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总会重复梁漱溟的那句话：“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欠农民的债”。那我今天就要试着在这句话后面再加上半句：“尤其是女性农民的债。”

农民在我们现代化的历程中牺牲甚多早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历史事实，更是一种无奈。如果我们认可发展是必须要完成的时代使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完成原始积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主要依靠对外殖民掠夺，中国已经错过了（或者即便处在这个时机，中国人的秉性也不愿对外殖民）这个时机，只能通过内部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当然可以怀疑），却没有发生较大的分裂和变动，已经算是天佑吾华、国运昌隆，还要感谢农民的巨大贡献。

在这其中，往往被遮蔽的是农村妇女的付出。

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十年代初，是中国大兴大建基础设施的年代，尤其是一些水利工程，有相当一部分直到现在还在发挥效用，这些水利工程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保证了城市水、电的基本供应。

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通常要征调公社内部的精壮劳力，有的时候会在农闲的冬春时期出工，但也经常会延伸涵盖到农忙季节。笔者曾经在陕西的农村进行过调研，曾经问过当地的一个会计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精壮的男劳力都出去修水利了，那农村的生产有受到影响吗？

我得到的答案是出乎我意料的，会计说：“几乎没有影响。”这位老会计的理由是，在村里的大量“386199”（妇女儿童老年人）部队替代了原有的男性劳力，完成了农业生产。老人还跟我绘声绘色的讲述，当时的年轻女性为了兼顾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不得不把孩子绑在身上劳动，辛苦的不得了。

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有在我调研时期遇见。美国学者盖尔·贺萧也同样到过陕西农村调研，他认为“农村妇女成为农耕劳动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农田劳动的重要支柱。”一位中央的妇联干部曾说：“妇女不是顶起了半边天，在农业生产中，她们顶起大半边天，占了 70%-80%。她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口号能印证这样的说法：“男子大力炼钢铁，妇女接班搞农业”、“半劳顶全劳，妇女赛男子，老汉赛壮年”；“男子上前线，妇女顶住干，决心搞深耕，亩产要破万！”一些好事的人因此把人民公社说成是“人民母社”。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冠群曾经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赞农村妇女的劳动热情。他说“各地妇女出勤的一般占女劳力的 90% 左右，劳动日一般都比过去提高几倍以至十几倍，在兴修水利制服穷山恶水的战斗中，妇女参加的人数占全部劳力的 30%到40%。”也就是说，大量妇女同样参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笔者曾经去过陕西某水库做调研，得知工地上一般有一万多人，最多是三四万人，而这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女性，绝大多数女性年纪只有18岁上下。尽管她们在体能上弱于男子，但同样参加了打夯、运输等重要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所作

有老村干部回忆：“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在那个号召“自力更生”，不向国家“等靠要”的年代，乡村的粮食很少依靠国家补助（除非因灾减产），也没有市场交换可以买到大量的粮食，同时还要给国家提供相当一部分，以供应城市和支援建设。但人们需要吃饭、需要分配获得报酬，况且那些出去修水利、修路的精装男劳力都要在自己原来的公社记工分，分自己公社的粮食，如果乡村不能生产足量的粮食，那么中国就不能同时完成生存和积累（修基础设施）的双重任务。

“男劳力都上工地了”，所以就不得不让这些原本在旧社会不需要参与劳动的妇女儿童老人上田间地头参加农业生产，在这其中绝大部分的粮食都是妇女们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在学界中被称为“农业的女性化”的现象。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中仍然是女性占大头，而家庭中的男性则出门打工，呈现“男工女农”的家庭分工。

然而，在分配上农村妇女是有劣势的，可以说是不算太公平的。一般情况是男人干一天十分工、女人干一天只有八分甚至七分工。而且最后分配到的钱粮，都会分到男户主头上然后进行家庭的分配。同时，管理岗位、技术岗位、非农岗位这些“美差”基本上和女性无缘。

消磨，女性付出甚多。

个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权主义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国家宣扬女性主义，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动员中国约50%的人口走向社会、参加劳动从而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国家实际上淡化了“女性”的一面，而强调了“人”的一面。女性参与劳动后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历史由此向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不得不承认此时的距离真正的“平权”仍有一翻距离。此时女性的肩上不仅仅扛着参与劳动的责任、还要承担家庭的重担。三字经中有所谓“养不教，父之过”的名言。但似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养育孩子总是女人主要的责任。

多数妇女回忆起那段经历，都觉得苦不堪言，顺带还会提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在蜜罐中长大的。农村妇女参加劳动是必须的，“你不去都不让，出工迟到了还会挨罚”，但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带、有公婆还需要照顾、晚上还得大量的做家务，“妇女孩子们吃尽了苦头”。前面笔者提到有的农村妇女把孩子绑在身上下地干活，这其实非常普遍，还有相当多妇女甚至分娩前都在地里上工，“白天出工，晚上生孩子”，没有任何产前假的说法，月子做了三四十天就继续下地干活。一位1948年出生的妇女如此说道：

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有三四个孩子。很多人干农活干到都快要生了才停活，有的早上还在上工，下午就生孩子啦，也没有人因生孩子出大问题的。过去的人真是皮实，生得还特别快。产妇一般都还是要坐 月子的，但有的家庭没有条件，可能3到5天就下炕干活了。家里没人给你干活，只好下地自己干嘛。年轻时落下病感觉不到，到老的时候就呈现出来了。我3个孩子都在家里出生的，哪个也没有上医院。不像现在的青年人一怀孕就待着，生之前就提前住院。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女权主义仍然是贤妻良母主义的，只不过对于所谓贤良的标准有所变化（如加上了参加劳动等），但仍然认为女性服务于家庭是必须的，女性仍然没有“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而是“带着家庭的重担参加劳动。”这时候的农村女性面临着家庭和社会的两个层面上的压力，多数人回忆起来只能用苦不胜苦来形容。

而“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制家庭分工仍然延续下来，并被体制强化。所以，大量的女性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家庭主妇，纯粹成为家庭的附庸，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即便上班甚至比丈夫挣钱多，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这样吊诡的历史现象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社会劳动层面，铁姑娘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农业生产。

在家庭层面，铁姑娘们平均每个人带大了3个孩子。

换言之，40后50后这批铁姑娘们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承认集体化时期女性的极为突出的历史贡献，并非基于什么历史清算的狡猾意图、更非当下时髦的女权主义，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陈述，一种基于历史史料客观的、清晰的表述。

如果说以工补农变成了既定国策，那么这些妇女逝去的青春和劳动，又有谁来补偿呢？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有另一面的。这些40后、50后的铁姑娘们似乎应该被想象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女权主义的一批人，却多数成为了父权制的帮凶。她们的观念上往往也会很“封建”，试图在子女的婚姻上完成父权制的再生产。改开后第一批高价彩礼也是有她们要的、附和重男轻女的也有她们、附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也有她们……

历史的吊诡之处本身就在这里，而那些在田间地头热火朝天地参加劳动的“铁姑娘”形象，则成为40后50后的一代独特记忆，记忆远走就不可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