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乡村振兴不仅仅只是发展的狂欢，在某种层面，它更是一次价值的回归，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精神与文化洗礼。

越加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就越具象的体现出原来我们以城市为绝对发展中心的理念逐渐开始向乡村转移。现在的乡村就是40年前的城市，但现在的城市决不是未来的乡村。

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驱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是什么？

显然，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拨得更干脆一点，就两个方面：土地财政和人口红利，而具体落地则表现在“房地产”和“人口入城”这两个方面。

为什么要第一时间重温这个问题？因为接下来的乡村振兴也会面临着振兴乡村的进程驱动要素的判定与选择。

我们不能忽视，当下很多城市发展面临困境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土地财政收紧，城市（尤其是非品牌型城市）对人口吸引力下降。除此之外，品牌城市所具备的领先设施所产生的资源虹吸效应会快速削弱周边三四线城市的功能和服务能力。可以预见：二八效应也一定会在中国城市格局上得到印证。关于未来城市发展，思考城市功能定位和新价值共识（共同体）的体现方式或许更为重要。

扯远了！

话说回来，当前科技红利、三产及服务业所产生的红利目前在整体经济上的占比重还是比较低，在不再依托房地产，人口红利时代已不复存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激发科技经济红利、三产和服务业的经济红利是未来城市和乡村振兴共同面对的课程。

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国乡村振兴势必要在科技应用，三产及社会服务升级上下功夫。

第二个问题：乡村振兴难道只是振兴乡村吗？

事实上往上走三代，至少有80%的城市家庭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乡村是支持中国前40年大发展的人口资源红利的大本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乡村振兴目的不仅仅只是服务现有的乡村，它更像是一个提升和服务全民的战略系统。在经济层面，乡村振兴将发挥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的作用；在文化层面，通过乡村振兴回归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重新唤醒我们的文化自信。

第三个问题：在不具备组织先进性的前提下，如何实施乡村振兴？

笔者看来浙江乡村能在美、富方面领先的重要原因在于基层理念的先进性，在于城乡统一指挥行动协同，在于技术与人才的供应形式的多样性与充足。

乡村振兴需要基于振兴乡村服务组织的先进性，需要更多的技术要素与人才能扁平到乡村振兴服务场景之中。而关于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与供给方式，绝对不是单一的培养服务模式，它可能更倾向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的一体化，以人才培养为原则，以IP化输出为标准，以项目落地为目的，以运营结果为导向，其根本原则就是乡村振兴的新价值共同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