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晚写影院新上映的西南联大题材纪录片《九零后》。

我看完这部片的观感极其复杂，就只觉得好像以自己仅有的形容能力，很难细绘出那种看完胸腔震荡的感觉。

这并非是在夸大西南联大这一主题的固有力量，也当然不是导演技法有多么革新出奇，仅仅是，对于这群成就斐然的老一辈文人，名士，功勋，以及那不再复现的烂漫问学年月，作为后辈的我欠缺笔力，而感怀有余。

它散漫出的智性思辨气息太厚重，也太灼热了，那不是轻易就能碰触得到的人文温度。

我也不确定这种自发的情绪是不是浓烈到了超越这部片子本身，但我一度觉得，它的最大意义，其实就是一种拨动，拨动沉湎于浮躁当下，人们那一根对天真，对文学和诗尚有感知的不死神经。

那个繁星闪耀的年代太精彩了，一部片拍不全，一篇文也肯定写不好，甚至极端点说，他们其实并不适合被用文字，影像等任何形式去记录下来的。

只适合，我们后辈以风骨和良心去有所继承。

《九零后》

要谈《九零后》，谈西南联大，须得先回到那片战火纷飞，动荡飘摇的历史背景中去，才能真正品味到这朵霜中梅花的风姿。

西南联大是特殊时势下的产物，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炸响了第一声国难惊雷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因躲避战乱而自长沙到云南昆明落地。

学子们几经长途迁徙，炮火轰鸣，亲见着家国破碎和濒弱，而人人自知报国重任在肩，步履维艰而不曾止步，文脉由此绵延。

《九零后》便是让这些智慧与道义兼存的个体展开私人视角的回忆，以不同的历史细部组合起了这一幅人文浮世图。

动人的是，电影时刻紧贴着历史的回望脉络，所以开端西南联大学子的自述，总是以对家乡小城的追忆作为开头，再以流离失学作为怅惘的结束。

巫宁坤老先生还在谈到散学回家的悲哀时，含泪复唱了当时冲到讲台上的女同学的歌《松花江上》，没有多一个字的描述而尽显刻骨之哀。这便是当时的中国。

也谈不上好与坏，这场浩大的战争劫难掠去了无数生命，而一些淬火的晶石因西南联大的8年存活，留存了下来。

比如快被蒙尘的风骨二字，比如对知识的无功利渴望，再比如，自由。

一

文人风骨

风雨飘摇的年代下，在西南联大学子们身上首先凸显的就是四个铿锵大字，文人风骨。

他们就像危难的湍流里最昂然挺立的定心枝节，知识和重兴邦国的信念，就是他们唯二的傍身之物。

所以这种风骨的体现，一方面当然是勤学救国，后面学以致用的宏大志向。

马识途先生就坦承“去中央大学就是想救国，考的工学院化工系，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许渊冲先生也说“小学作文的志愿就是要抗日”，自证着对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历史节点的亲历，对个人理念塑造的影响。

被诗人李广田赏识有加的翻译官缪弘先生，其父是众人皆知的大汉奸缪斌，而自己独有报国志向，在考入西南联大之后毅然投笔从军。

最后本也可以和“怕死的同组美国兵一起撤退”的他，因“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而死，正如同伴罗振诜所言，“他有为国牺牲的决心”。

从抽象的学问到具体的生命，这样不辞付出的决心在西南联大学子身上皆可验见。

而风骨的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学子们在艰险条件下不曾动摇的信念。

他们对苦难是报以轻蔑的。

在从长沙分三路迁去昆明时，除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外的300余人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行程近3500里，是可想而知的疲劳。

而他们自得其乐，开了一个“步行矫健奖”，获奖者之一吴大昌先生至今提及依然语气轻松，学子回忆录里也尽是路途趣事，可一窥其达观精神的普遍。

还有后面西南联大落成，教室条件极其简陋，窗无玻璃只有糊纸，桌子和椅子则是合为一体的窄窄“羊腿椅”。

而学子们仍能从中自寻妙趣，郑哲敏先生就有提到对付灯的昏暗，是“摇它一下，把灯丝拉长，先让它短路一下，就亮了”，眉眼间都是笑乐。

包括谈论宿舍有臭虫，王希季先生会豁达地说起初是咬到睡不着，后来“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和平共处状态”；

后面有炮弹轰炸昆明时，大家更拿着书本在山坡，树下等待炮弹过去，思考、谈论不息，于风雨中拔节。

这些在苦难之中流露出的坚忍点滴，铸就的正是他们为达成救国愿景，不曾退避的傲然风骨。

二

求知之纯

如何才能救国呢？

说起来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西南联大学子们并非空谈，当然用的不是刀枪，而是一份旺盛且纯粹的求知欲。

比如一开始的迁校之旅，学子们就不仅视作体能训练，为之后的勤学奠下基石，更视作增进知识阅历之途。

李锷鼎先生提到，“查良铮先生边走边念英文词典，念完一张撕一张”；“有人收民歌，有人调查风俗，有人照相，我们学机械的人看到风车，就很感兴趣”。

大家用腿脚丈量土地，拓宽视野，在原生态的现实中各尽学习之趣，更预示着「教」与「学」在西南联大时刻合一，从不分离。

包括学子们择选专业，也大都以各自的志向，兴趣为第一目标。

杨振宁先生会因备考时对物理发生兴趣而改学物理；许渊冲先生则自认“理科不行只能念文科”，选择了外文系；王希季先生也秉承着抗日信念下“工业报国”的一腔热血念头而攻学工业，是对学以致用理念的贯彻，也反映着积极求知，不问功名的澄澈心理。

还有学子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对课业展示出的无限专注。

比如为了争得自习机会，大家在图书馆“抢位子又抢书”就是每晚的“双抢任务”。

有位学子记得，有次抢到书之后，有人在身旁转悠，且商量说“看完先别还，借我看一会儿好吗”，后来结识才知他是邓稼先先生。

在这里，上进，求知普遍而平等，人人都习以为然，酣享着知识的浸润和滋养。

这也不仅是体现着西南联大学子之间求知氛围的浓厚，更为后来西南联大人才辈出，功勋卓著埋伏了可供赏玩的草蛇灰线。

包括学子回忆录还提到过，邓稼先有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嗜好，喜欢先听人讲，自己也讲，后来流散出去，“吸引了更多的人不远千里来投靠联大物理系”。

更强调了这种求知纯粹的浓度，以及如点燃火种般的影响力。

我最欣赏的还有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一说。

他记录过当时炮火轰炸昆明，大家都默认用“跑警报”去形容当时的情状，“因为‘躲’太消极，‘逃’太狼狈...唯有“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这一点对字词的集体苛求，我想便是微妙表明了修学不同课业的学子们，对“丰富”的知识，对“生动”的广袤现实与世界，所始终持有的专精态度。

而这些看似微小的记载之所以会让人动容，或许正是因为，西南联大远非只有人文学科，可文学，语言学，或者任意的知识，在这里都不会因所学不同而被轻视。

三

争锋与自由

纯粹的求知还有另一重的显示，即不畏争锋。

在西南联大，没有人害怕争论，甚至争论正是被默许，被加以鼓励的学术态度。

有情绪激烈的，比如在昆明格外动荡的时候，“有时师生在一起辩论什么时，争得面红耳赤”，在来回的争论中探寻更深层次的真理；

还有潜在幽微的，比如杨苡先生在追忆恋爱时光时，就没有一味美化丈夫赵瑞蕻的诗，只说“我的诗和他的风格不一样，我不喜欢夸张，他喜欢夸张”

学子们都葆有独立的观念，也都有自己的坚持和傲骨。

这或许也要联系到当时宽松的学术氛围来谈，国文系采用“轮流授课法”，老师们方法各有不同，而各有其趣。

这其实也是一种宏观上的争锋，即在百花齐放的不断碰撞与交融中，尽可能地保留各自的品性，并让这种鲜活的人的个性，也成为「教学」的一部分，即学问在书也在人，二者不可切割。

所以当时，闻一多先生的课允许抽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成名士’”，也讲伏羲女娲，在烟雾缭绕中，尽兴地传递一种“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陈寅恪先生上课则“一丝不苟”，“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陶然忘俗，偶尔坐错椅子便欣然开讲，“瞑目而谈，滔滔不绝”，显示着知识肆意流动之华采；

还有罗庸先生讲“杜诗”，先在讲台上讲，“忽然靠近木格子的窗口...凝神，然后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

他制造的是即兴的与历史知识的交叉，拓展且鼓舞着学生的想象，也强调着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灵活。

如此宽松的学术氛围所带来的最深影响是，西南联大学子们直到现今，仍保持着这种争锋精神。

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学子们皆是名士功勋，这样的精神或许会被轻易地归功于，因学识丰厚所生发的铮铮自信。

比如杨振宁先生会认为这样的教学法“有点乱，太不系统化”；而许渊冲先生则挥舞着双手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再比如包括杨苡先生回忆起巴金，说巴金认为“长寿是一种惩罚”，而自己接了几乎相反的一句：“活着就是胜利。”这些争端都只透露出他们的思辨魅力。

但我更喜欢汪曾祺先生曾写过的一段话，是对他们，对《九零后》这样的电影，对西南联大可贵之处的最佳诠释：

“（联大）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

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以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如今西南联大学子们尚葆有热力，历史也残余回响，水依然流，云依然在。

只是那样的一种空气，那样的一种允许各抒己见的包容环境，我们好像再难找寻回来了。

最后还是多说一嘴，《九零后》豆瓣刚刚开分8.0，口碑和品质都很好，而现在排片和上座率都很低。如果大家对片子感兴趣，就到影院看一看吧，它值得。

配图/《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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