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

支公即清谈大师支遁，陈留（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东晋中期的他，是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

支遁容貌奇异。

谢安称其：“双眼黯黯明黑。”

孙绰称其：“棱棱露其爽。”

一次，王濛在病中，亲疏不通， 支遁来，守门人告知：“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道：“此必林公。”

支遁虽许身佛门，但性喜老庄。

在支遁之前，魏晋名士解析庄子的《逍遥游》，义理皆不能超越向秀和郭象。

及至支遁，以佛理解释庄学，并于余杭白马寺当众精讲《逍遥游》，引起轰动，成为玄学与佛学合流后清谈场上的沙门代表。

王濛如此感慨： “支遁法师探寻玄理的功夫不亚于我们的天才王弼。”

当然， 支遁的佛理本业也没放下，他写有著名的《即色游玄论》，认为“色即是空”，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他的一些诗句已见谢灵运山水诗的端倪。

此外，大师还爱养马放鹤，畅游山水。

也就是说，支道一人兼有众多身份：高僧、清谈名士、诗人、旅行家、皇家玄学顾问、宠物爱好者。

支遁是在二十五岁时放弃世俗生活的。

他早年栖于余杭山，后迁剡县讲经。其间往返于剡县与京城建康间，与当时的名士会稽王司马昱、谢安、王珣、孙绰、许询、王濛、刘惔、殷浩、郗超、王羲之等人交游，在很多著名的清谈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清谈时，支遁的唇齿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人生到宇宙，高议非常，往往令清谈高手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

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支遁从建康返回剡县，路过会稽时与内史王羲之相遇：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 ”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 ’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清谈中，支遁那如繁花灿烂般明丽的语言与哲思征服了王羲之，乃请其入驻灵嘉寺。

支遁后返剡县隐居，并逝于山林。他一生潇洒，尴尬时候只有两次：早些时候，支遁欲在剡县买山隐居，受到僧人法深的讽刺；另一次，王徽之与谢万共评支遁的相貌，王说： “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

谢曰： “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

支遁说： “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大师爱养马与鹤。

关于养马，有人议论：一个和尚家的，天天玩马…。

支道答： “我爱的仅仅是马那神骏的气韵，你等俗人哪知其中奥妙！”

相对于养马，支遁更爱养鹤。

竹与鹤是东晋名士们标榜情怀的符号，支遁大大小小的鹤养了一群，天天徜徉其间。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走了，这实在让支遁郁闷。后来，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支遁的弟子为他出了个主意：何不把它们的翅膀剪短了？

支遁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依计而行，那些仙鹤果然老实了不少。

一次，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带来一对小鹤作为礼物，支遁特别高兴。后来，这对小鹤渐渐长大了，翅膀管硬了，也有想飞的苗头，支遁照样将它们给剪短了：这回你们俩飞不了了吧？！两只小鹤回头看看翅膀，郁闷而忧伤地低下头。

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支遁突然难受起来；鹤本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能够将其束缚而做玩物？

自此，大师再也不干剪鹤的翅膀管的事儿了。

等那两只仙鹤的羽翼丰满后，支遁登上高山将其放飞。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 “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已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支遁放鹤）。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有了放鹤这意义非凡的动作，支遁清谈更见哲思，佛理的加入也恰到好处。

佛教于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直至三国乃至西晋，其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到了东晋后，突然大行其道，名僧辈出，寺院林立。佛教之兴，与其教义切合动乱时代人们的内心特点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沾了清谈风气的光。

东晋时，玄学在义理上已难有新开拓，名士为了使清谈更有滋味，只得借助于佛理，而后者反过来又借助名士的地位，推进其传播。可以这样说，玄学和佛学的互相利用，是佛教在东晋大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殷浩，在当时被认为是清谈之宗，北伐失败废居东阳，在郁闷中开始接触佛经；名士孙绰也很信奉佛教，并专门为其写论；再比如何充，以宰相之位到瓦官寺，非常虔诚，遂有阮裕之语： “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超越古今！”

何问： “您怎么今天忽然推崇起我来了？

阮答： “我只图做个食邑数千户郡守，而你却想成佛！”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则认为：成不成佛放一边，常读佛经，陶冶性情的功效还是有的。这是当时的皇帝的看法。

南北方佛教交流频繁，总有僧人南下授道，此日又有僧人入建康瓦官寺与支遁共论《小品》。

《小品》是佛教“般若学”的一种，其义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起，但其本性是“空”的。另一位名僧法深和名士孙绰也在座。辩论中，北来僧人屡设疑难，被支遁一一化解。作为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佛学理论家，支遁对《小品》深有研究；殷浩晚年研习佛经，对《小品》有了心得，欲与支遁辩论，竟未实现。

现在，支遁与北来僧人共讲《小品》，辩答有致，言辞清丽，风度绝佳，没一会儿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景，孙绰跟身边的法深说： “大师，您是逆风家，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法深听后笑而不答。

在这里，介绍一下法深。

作为东晋高僧，法深也被称为道潜和尚。永嘉之乱前，法深曾游历长安，登坛讲经，对佛教经典的讲解深入浅出，听众云集。永嘉丧乱，法深独自南下，一为避难，一为弘扬佛法，受到皇帝、宰相的欢迎和礼遇。

晋成帝时，庾亮的弟弟庚冰一度执政，对僧人不拜皇帝、以异服随意出入宫廷等种种做法看不惯，提出对僧人进行限制与打击，但遭到信奉佛教的大臣何充的反对。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法深离开建康，前往剡县山林隐居。

法深与会稽王司马昱关系颇好。一日，大臣卞壸（kun）去司马昱府上，遇到了法深，有下面的发问： “僧人自当超脱尘世，怎么还交游官宦人家？”

法深答： “在你眼里，这里是贵族朱门；但在我眼里，却与贫寒人家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所谓“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遁喜与名士交流，出镜率比较高，但在资格和造诣上，法深都不在其下，只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当时，有后起者对法深指指点点，惹得法深不快： “黄口小儿，还是别对久经沙场的老人进行点评了！知道吗？我曾跟元明二帝、王庚二公周旋！“

因佛理渊博，并不含糊支遁，不会望其风而倒，所以法深被孙绰称为“逆风家”。

现在，法深笑而不答，于是支遁向其发难： “白旃檀确实很香，但哪有逆风的本事呢？“

白旃檀是一种香树，产于印度。佛经道：世间树香有三种，采自根部称“根香”；采自枝部称“枝香”，采自蕾部称“华（花）香”，此三香只能随风扩散，不能逆风。而波利质多天树却可逆风飘香。法深自明其意，但面对支遁的挑战，仍不予理睬，神情更为高迈。

支遁便越发急了。

按理说，关于白旗檀的比喻算个利器，但法深未发一言，以沉默为盾，于无声中占得上风；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沉默使得法深真的成了波利质多天树，即使逆风也可飘香。姜还是老的辣，法深到底高支道一筹。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366年，大师故去。八年后，旧友王珣路过支遁墓，伤感不已，他是怀念一个时代的远去吗？站在墓碑前，王珣心怀黯然： “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后来，艺术家戴逵又过其墓，所言更令后人唏嘘：“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

时光奔流，斯人已去，而林树犹盛，人于天地间，真是渺小！

即使大师如支遁，也难逃时光的利箭，高逸的身躯终被岁月的枝叶掩盖。但是还好，其人虽远而德音未远。还有那云中的白鹤，其龄若有百年长，是否也于远天上听到大师那智慧的声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