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中国科学家能像袁隆平这样,有如此高的国民度,如此被官方和民间共同尊敬,去世能引发举国上下如此强烈的哀悼。

“杂交水稻之父”,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在介绍袁隆平时第一次这样称呼。从此,这个头衔伴随他40多年直至去世。关于袁隆平研发的杂交水稻对中国的意义,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美国农业学家唐·帕尔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如此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得人口增长率下降,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

袁隆平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一个是“覆盖全球梦”,超级稻走出国门、造福世界,让天下人都能吃饱饭。直到去世前,他仍在为实现自己的这个两个梦想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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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败”的成功

与他农民伯伯的形象以及所在行业的“接地气”不同,袁隆平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袁隆平祖籍江西,爷爷为晚清举人,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在南京国民政府任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母亲是一名老师,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在协和医院出生,因属隆字辈,又生在北平,取名“隆平”。

学习农业,源自袁隆平小学一年级时的一场园艺参观。红红的桃子,大串大串的葡萄,五颜六色的鲜花,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尽管多年后,他在某次演讲中笑说,后来才知道园艺场展现的并非真实的农村景象,如果当时看到农村的真实状况,肯定就不学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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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袁隆平一家颠沛流离,曾辗转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多地。1949年,他考上西南农学院,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成为一名老师,主教遗传育种学。当时的遗传学领域有两个流派:一派以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李森科为代表,主张外因让生物产生的改变能遗传给后代;一派以孟德尔、摩尔根等人为代表,认为代际之间遗传的是生物本身的基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苏联学派学说在中国是绝对主流,被写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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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最先以苏联学派学说为理论指导开展“无性杂交”研究。他曾尝试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确实种出来的“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但他们的种子并没有将变异遗传下去,再次种下去西瓜还是西瓜,南瓜还是南瓜。直到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上看到DNA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他才恍然大悟,开始找寻水稻良种,用遗传学说指导育种。1961年7月,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超级大水稻,稻穗八寸长,一个稻穗竟有230个籽粒,按照推算,用这种籽粒做种子亩产量能上千斤,而当时的高产水稻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但当他真的种下去后,第二年收成却不好。不过他从中得到启发: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人工培养杂交水稻,前提是要找到雄性不育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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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袁隆平拿着放大镜,在稻田里花了14天时间,观察了14万多个稻穗后,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他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投稿给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科学通报》,并于1966年2月发表。接着是国家科委来函,肯定了他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作出的预言,并要求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水稻研究工作。“当时,国家科委有一个局长,他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很有意义,他就请示当时的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他说这个杂交水稻当然要支持呀,他就发文。后来省里面就立项了,再后来是国家立项,这样就有经费、有人员、有学徒,研究杂交水稻。

但真正的突破在发现“野败”之后。1970年11月,在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来到海南,在当地农场技术员冯克珊的带路下,发现了三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为其命名“野败”。将“野败”基因导入栽培稻,他得到了几万株“野败”后代,随后终于培育出亩产亩产超过500公斤的杂交水稻。由此,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75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杂交水稻在南方13省推广。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后,声名也向袁隆平涌来。1981年,他被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授予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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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更高产

2013年,《人物》杂志做了一期袁隆平的封面报道,文中写道“袁隆平本人恰如‘野败’,崛起于低微之处”。

在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之前,袁隆平的研究遭受不少质疑。一位70年代下乡到袁隆平所在地的知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是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嘛!大家都说他,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不去搞,专门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的研究挫折不断,进展缓慢,1964年开始,1973年才成功,整整花了9年时间。1986年开始的两系杂交稻,以及后来的三系杂交稻,同样花了9年时间才成功。但袁隆平不惧挫折,不怕失败,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自信的心态。“最后我们总结一条经验,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的人就不要搞研究。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事呢?”

在科研上,袁隆平有永不满足的个性。他不断给自己定目标,一个目标达成,又开始下一个,在他的研究培育下,杂交水稻亩产从700公斤到800公斤、900公斤到1000公斤。暮年,他把研究重点转向海水稻——一种可以生长在盐碱地的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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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他不断攀登的,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从饥饿走过来的人,深知“吃不饱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经常说起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惨状,大家都吃不饱饭,因为没有能量摄入,他手脚冰冷,没有力气,连最爱的游泳运动也做不了。“你们没有挨过饿,你们都是在米汤里面长大的。”但今天,中国的粮食安全仍存在威胁。耕地不断减少,大豆、玉米每年靠大量进口。“追求高产更高产,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所以他90岁高龄还在研究海水稻。他估算过,我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能种水稻的、有水淹盐碱地近2亿亩。如果海水稻研究成功,给国家至少增加1亿亩耕地,能多养活1亿人口。当然,袁老的视野可不只在中国,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以稻米为主食,他一直在推进让杂交水稻种植走出国门的工作,因为保证提高水稻的产量,对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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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不服老,说话幽默,经常逗笑网友。在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举办的一次演讲中,80多岁的袁隆平俏皮地称自己是“80”后,要在“90前”实现亩产1000公斤第四期的目标。作为一位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国民级科学家,袁隆平对土地和稻田有一种深沉的热爱。“我天天下田,everyday,有空就去田里,看它生长情况啊,有没有什么病虫害啊。”到了90岁,身体大不如前,他还是要坚持去田里。湖南省农科院为他住宅旁规划了一块试验田,他不用每天下田了,在房子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宝贝”。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相信袁老的科研精神将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就像他的秘书辛业芸所说:“袁老师能够把这个科研坚持几十年,做到科研水平世界领先,产量也是世界最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更是一个精神丰碑,对我们方方面面都有激励作用。同学聚会,别人认为我就是像农民一样做田里面的事情,我丝毫没有觉得。我是在做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