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历史失忆症，必将引发更多失忆|失忆症|王国维|美术馆|艺术|陈寅恪

我今天的讲题，叫做“常识与记忆”。

我这一代人的“文化常识”与“历史记忆”，很早就被切断了。

我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

我曾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做“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

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什么？‘博学研究院’？”然后一脸茫然，掉头走开。

其实我自己本也不知道，在给清华大学叫来帮忙教书前，我仅听说过以上五位老先生的名字，要不是那幅创作，我也不知道清华大学有过这么一所“国学研究院”，问了人，才知道早在1952年，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就给全部砍掉了，那一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这是“人文”的记忆么？不是，可是大家不要小看这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记忆中，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今天，全国院校，全国的教育，大谈“人文”——可是大家要知道，一个民族忽然要来大谈“人文”，不是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大问题，以我的看法，咱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来恢复常识和记忆。

消失的艺术经典，被切断的人文记忆

我们失去的常识和记忆太多了，从何说起？今天，我们从“美术馆”说起。

20多年前，我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

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开始了中国艺术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

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大量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

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

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

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珍藏敦煌《药师经变》壁画

我回到北京定居，发现我又变得象出国前一般无知，在我们的故宫，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看不到民族艺术五千年的详细脉络，更看不到几件经典的原作。

大家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可是我们全国上下的千万名画家和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居然也就空口谈艺术，谈了半个多世纪，像我这样无知的，今天还要给无知的学生去上课。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祈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

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

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说五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国艺术的沧海一粟。

前面说到故宫，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佛宫之上。

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园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饍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

我们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
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但我要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有了这么一座比较像样的美术馆。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国家的荣耀，国家的脸面。

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们一天到晚说“世界”，你怎样认识世界？看世界地图？读历史书？读世界新闻？读杂志上关于世界的报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够感性地，全面地，实实在在地了解世界，应该走进美术馆。

美术馆的“美术品”，博物馆的“物”，都不是顶要紧的，要说书画，要说文物，我们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

美术馆，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如果这段话是对的，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我们怎样看待“过去的艺术”，并从中确认我们今天的“政治”立场？

美术馆，以我的定义，就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100多年前，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

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

但是，“美育”的最高标准和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国家美术馆。

快要一个世纪过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没有实现？他这句话的含义，他这句话本身，又有多少人记得？

要说“美育”，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之类，恰恰表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

我想，要是我们全国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说的大型国家美术馆，情形不至于这个样子。我在国外十多年，有自己美术馆的国民，与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一样，太不一样。

我们不在乎常识，不在乎记忆，我们所竭力构筑的，似乎总是所谓”上层建筑”。

我们的艺术学院在教所谓“美术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所谓博士生正在逐年递增。我们的美术界天天高谈所谓世纪性、国际性、历史性、当代性等等耸人听闻的大问题，种种杂志、研讨会、拍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

可是在这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悬置、长期缺席的。

用中国人的老话说，这就是文化上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死水，弄得再漂亮，不过像个游泳池；无本之木是长不高大的，弄得再好看，也不过像个大盆景。

历史的失忆症，必然引发更多的失忆。美术馆只是整个文化问题的一小部分。

君子豹变：恢复常识与记忆的希望

可是有人会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吗？是的，没什么大不了，这只是“知道”与“不知道”的问题。苏格拉底被引述最多的命题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命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知道”。种种种种“不知道”加在一起，我们如何谈论“人文”？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失落的常识与记忆，说不过来，这是沉重的话题。

今天，在恢复常识与记忆的工作上，能够使我们欣慰的，发生希望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空前兴旺的出版业，大家知道，书本就是知识，读书，就是要你“知道”。我们的书店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每本书似乎都在问我：“你知道吗？”或者说，每本书都在提醒我：“你不知道！”

另一件令人宽慰的事就是校园里的年轻人，已经大大区别于我们，开始接受比较宽广的知识系统，开始从长期意识形态的迷障里走出来，没有这个前提，谈不上“人文”。

上海博物馆藏品，战国玉龙
但是全方位恢复常识与记忆，又从常识与记忆中逐步建构高层次的文化意识，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愿意说，在座诸位同学身上，这一过程有希望真正开始。为了恢复常识，恢复记忆，重建人文的漫长过程，我愿以《易经》里的三句话送给大家，这三句话只有十二个字：

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

“大人”，指的是“王”，不必细说；“小人革面”，是靠着变脸讨生活的角色，我们平时见得多了，也不必细说。

要紧的是第三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