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目前正在全国热映，几乎每位走进影院的观众，都会被这部电影感动，不少观众表示，看这部电影“哭了好多次”。
焦裕禄书记去世已经五十七年了。虽然光阴荏苒，但洛矿的提升机记得，兰考的泡桐树记得，兰考的人民也会记得这位人民的好书记。人们不会忘记，是焦书记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兰考的绿水青山和幸福生活，正是焦裕禄书记一生的追求。
《我的父亲焦裕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真实性。这部电影的编剧——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为观众还原了焦裕禄的真实工作生活，不虚美，不掩饰，用日常叙事和私人化叙事衬托焦裕禄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以前许多许多文学作品在写焦裕禄时，都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焦裕禄抱病工作，但焦守云在电影里告诉观众们，焦裕禄听说一副药得三十元钱，就嫌贵没买，怕多花钱，由此贻误了病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看了《我的父亲焦裕禄》，许多观众都表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焦裕禄。在此前人们的印象里，焦裕禄是一个一心为民、只会工作的“工作狂”；但是电影为我们展现了焦裕禄的另一面——一个热爱生活、有情调、有气质、兴趣广泛的领导干部。他多才多艺，幽默风趣，，在长期的革命和工作中掌握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广泛汲取群众语言的精华的基础上，善于用顺口溜等文艺形式发动群众，三句五句话就能让人听得明白，记得牢，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是真实的焦裕禄在工作中的领导艺术。
1922年 8月 16 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焦家是个大家庭，有十五口人，虽然贫穷，但淳朴的家庭氛围，让焦裕禄养成了勤劳、俭朴、正直、刚毅的品性，也让焦裕禄从小就领略了社会底层农民的辛酸和疾苦。
按焦家的条件来说，焦裕禄本来是没有可能去上学的。只是在焦裕禄六岁时，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在给财主家扛了一年长工后，年底算账时财主说给他三块大洋的工钱，要他在账簿签字画押。由于不识字，焦念礼在账簿上画了押，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账簿，而是一张欠据！就这样白干了一年，不仅没有领到工钱，反欠下了地主三块大洋！因此，焦念礼痛定思痛，决心送焦裕禄这个最机灵的孙子去读书。
焦裕禄一共读过七年书，其中前四年是在本村读私塾，后三年是在南崮山小学。焦裕禄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十分努力。七年里，他不仅学习了《论语》、《三字经》等级传统文化，还加入了学校组织的乐队，学习二胡、笛子以及西洋乐器。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各种进步思想在学校广为传播。学校的老师给乐队排练的节目，都是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曲目，有激扬人民斗志的《满江红》、《木兰诗》，也有《伏尔加船夫曲》这一类昂扬激情的外国歌曲。
在乐队里，焦裕禄一开始被安排学习吹奏军号。为了掌握这门技术，他一有空闲便在操场上苦练，甚至练得腮帮子都肿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号声渐渐高亢嘹亮，能自如地吹奏多首曲目。之后，焦裕禄又主动学习起了二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二胡演奏技法便有了很大进步。他的同学们说他“滚指运弓，打砸滑揉，快弓慢弓，欢快轻柔，很有韵味。”
1941 年，山东遭遇灾荒，粮食绝收，给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们却仍然上门逼捐逼税，焦裕禄的父亲被这些汉奸们逼得上吊自尽。汉奸们还污陷焦裕禄是“共党嫌疑人”，将他抓到抚顺大山坑煤矿，给日本人当苦力。直到1943 年 8 月，焦裕禄才历经磨难，从抚顺逃回了家乡。
1945 年，新四军解放了焦裕禄的家乡，成立了人民政府。焦裕禄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民兵，并积极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焦裕禄在战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博山县八陡区武装部干事。
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建立了豫皖苏解放区。为了扩大和巩固解放区，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南下工作队，焦裕禄也被抽中，随军南下。
行军路上，为了鼓舞士气，焦裕禄报名参加了宣传队，在歌剧 《血泪仇》中扮演主要角色王东才。 《血泪仇》 是当时与 《白毛女》 齐名的一部大型歌剧，讲的是河南贫苦农民王东才被地主恶霸田保长逼得卖儿卖女，以讨饭为生。后来在党的帮助下，积极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捉住了坏蛋田保长的故事。
焦裕禄被确定为主演有两个原因，除了他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之外，他的身世与王东才也很相似，所以在演王东才的时候，就是在演他自己。在这部歌剧的排练期间，焦裕禄既当演员又当导演，焦裕禄带着队员们白天背台词，晚上排练，经过20天的的排练，《血泪仇》便正式演出了。
《血泪仇》
当观众们看到台上焦裕禄满腔怒火地控诉恶霸时，大家的斗争热情都被激发了起来，纷纷高喊“牢记血泪仇，解放全中国！”、“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报仇！”等口号，有的群众还义愤填膺地往“田保长”身上扔砖头，更有些大娘们冲上台来，要咬“田保长”。
豫皖苏边区的领导们在观看了这出歌剧后，临时做出决定：宣传队本来是要随军继续南下的，但是河南这里更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报请上级批准，把宣传队留在了河南省尉氏县，帮助当地剿匪反霸，搞政权建设。
组织上经过考虑，把焦裕禄安排到了尉氏县大营区，负责剿匪反霸工作。当时的大营区土匪横行，为了发动群众，焦裕禄除了宣传党的政策外，怎样提高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干好工作，焦裕禄想到自己的特长，认为用“顺口溜”这种文艺形式，三句五句话就能表达完整的意思，老百姓听得明白，记得也牢，能更好地发动群众、鼓舞士气。
焦裕禄编的一些顺口溜，在尉氏县群众中很快流传开来。“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起腰，抱成一团打倒他，翻身解放力量大！”
这是焦裕禄创作的一段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极富鼓动性的顺口溜，农民都说说 ：“焦区长讲的话好像钻到俺心里一样，听着顺心还逗趣。”
尉氏县虽然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但当地妇女们由于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普遍不愿意抛头露面。焦裕禄认识到只有帮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争取男女平等，才能让每个人都过真正翻身。
有一天，焦裕禄下乡调研时，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卷着裤腿正在犁地，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很好典型。于是他一边帮姑娘干活，一边询问她家的情况。小姑娘说自己叫王小妹，今年16岁，由于家里父母年老体弱，土改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成了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
焦裕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回到区里后，便马上编写出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学习王小妹 ，争当青年先锋队！”后来，焦裕禄还把王小妹请到县里参加了耕地表演现场会，这个典型也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全县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生产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焦裕禄不仅会演歌剧，还会唱豫剧、京剧等戏曲。在尉氏县工作时，他还经常通过演戏的方式，自己扮演地主老财让群众批斗，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尉氏县的一年半里，焦裕禄组织排演了 《白毛女》 、《血泪仇》等控诉旧社会、歌颂劳动的曲目，不仅教育了群众，自己也在工作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5年，焦裕禄被组织上安排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此前焦裕禄从来没有接触过工业领域，有些人认为他这个“拉牛尾巴的人，还能管工业？”
当时的大连起重机器厂的很多设备都是从苏联进口的，机器零部件说明书、图纸一般都是俄语，焦裕禄根本看不懂。为了干好工作，焦裕禄决定自学俄语。他拜厂里的留苏人员为师，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俄语，为了练习发音，舌头都练肿了。为了接近厂里的苏联专家，焦裕禄便利用自身的长处，为专家们表演文艺节目，趁机向他们请教。焦裕禄娴熟的舞技让苏联专家都惊叹：“一个拉牛尾巴的，舞跳得这么好，很了不起！”就这样，焦裕禄与专家们结下了友谊，也从专家那里学会了简单的俄语。
焦裕禄娴熟的舞技并不是天生就会的，他的爱人徐俊雅是他的“老师”。在这个“老师”的教授下，焦裕禄才用娴熟的舞技折服了苏联专家们。而焦裕禄与徐俊雅的爱情，也是焦裕禄用自己的“文艺范儿”，征服了十八岁的徐俊雅的结果。
1950 年6月，已是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的焦裕禄参加了河南省团校举办培训班，同样来自尉氏县的徐俊雅，也是培训班的一名学员。学习期间，徐俊雅发现焦裕禄勤奋好学，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经他一解释，其他的人便会马上豁然开朗。于是徐俊雅便经常向焦裕禄请教， 在焦裕禄的帮助下，徐俊雅进步很快 。 培训班的结业后，徐俊雅被分配到青年团尉氏县委工作，成了焦裕禄的同事。
在朝夕相处的工作学习中，徐俊雅发现焦裕禄待人热情，平易近人，这个18 岁的姑娘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焦裕禄。特别是有一天，徐俊雅路过焦裕禄的宿舍，正好焦裕禄正在房间里拉二胡，那优美动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徐俊雅， 她忍不住推门进去说：“焦书记，你的二胡拉得很美呀！ ”焦裕禄一看是徐俊雅，也笑着说：“俊雅同志，你也喜欢音乐？现在咱们县正在进行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咱们合作，排演几出戏吧？ ”徐俊雅高兴地说：“那咱俩演一出 《小二黑结婚》，你扮演小二黑，我扮演小芹……”
1950 年，焦裕禄和徐俊雅举行了一场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婚礼上，焦裕禄拉二胡，徐俊雅唱着《小二黑结婚》中的唱词，引来大家的一片喝彩。
婚后，徐俊雅为焦裕禄先后生下了5 个孩子。为了让焦裕禄能安心工作，徐俊雅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对焦裕禄非常体贴，连手绢也不让他洗。
1962年，兰考县粮食产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大批群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开封地委决定焦裕禄到兰考主持工作。他带领兰考人民，掀起了一场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的除“三害”运动，迅速扭转了兰考的工作局面，取得了县域治理的重大胜利。
派刚
1960 年春， 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焦裕禄患上了重度肝炎。徐俊雅天天看到的是焦裕禄捂着肚子，为了减轻他疼痛，每天坚持给丈夫按摩，还担心焦裕禄身体虚弱怕冷，总是把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焙热了，让焦裕禄穿上。
1964 年 4 月，焦裕禄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徐俊雅忍着悲痛，整夜整夜地陪伴着丈夫。焦裕禄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深情地凝视着妻子，发现她瘦了，才 30 多岁的人，红眼角竟也爬满了鱼尾纹。自己亏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焦裕禄缓缓地抹去妻子脸上的泪水，对妻子说：“孩子和老母亲的千斤担子，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带着对工作未了的心愿，带着对家人不尽的眷恋，永远地走了。他给妻子留下了两位年迈的老人和尚未成年的孩子， 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 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 13 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但徐俊雅始终牢记着丈夫的遗言，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
1966 年 2 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焦裕禄成为全国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后来孩子们长大了， 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每逢焦裕禄忌日，儿女们都会回到母亲这里，一起祭奠父亲。 每年这个时候，徐俊雅都不忘教育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时时记住， 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利， 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父亲的一世英名。 ”
2005 年8 月 25日 ， 徐俊雅在开封溘然长逝，享年 74 岁。也许在天堂，焦书记还会和以前一样，为她拉着二胡，陪着她一起演唱《小二黑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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