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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人而言，刑事犯罪四个字听起来很严重，离日常生活也很遥远。然而有时候犯罪与否仅仅取决于当下的一时冲动，甚至在毫无察觉的时候就发生了。等意识到了，代表法律的手铐已经紧紧铐在了双手上，这个时候，律师就该登场了。
图：想要看“人性”的深渊到底有多“深渊”，考法考，当律师吧
记录：刘白
口述：刑辩律师王宇
我叫王宇，是一名85后刑辩律师。虽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但在律师行业，这个年龄还远远称不上资深。毕业后我来到一线城市，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律所实习。实习期工资很低，又很辛苦，经常整理卷宗直到深夜，但是因为热爱坚持了下来。
十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对律师这个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律师只是一个职业，是为他的委托人争取合法权利，与宣扬正义，惩治坏人并无关系。
2013年，我接到一个故意伤害案，委托人是嫌犯张明斌的母亲。张明斌因对女友提出分手不满，于发生争执后采取暴力手段，用木棒重击女友后脑勺，致其重伤一级，仍处于昏迷状态。张明斌女友的父亲作为原告，以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起诉张明斌，他面临的量刑起点是十年至无期、死刑。
张明斌的母亲来到我们律所找我时，她看起来疲惫不堪，眼睛红肿，布满了血丝，几乎没怎么睡过觉。我接待她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嘴唇颤抖着说：“王律师，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可不能坐牢啊！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只要能想办法让我儿子不用坐牢，你尽管开价，多少钱都可以。”
张明斌家庭条件还可以，这个案件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存在一些瑕疵，给的费用确实很可观，我想着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帮助我的委托人获取正当权益。
我先和她简单说了下自己对这个案件的思路：“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就这一个孩子，如果孩子因为这事情毁了，也确实有点可惜，这个案件还有一些机会。只要能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量刑可以减少大半。另外，我看他的笔录上还有一个小病？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病上做点文章。如果有机会保外就医的话，基本就不需要服刑了”
张明斌的母亲听完我说的话，眼睛里燃起了希望，她苦涩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之后，我和她聊了很久，得知张明斌虽然脾气暴躁且性格固执，但和父母的关系还不错。此外，他是个很看重兄弟义气的人。
我打算先从张明斌的认罪态度上入手。
图：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是“自由”
掌握了这些信息，我就有把握说服他出具道歉信，这样更有可能获得谅解，在法庭上辩护也更占据优势。
在看守所见到了当事人后，张明斌的脸有些水肿，大概是肾炎的缘故，人看起来很憔悴，但几周的牢狱生活并没有磋磨掉他身上的戾气。他毫无悔意地看着我说：“我没做错什么，写什么道歉信。我对她那么好，她还要和我分手，说什么不合适，都是放屁！花了我那么多钱！当老子傻啊！我知道她外面有别的男人了，没把她打死算她运气好。”
我耐着性子说：“张明斌，先冷静点。你的案子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你不配合的话，可能判十年及以死刑的！你真的打算在监狱里就这样呆一辈子吗？”张明斌冷笑一声，狠狠咬着下唇说：“我张明斌敢作敢当，坐牢又怎么样？吃枪子又怎样？老子不怕！”
我看这条路走不通，就试着打亲情牌。
我盯着张明斌的双眼说：“你是不怕，但你爸妈呢？她就你一个孩子，在外面心心念念等你出去。我看你妈身体也不好，来我们律所时走路踉踉跄跄地。还说只要能让你少坐几年牢，不管花多少钱，砸锅卖铁都心甘情愿。”这段话应该戳中了他的内心，他低下头，躲避着我的眼神。
张明斌家庭在当地是小康家庭，父亲是做建筑的，母亲是街道办的合同工，本来前途无量的小伙子，从小父母的溺爱导致他一步步的走到了现在的地步，真是让人扼腕叹息。
我赶紧趁热打铁说：“还有，你的几个好兄弟都在等着你呢。你妈说他们隔三差五就去你家，问你的案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出来。那个姓李的小弟，说是哭了好几次了，五大三粗的一个男人，你妈劝都劝不住。”
他还是没搭理我，虽然他心里开始触动，似乎依旧抗拒我的到来。今天就先这样吧，过两天我再过来看你，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第一次会面结束后，我就把进展及时地告诉了其父母：“这孩子还有救，你们放心，我尽最大的努力来！”
“王律师，谢谢您了！明斌从小就倔，我们之前要去见他他都不见我们，只要有希望就好！麻烦您了！”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接了这个案子，我是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守所会见了张明斌，这一次比上次见面的结果好很多。
“张明斌，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非要在这个限制人生自由的地方待着？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你就想这样一直待下去？”见到他我也比较单刀直入，也没给他啰嗦什么。
听了这些，张明斌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但没说出话来。我长叹一声，说：“就为了这口气，值吗？”张明斌沉默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
在我的授意下，他写好了道歉信。
图：在看守所傲，等于是自寻死路
在搞定了张明斌这边以后，我带着张明斌去找被害女孩的家庭，同时协商赔偿金额，以求把我的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
敲门说明来意后，女孩父亲没让我进门。
门缝里他露出了半张脸，看得出他强忍怒意，尽力表现出一个体面人的修养，说：“我们不会出具谅解书的，我们绝不原谅，多少钱也不行。”
我硬着头皮说：“我知道您的心情，也懂得您的痛苦。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张明斌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的内心也饱受煎熬。但是您女儿长期卧床不起是需要大量医药费的，张明斌家里愿意倾尽一切，您看赔偿...”话还没说完，门砰的一声关了，震得我耳朵生疼。走廊里最后留下女孩父亲浑厚的一个字，“滚”。
其后我又尝试了几次均告失败，女孩家坚持上诉，不肯出具谅解书。我只能约见对方委托的民事赔偿的律师，希望由他说服原告家庭。
对方律师40岁上下，看起来颇有经验，也不太把我放在眼里。他态度强硬：“我方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如果被害人最终抢救无效，我方将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他。”
我没有慌张，不紧不慢地说：“用不着恐吓我，这只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张明斌是自首的，且已出具道歉信，根本判不了死刑，最多也就10年8年，再加上表现良好的减刑，可能会更快出来。我的委托人也说了，目的是想把人留下，关于赔偿多少的事情，只要你们开口。”
对方律师没有接我的话茬，继续说：“被告重击被害人后脑勺，每一下都是致命伤，这就是故意杀人。”
我不想在罪名方面过多和对方律师较劲，于是把谈判重点放在赔偿金额上。因为我十分清楚，坚决拒绝调解对对方律师并无好处。
“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很难成立，你是清楚的。抛开罪名不说，我们谈谈赔偿事宜吧。我方当事人愿意付出远高于民事赔偿的金额来换取原告的谅解书，你也清楚，民事赔偿的金额大概在30至60万，且还需要被执行人配合，如果被执行人不配合，执行起来肯定没那么顺利，再者说，小姑娘一天在重症监护室的费用就超过一万元了，救命钱可等不了。”
对方律师沉思了片刻：“你方当事人可以给到多少？”
看到对方有所松动，我赶紧说出之前和张明斌母亲商量时她给出的最高金额的三分之二，这么说是为了之后还有协商的余地。
“80万”
对方律师摇摇头：“不可能，太少了，我方当事人不可能为了这个数字和解的。”
我假装很为难，一分钟后说：“100万这几乎是民事赔偿的2倍了。”
对方律师仍然不松口：“不行，这个数字我没法说服我的当事人，最少200万”。
我知道拉锯战进行得差不多了：“180这是最后的数字，不接受的话，你方当事人恐怕连你的律师费都付不起了。”
对方律师点点头，告诉我他会尽力去说服的。毕竟女孩在重症监护室已经住了快一个月，女孩的家庭在费用上早已不堪重负。张明斌坐十年牢，也换不回她的命，但钱或许可以。
其实很多人会说在律师眼里“人命和钱划了等号，人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就像是市场上的一块肉，只需要明码标价，好像钱能买一切....”
在我们律师人眼里也好，在公检法眼里也罢，当人受到“不公”的对待，最终确实只能靠钱来量化，这也是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
两天后我接到对方律师的电话，原告父母同意了。尽管他们想让张明斌牢底坐穿，但为了救女儿，最终还是出具了谅解书并接受了赔偿费用。
自首最多能减40%，赔偿、和解最多能减30%，被害人有过错和民间纠纷最多减20%，所以预估宣告的刑期在2-3年左右。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走访了几家医院，准备为张明斌申请保外就医。
庭审当天，我有些紧张，但心里已有一些把握了。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明斌于2013年4月23日晚上9点30分许，与被害人蔡小洁在张明斌处发生争执。蔡小洁提出与张明斌分手并打算离开房间，张明斌将其踹倒，用木棒重击蔡小洁后脑致其头部损伤严重，经鉴定为重伤一级，情节严重。
鉴于被告人张明斌与被害人系男女朋友关系，在行凶时处于激情状态。被告人事后将被害人送医并主动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且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被告人及家庭已与被害人家庭协商赔偿金额，并取得被害人家庭的谅解。故宣判：被告人张明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我松了一口气，数月的努力没有白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没什么毛病。只是我的内心并没有打赢官司的喜悦和成就感。
离开法庭的时候，女孩父亲的眼神像刺刀一样刺向我，仿佛我也是害他女儿的一员。他走近我，眼里冒着火，声音嘶哑地说：“你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你这么做得出为恶人辩护，帮坏人逃脱惩罚的事啊！这么唯利是图的人，谁做你的孩子都是倒了八辈子霉，你最好断子绝孙，不要在祸害下一代！”
看到原告的父亲在那里龇牙咧嘴，我感觉很搞笑，你钱也拿了，还跳出来骂我，有意思吗？我没有反驳，看了他一眼便默默地走了。
1个月后，因被告人张明斌患有慢性肾炎，尚未治愈，极有可能发展成肾功能衰竭，故批准保外就医6个月，这也就意味着，张明斌基本上不需要坐牢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界限模糊的状况，也很容易产生立场问题，比如有时会发生被告人值得同情，而被害人面目可憎的情况。但是在面对罪与非罪的时候，不应该有道德上的评价。
图：看卷宗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在里面寻找到“蛛丝马迹”的那一刻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正当防卫杀人的案件。
我的委托人刘丰，42岁，是邻居眼里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晚几乎都是八九点才下班。那时妻儿早已吃过晚饭，刘丰就常一个人去烧烤摊喝点啤酒，吃吃烧烤，抚慰辛苦了一天的自己。
案发当晚，刘丰如往常一样吃完饭打算离开烧烤摊，不小心撞到了被害人孙斌。当时孙斌已经喝了不少酒，有些醉意，被撞到后脾气火爆的孙斌张口就骂了一句“你他妈没长眼睛啊”，并挥拳打了刘丰一下。刘丰一开始并没还手，只回了一句“神经病”就打算走了，然而这句话更激怒了孙斌。孙斌起身一边说着“有本事别走”，一边抄起旁边水果摊位的一把刀向刘丰捅去。刘丰躲闪开来，并尝试去夺孙斌手里的刀，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之后孙斌被捅到腹部，受伤倒地，刘丰主动拨打120急救电话，然而孙斌在送医过程中抢救无效死亡。
图：每一次来这里，每一次的心情都不一样
我见到刘丰的时候，他局促地搓着手，眼神慌乱紧张，脸上的皱纹因为痛苦挤压在一起，他声音颤抖着说：“王律师，求求你帮帮我。我没有想杀人，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杀人啊。我只是想夺下他手里的刀...”
看着刘丰语无伦次的样子，我让他冷静点，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说完后，他直言不讳自己的恐惧：“我不会被判死刑吧，我不想死，也不能死，我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我的儿子还在上学，我不想让他成为杀人犯的儿子啊。”他泣不成声，把脸埋在了自己的手心里，肩膀不住地抖动着。
我告诉刘丰：“刘丰，你的案子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为你进行正当防卫的无罪辩护，接下来会去搜集证人材料。我一定会尽最大的所能帮你辩护，请相信你的律师，请相信中国的法律！”刘丰听了我的话，挤出一丝笑容，他殷切地看着我，像看着一根救命的稻草。
能否判处正当防卫，关键点在于当事人是不是处于防卫时间，有没有超出必要限度，以及是不是不法侵害。是否处于防卫时间及不法侵害在这个案子里很容易界定，被害人（死者）孙斌主动持刀攻击刘丰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我就把重点放在“必要限度”上。
在法庭为刘丰辩护时，我主张刘丰因受到孙斌的暴力威胁，尤其是持刀威胁而反抗，并未超出必要限度。
我陈述：“孙斌持刀行凶，刘丰因生命受到威胁，对被害人孙斌进行反抗，被害人（孙斌）被刘丰刺中一刀后并无继续伤害（孙斌）的行为，并主动拨打120和110将其主动送医的同时主动自首坦白。
且被告为人老实，在街坊四邻中口碑较好，从未与人发生争执。
再者，孙斌当时正处于“随机行凶”的状态，刘丰及时制止（阻断）了孙斌继续行凶的可能，故，刘丰不仅属于正当防卫，还属于见义勇为，还请审判长、检察官结合事实，进行裁量”。
随后展示了当晚的证人材料，力证刘丰是正当防卫，应该无罪释放，并且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后法院宣告刘丰无罪。
虽然被害人的家属又是对我一阵“礼貌”问候，我早已习惯。
这场胜利并不是出于对被告刘丰的同情（法援的案子，没有收当事人费用），而是因为法律规则的设定。
而在定罪与量刑上避免道德观的干扰，是每个法律人必备的素养。
律师这个职业很辛苦，也很容易被人中伤，但是我依然从这份职业中收获颇多，感受到委托人的信任，往往只需要一句“全靠你了”就可以抵消我的疲惫。我也经常义务为亲戚朋友、陌生友人提供一些法律帮助。
图：得了一个“小红花”，给大家看看
最后，在这里，我澄清一下律师两头收黑钱的事情：
这位网友说：“黑律师有很多，我同学家里曾经打官司，律师两边吃钱，钱花了很多，还不办事儿，最后自己还是输了官司。”
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认识的律师，没有一个人这么干过，因而我无法确定你说的是不是“杜撰的”。
关于律师和委托人的关系，我想说，既然你找了某个律师，并全权委托其处理你的权责，你唯一要做的是信任他，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他必然会全力以赴的为你争取“合法权益”。
那么在找律师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怀有一颗“悲天悯人、道德人伦”心的律师，切记不要随意的相信，这类人如果提前把委托人代入“恶”的设定，他会做出“把被告人往死里辩”的可能（2020年10月10日浙江林某为法援当事人辩护的时候背后捅刀，遭行内耻笑）。
合格的辩护律师应该是“即使被告是罪大恶极的恶魔，也要想方设法地为其在法律赋予的权利内，为其争取最大的利益。就好比医生救死扶伤，是不会去考虑病人的身份。”
律师为坏人（罪大恶极）辩护，如果背负着“负罪感”，他就根本不配做一名律师。
《刑辩律师》主要探寻刑辩一线的真实故事，以上人名切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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