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孔子和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挂上了勾。人们愈发相信孔子学说中，鬼神是避无可避的一环。

然而孔子本人究竟信不信鬼神？

先上结论，他是不信的。

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从孔子本人的各种言论中寻得一二。

“子不语怪力乱神。”

“未知生，焉知死？”

然而，不信归不信，为了克己复礼，孔子终究还是要吃鬼神这碗饭。

殷商时期，巫鬼之风浓厚，鬼神之说盛行。

人们坚信万物有灵，鬼神对道德人伦的约束有着无可替代的震慑作用。

而到了西周，人们逐渐把关注的视野从信仰鬼神转移到了现实人生。

随着人文思想的日趋兴起与百姓民智的逐渐开化，鬼神对社会的约束力也每况愈下。

孔夫子面对的正是这个人伦失序，礼乐崩坏的鬼蜮人间。

为了重新建立规诫礼乐的社会秩序，并让世人心甘情愿的自觉遵守，孔子不得不重建鬼神谱系，让其发挥出原有的震慑作用。

“神道设教”是孔子从《易》中汲取的执行手段。

“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对于孔子来说，谈及鬼神的目的并非让人依附此道，而是要借助鬼神之力实现其德政理想。

在“神道设教”的纲领指导下，孔子将鬼神归入儒学体系。

在庞杂的鬼神谱系之中，孔子指出人鬼本归一类，是商人所信奉的主要对象。

他并不关心鬼神的那些奇闻轶事，相反把重心放在了鬼神中与礼教息息相关的祭祀方向。

除此之外，作为太极高手的孔子还巧妙地将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转化为了应不应该祭祀鬼神的情感问题，将世人对鬼神的信仰嫁接到了对先祖的孝道方向。

当然，端着鬼神的饭碗，还强调不可信奉鬼神的言语，也让孔子自己饱受诘难。

上文的说法虽能勉强混淆世人的视听，但拿来忽悠自己的得意门生还是远远不够的。

孔子的弟子宰我就曾反复纠缠孔子于鬼神存在之事。

若说有鬼神吧，人们便会不近人事而事鬼神，若说没有鬼神吧，那便是自砸招牌，去掉了礼教体系最为重要的支点。

这也正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节的滥觞。

孔老先生最终给出了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告诫宰我应当活在当下，而不应耗费精力思索身后之事。

同样让孔子头疼的还有古代的殉葬制度。

我们都知道，殉葬是一种违背人性的古代陋俗。

但在古代，殉葬制度的合理性正是建立在“人死后有知”这一观念之上的。

孔子想要推翻这一制度，势必是要先推翻“人死后有知”的理论基础。

几番思索之后，孔子终于想出了一招对策——用“明器”替代活人殉葬。

对此，深知孔子顾左言右本事的子贡并不买账。

在子贡一再的追问之下，孔子终是坦白道：如果我说人死后是有意识的，那么很多做子孙辈的就会于生前不尊重长辈，却想在长辈死后再做补救。

如果我说人死后没有意识，我又担心那些不孝顺的子辈两手一摊，直接不管长辈的后事。

种种看来，孔子应该是个无论神论者的拥趸。

但就孔子个人的立场来说，鬼神的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与其关注鬼神的存在不如关注鬼神对人世的功用，而对鬼神问题的疏远淡化恰恰体现了儒家典型的实用理性原则。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孔子的敬鬼神与世人所言敬鬼神虽字义相同，但其间情感态度相差远矣。

世人所言敬鬼神更多的是由敬畏所转的依附，他们忌惮于鬼神的监视与惩戒从而到达动辄得咎的程度。

而孔子之敬则是对人主体性的肯定，强调人事先于鬼神。

当人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被突出后，鬼神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此被边缘化了。

在孔子“敬”与“远”的道路之上，他无形的将自己思想中的困境抛给了鬼神有无的追问者。

若是追问，即是对鬼神不敬，要真诚敬畏鬼神，就必须放弃追问有无。

而所谓“当敬不渎”的态度则要求人们远离鬼神，愈是频繁祭祀愈是亵渎鬼神。

于是，与那些虔诚的教徒一般，上帝只存在于他们的信仰世界。而孔子的鬼神也被囿于人们敬畏与祭祀的一隅领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