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晃就过去了。
转眼到了1980年，万物复苏，大地回春，我和永革就在公社读高中，记得这一年，刘少奇平反了，很多有名的文臣武将也平反了。
小学毕业时间向往的公社驻地，永革和伙伴们在这儿读了两年书。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上课，星期六下午回家里休息，星期天下午带些米菜得回学校。
学校在公社驻地南边的一个荒岗上，学生比较整齐，年龄相差2-3岁，但老师就不同了，有20来岁的毛小伙子，也有50多岁快退休的老教师，老师成分复杂，据说有右派，也有知青，有本地的，也有莆田、仙游外地的，女教师记得没有。到高二毕业的时候，有五个班，每个班50人算，250人左右，不少了。
高一按课程学习，高二就不同了，频繁分班，尖子班、文科班、理科班、中专班，倒腾来倒腾去，数不清的复习、考试、测验，学校和老师掂量学生不同的成绩来分班。
我记和在高二（2）班，永革在哪班呢？
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在1977年下半年考的，78年高（中）考在暑期，以后都在暑期了。1977年和1978年考生的生源就杂了，老三届老高中生，老三届初中生，以至文革中毕业的高中初中没有修完学业的学生，从十几岁至30岁左右，从乳臭小子到已经为人父（母），但到了1980年，学生比较统一了，应届生和回炉生（就是往届考不上再复读的）。
我和永革遇上了最好的朝代，也遇上了最坏的时代。坏时代是，一出生就是文革，一上学就向工农兵（解放军）学习，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父母饿着肚子参加生产队劳动，读书阶段基本属于放羊状态，就是简单认识几个中国字，再有加减乘除的算术吧。（真怀念私塾时代，那时《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读取，不知强我们多少倍，小学时还猛批《三字经》，可见，历史往往是倒退的。）
最好的时代是，一个爱折腾的领袖去马克思了，一切开始好起来，经济开始复苏，可以考试入大学、中专了（其实就是考入学校就进了保险柜，因为出来后国家包分配，就是正式干部职工了）。如果那个爱折腾的最大的老大迟死十年，我们能上学，能出来正式工作么？有时想想，命如虫蚁，我们卑微的人生竟和某个人的生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人生前没有给我们好日子，我们都在心里对他感恩戴德，歌颂他，敬仰他，他死时比丧考妣还要感痛，真是大讽刺和黑色幽默。
著名作家臧克家有诗云：“有的人活着，却在人心中已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大意）”。为了主义，为了私利，一个站起来，几亿人仍然当奴隶，，我到了年过半百的年纪，对那些残酷暴君暴政心中仍然充满仇恨啊。
那个年代人们还是很单纯的，从开始恢复考试，几年间陆陆续续乡村有人跃上了“龙门”，无颖是巨大示范效应，一朝登龙门，终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滚泥巴了，用客家话说，剥除谷壳，吃米了。在当时没有打工，没有其它晋升渠道的情况下，学校是最有光环最最耀眼的地方，也是一个“梦工厂”，每至考试一过，一个月左右知晓成绩了，某某考上了，然后再过一个月，在亲朋羡慕祝福的眼光下，穿着土气的衣服，带上简陋的行李去上大学了，过了一年，这些土里土气的小子（少女）回来了，腕上戴着手表，整个人是那么清洁白晳，讲话也斯文了，在同乡和低年级的学生中是那么地羡慕和崇敬啊。
永革和我考的是中专。为啥的，我们都是家庭穷，如果考大学的话一般当年考不上，考中专有取胜的把握，少复读回炉一年，减轻了家里负担，又可以早早出来工作，所以社会主义不是有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在我们身上就有活生生的体现。
而且考大学分文科和理科，理科一定是数学、物理、化学拔尖的（语文、政治也不能差），这个基本由学校根据你平时考试成绩决定，而文科则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人们都说学习不好（最起码数理化不好）的人才报文科的，故文科班学生数量庞大，但录取率太低，而且大部分课程都要死记硬背的，也无胜算把握。考中专，记得只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数理化综合，一是觉得难度不会太大，二是觉得不必刻意死记硬背，三是当时考中专不用考英语课程，一看到英文（我们叫牛轭链，就是犁田套在牛身上的铁链子，一看英文头都大了，虽然当时考大学，英语的总分值才40分）。
永革和我考的是中专。为啥的，我们都是家庭穷，如果考大学的话一般当年考不上，考中专有取胜的把握，少复读回炉一年，减轻了家里负担，又可以早早出来工作，所以社会主义不是有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在我们身上就有活生生的体现。
我们是历史洪流中微小颗粒，被滔滔洪流裹挟而行，个人命运，其实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1980年6月，永革和我上了考场，考场上八个大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的，这一场考试，人生的路径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结果，我有幸上了中专分数线，读了本专区的农校。
永革离录取红差2分，这2分决定永革以后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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