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汉献帝五年，曹操与吕布战于濮阳。开始时，吕布大破曹操的青州兵，其兵锋势不可挡。不想至战役相持阶段时，忽然蝗灾大起物价猛涨，谷一斛竟卖到了五十多万铜钱。吕布当场就懵圈了，因为汉代谷价低贱时，一斛谷仅值铜钱三十个而已。这还让吕布怎么愉快地玩耍？于是他只得移屯山阳，攻势顿挫，后被曹操击破，吕布吕奉先落荒而逃。
原来卖三十的被卖到了五十多万，意味着涨价了两万倍，这种通涨不可不谓之丧心病狂。而这疯狂的主推力，除了兵灾，蝗灾，物品短缺外，更主要的是当时的铜钱货币体系已经崩溃了。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金属货币在世界各地都是以“商品货币”的形式存在着，即制造货币的金属本身就有其价值，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再加工。这一特性在中国尤其明显。铜钱的“钱”字本身就是一个重量单位。古衡法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所以秦代铜钱叫半两，而汉代最成功的铜钱叫五铢。至宋代，宋太宗于淳化二年改变“度量衡法”，以十厘为分，十分为钱，十钱为两。自此，“铜钱”这一名称就比较固定了。所谓铜钱，即一个铜钱含铜一钱。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真实的做法是秦代”半两”只含八铢铜，只当面值的三分之二。而到了汉代，汉初的政府则借口秦钱太重不方便使用，将八铢减到了四铢，面值却还是“半两”，又名“榆荚钱”。这一举动显然严重破坏了商品货币的游戏规则，于是汉行榆荚钱后，米价涨至一石值万钱，加上汉文帝时代经管水平很原始，允许民间私自铸钱，遂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害民匪浅。以上种种乱象要到汉武帝铸五铢钱并整顿货币制度后，才逐渐好转。
但江山总在风起云涌中，治、乱世总是轮流登场的。治世凡事还能讲个规矩，乱世则搜刮之法百出。东汉末年，日了貂蝉的董卓又来日五铢钱，改铸小钱，于是铜钱货币体系的沮坏，就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了。铸造钱时不但偷工减料还掺假，以至“入水不沉，随手破坏”。于是一斛谷卖几十万钱就比较好理解了。
既然偷工减料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那么是不是把铜钱做重点、做精致点，大家就都嗨皮了呢？并不是。制钱时“不爱铜不惜工”之说自古有之，比如清代康乾时期所造铜钱不但作工精美，还十分舍得用铜，很多种铜钱的用铜量都达到一钱四分，超过了面值，但还是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就算放下制造的人工成本不谈，光铜本身的商品属性就让铜钱体系很难被政府控制。当铜价高时，质量好、重的铜钱会被民众储藏，或溶毁以制造铜器，甚至私铸轻钱，触发“格雷欣法则”，良币被劣币驱逐。这就迫使政府要加大鼓铸铜钱量，但事实是不管是铜材量还是生产能力还是政府本身的承受力，其实都是有限的。以北宋的经验来看，在最正常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应充分，旧钱不算，每个人每年需要50文新钱，这就是说北宋每年要鼓铸20亿到30亿文钱。这还是最正常的情况，在铜价飞涨时，政府面对的情况可想而知，于是只能坐视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减少、再减少，从而引发通货紧缩，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萎靡不振。
当然，历朝历代的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但会加强对私铸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还会1.研发原料配方，以使铜钱里的铜没有再加工价值，比如“乾隆青钱”就是在制造时往铜料里加入少许铅，这使得这些铜料无法制造铜器。2.采取一种叫“铜禁”的手段，大概意思就是规定哪个等级的人，家里只能有多少件铜器，违者算犯法之类的。但这些手段不是马上就被人破解就是大卵吓寡妇，用处不大。处理这一问题处理的最好的是清乾隆皇帝，他放弃了“铜禁”，转而鼓励民间资本开发铜矿和采购洋铜（即日本铜），力图以稳定铜材的市场饱有量，来达到稳定铜钱体系。他做到了。但这需要帝王有很高的很灵活的控制水平。
中国封建王朝们面临的这些难题，同样也发生西方那些国家身上。1663年，英国皇家铸币局开始机器制造金属硬币。后因1697-1698年所造银币含银过多，银币被大量走私到亚洲，这直接导致铜币价格飞涨。英政府无力控制货币，于是于1740年直接放弃了对铜币的控制。至1753年，英国市场上流通的40％-50％的铜币是私造的。而到了1787年，真币的比例更是降到了仅有8％。
彻底解决商品货币难题的方法，要等到英国的工业革命。1797年，瓦特的生意伙伴博尔顿，将蒸汽动力机械与钢制母模结合起来，这使得大规模生产优质而不易被仿造的金属货币成为可能，也给铸材价格远低于名义价值创造了重要条件。此外，英国政府还于1816年通过了铸币法案，政府以其的信用给货币背书，这大大确定了法定金属货币的地位。金属货币由此终于从“商品货币”转化成了“符号货币”（即信用货币），那些个金银铜铁的往事才成为了过眼的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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