是为我军留下了壮大的火种，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精神。

去留肝胆两昆仑

1990年6月，徐向前因为肺病住院治疗。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他要把骨灰洒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与那些年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在一起。

徐向前去世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元帅家属发了8000多元抚恤金。这是徐向前留下的最后一笔财产了，徐家一分钱都没动，全部给了徐向前的秘书郭春福，因为郭春福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急需用钱。

徐向前一生以简朴闻名，自己会织毛衣。去世后一件穿了30年的毛衣，被家属捐给了国家。建国后，毛主席点他去苏联采购朝鲜战争的军事物资，结果谈判超过了很多时间，他舍不得在当地买大衣，就让信使从国内把大衣带到莫斯科。结果徐向前刚回国，就开始发高烧，引发了严重的肋膜炎，他最后去世，与这次肋膜炎的关系很大。

在徐向前的回忆录中，他对于未能和西路军战斗到最后一刻感到无比遗憾，之后数十年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清末大英雄谭嗣同曾经有一首《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徐向前当时作为西路军最重要的军事家，对于西路军的军事行动是唯一全盘掌握的人，他返回延安，对于总结西路军得失以及以后的中国革命，起到了更大作用。

虽然徐向前元帅晚年对此事抱憾不已，但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应当是合适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