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也有富豪榜？从范蠡到程郑，发家史与经济变迁密不可分|史记|司马迁|子贡|程郑|范蠡|货殖列传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司马迁《货殖列传》

提起司马迁的《史记》，后人多以观摩历史的角度去感受其中的人和事，实际上，司马迁不光是一位客观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慧眼如炬的社会观察家，他让后世统治者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甚至还让无数商人明白商业、致富、民生之间的和合共生。

《史记》的结尾部分有一卷名叫《货殖列传》，司马迁在其中提出的商业思想与古代社会倾向的“重农抑商”有些格格不入，这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第一篇专门为商人树碑立传的文字，也被很多后人戏称为“《史记》富豪榜”。

《史记》

与现代人眼中只以财富排位的富豪榜不同，《货殖列传》恰恰通过对中国早期儒商的详细记载表达了司马迁对商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认可与赞扬。之所以这段文字会被后世的很多大商人称为“经商鼻祖”，恰恰源于众位巨商的发家史既成就了自己与家族，更顾及了天下民生，顺应经济变迁。
从范蠡到程郑，司马迁告诉世人“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让后人知道，大商中也有大道！

《货殖列传》

一、范蠡——弃政从商，坚守取财有道

《货殖列传》中对于范蠡的描述最为详细，一方面是因为范蠡本身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是因为范蠡的一生从治国到经商做出的各种选择，体现的重要思想都极具价值。

曾是春秋末年越国谋士的范蠡，在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选择功成身退，此后成为一代巨商，被后人誉为“商圣”。要说范蠡的发家史与他对于商业规律的深刻洞察密不可分，最重要的是，范蠡始终在经商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品行。

在他看来，生产与流通都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商业运转规律保证资金周转的灵活性，采用不同的商业经营方法才能够后收获丰厚的回报。

范蠡

在经商理论中，范蠡的“积著之理”被后世当成经典，其实，他提出的“待乏之理”才最能体现身为商人的范蠡懂得顺应经济变迁并坚守取财有道。

很多商人都崇尚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可这样的极端经商之道却极为不利于整个社会商业运转的稳定，而在范蠡看来，当商品售价下降则说明存在供过于求的情况，采用“贱取如珠玉”的优质低价销售原则可以利于商品价格的回升，保证供需双方的利益平衡。

最让人佩服的是，范蠡认为，当商品价格上涨且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时，大量卖出商品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迅速缓和市场矛盾并促使商品价格的回落。

这才是范蠡最为受人尊重的方面，他的经商理念展现的为国分忧、为社会担责、为平民谋利的思想境界，即便在经济变迁极不稳定的时期，如此经商对人对己都可以维系良性循环，所以范蠡始终是中国商人的标杆与典范。

二、子贡——亦政亦商，堪称儒商鼻祖

身为孔子门生，子贡不光在学业以及政绩方面建树颇高，他的理财与经商理念更是有着惊人的天赋。对于子贡来说，他的经商有道在于将经商与政治完美结合起来。

子贡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精准把握商品流通的变化，囤积居奇并贱买贵卖，不断实现财富积累。不过，帮助子贡创造商业帝国的恰恰是当时的各国诸侯。

所到之处，子贡一直都在传播着儒家教义，并以此不断与政要交好。子贡深知，身为商贾想要趋利避害，一定要与官僚紧密结交，而政商互动的模式才能保证自己经营的商业可以时刻走在社会最前沿，这也是政商互利的重要表现。

当然，子贡的政商互利与官商勾结截然相反，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从政治角度考量经济发展方向，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封建社会。子贡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通过让更多的政要懂得实现商业良性循环的重要性，才能给并不发达的工商业提供理想的发展环境。

子贡

三、程郑——降民俊杰，秦汉“四大铁王”‍

相对于范蠡与子贡这些有着良好政治背景的商人来说，被司马迁收录到《货殖列传》中更多的则是那些平民巨商，程郑就是这其中最经典的例子。

尤其在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是社会主流，在商人处处遭受打压之时，还能有巨商崛起，靠的一定是对于时局的精准把握而非运气。

对于程郑来说，因为祖辈是冶铁商的缘故，当秦朝开始将统治重点放在农业生产时，恰恰变相地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即便当时的程郑受到秦朝“重农抑商”打压而成为降民，可他却很清楚自身处境以及“争与吏，求近处”的道理。

在偏远的临邛，因为发现当地铁盐矿产奇多，用心筹谋之下，程郑开始做冶铁生意，并将铁器卖给西南地区物资匮乏的少数民族，并与有名的巨商卓氏一起将临邛逐步发展成巨大的冶铁中心。
因为“重农抑商”的思想，史料对于程郑的记载并不多，可程郑被称为秦汉“四大铁王”恰恰因为冶铁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也促进了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因为冶铁与以农为本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不可否认，程郑的成就一样是尊崇了经济变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