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有一家新青年书店，店主之一是我的朋友蔡朝阳。他的笔下，常常出现书店故事，我最难忘这一则。新青年书店的镇店之宝，乃是乔治·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有些版本作《1984》），开业半年，便卖出近百本，位居销售榜之冠。有一青年，到书店求购村上春树的《1Q84》，遍寻无着，结果买走了《一九八四》。店员说，其实买对了。对此，蔡朝阳引用《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之言感慨道：“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伯吉斯此言，十分激动人心。可是，如果较真，你会发现，阅读奥威尔，并不必然促使读者追寻自由、捍卫自由。有些人读罢《一九八四》，非但不思自由，反而借鉴“老大哥”的统治理念和治理术，施与自家王国，压迫自由，摧毁自由。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活学活用《一九八四》，把大洋国的治理术运用于圭亚那的琼斯镇，制造了一处耸人听闻的人间地狱，最终导致914人集体死亡，其中包括276个儿童。质言之，一本书的主题，未必能决定读者的价值取向：宣扬自由未必能使读者向往自由，抒发悲悯未必能使读者心生悲悯，主张人道未必能使读者投身人道，赞美改革未必能使读者推动改革……

这一点，鲁迅早有明见：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可知书与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分歧何其严重。其实不要说书，哪怕纯粹如半杯水，搁在那里，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所见都完全不同呢。

这话有些丧气，不过还得重申：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这个世界未必就会多一份自由的保障，正如多一个人读狄更斯，这个世界未必就会多一份悲悯与人道的保障。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被苏联放逐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其获奖演说，名言警句迭出。譬如这一句，常见人援引：“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此处之狄更斯，可以换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

细究布罗茨基的文本，足见诗人的审慎。他声称，自己这么说，不是凭经验，只是从理论上讲；而且，他谈的是对狄更斯的阅读，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他所定义的阅读，大概要求读者必须深入狄更斯的思想。

附加了这两个条件，布罗茨基的论断，还是有例外的可能。尽管我们难以找出确凿的证据，譬如一个读过狄更斯的党卫军、克格勃或红卫兵，开枪杀人是什么表情和心理，那些没有读过狄更斯的同侪，开枪杀人是什么表情和心理，前者心中是否擦出一丝犹疑，是否把枪口抬高了一公分。然而，相应的案例却不鲜见。二十世纪所造杀孽最重的那些人，大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不但读书，还能写书，笔下不无自由、民主、憲政等字眼，甚至自称不是政治家而是艺术家，可是他们杀起人来，何尝手软，大手一挥，便要浮尸千里，弹指之间，便要血流成河。

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正值斯大林时代，姑且以斯大林为例。也许在布罗茨基眼里，斯大林只是识字，还不曾达到“阅读”的程度。这显然低估了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谈到斯大林爱好文艺，小说、话剧、歌剧、交响乐等，简直无所不包。高尔基《少女与死神》出版之后，斯大林不仅阅读，还写下一句读后感：“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你看，他不仅读歌德，读高尔基，还能把握小说主题呢。此外，斯大林还是一位诗人，他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曾请求帕斯捷尔纳克评价他的诗作（想来他应该读过帕氏的诗歌），马、帕二氏尤其后者，可比诗歌界的狄更斯。如果遵照布罗茨基的逻辑，斯大林将“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事实恰恰相反。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说到底，狄更斯的美学与斯大林的美学绝不是一回事，知识的运行规则与权力的运行规则绝不是一回事。明乎此，则可避开布罗茨基的误区：权力者阅读狄更斯，并不影响其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权力者阅读人道主义的书籍，并不影响其行事惨无人道。

读书、知识之于权力者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而非规律，而且概率并不大。有一种片面的说法，以为权力者具备了现代知识，即可推动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转型。从反面来看，此说大抵能够成立：假如权力者缺乏现代知识，断难引导国家向现代转型。至于正面，则待斟酌。如你所见，有些权力者本是法律人出身（如萨达姆），甚至获得了高学历（如卡斯特罗），然而他们治下的国家，却与法治渐行渐远，他们的建国目标，不是法治国家，而是摧残法治的国家。这正印证了一个观点：法律人执政，对法治的践踏也许更甚于没有读过法律的执政者，因为他们深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深知从哪里下手，更容易破坏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

必须声明，我无意否认读书、知识之于权力者的重要性，更不是主张权力者不必读书，不必读狄更斯、奥威尔。无论权力者，还是无权者，当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都适用于布罗茨基的论断：一个人愈具有文学趣味，便愈可能“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鼓励所有人去读狄更斯和奥威尔，而非去读希特勒《我的奋斗》和卡扎菲《绿皮书》。

当然，经由一本书改变一个权力者，进而改变一个时代的案例，不是没有。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便讲到一例。尹仲容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主导了1949年后台湾经济改革，使残破的孤岛从计划经济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其实，起初尹仲容乃是计划经济的信徒。1952年，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蒋硕杰回台湾休假，拜见尹仲容，观感甚差，他认为尹是“工业出身从事计划经济的人”（1951年邢慕寰初见尹仲容，印象更坏，他认为尹“只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的官僚”），不过回美国之前，他还是挑了一本詹姆斯·米德的《计划与价格机制》寄给尹仲容，死马当作活马医。不曾想，尹仲容读完此书，经济理念剧变，从此开始呼吁减少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此即台湾经济学界脍炙人口的“一本书改造了尹仲容先生”，从而引出了一个“尹仲容时代”的故事。

遗憾的是，在中国，如此光明的故事，寥若晨星，仅此一例，更多的却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及读书人执政却删书、禁书、焚书，以至坑儒的悲剧。后者提醒我们，奥威尔不能保障自由，狄更斯不能阻止杀戮，过度寄望于权力者的学历、专业和知识，与过度寄望于权力者的德行一样危险。

2015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