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学大师陈寅恪，是史学工作者公认的权威史家，他的成就多归于考据之列，研究重点在“中古史”，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典文学、宗教学等等。他的治学思想虽然史学学者关注较多，但对今天的档案工作者来说，仍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指导。
关键词：陈寅恪 档案鉴辨
20 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名载史册，其中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相对应的主张在学术上树起一面旗帜，令学界敬仰和称颂。
陈寅恪出生的时代，清朝国家已经衰败。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变法维新的支持者，在父亲进步的治家方针下，陈寅恪从小便未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而是接受西式教育。因为祖父曾为湖南巡抚，父亲为著名诗人，陈寅恪自然从小得到了良好的古典训练，十三经多能背诵，广为浏览史集、文集、小说、佛典等，旧学的根基从小就已经奠定。所以还在孩童时的陈寅恪便吸收中西文化，并且两者没有冲突，这为他以后的治学道路做好了开端。
陈寅恪从 13 岁就开始留学，早年留学日本、西欧，短暂回国后，又留学美国和德国。他在美国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时，就因学识渊博被他人称赞。吴宓曾在《自编年谱》和《吴宓文集》中写到：“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后来陈寅恪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师从路德施教授等人攻读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等。陈寅恪此时在欧美读书重在语文研究，他用心学习中外各种语言文字，这种读书必先识字的方法为他以后的治学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5 年陈寅恪归国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合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不久便和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1929 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北平，傅斯年任所长，陈寅恪担任第一组历史组主任，负责整理已购买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他为此还专门物色合适人选，徐中舒是负责整理这批档案出力最多的学者。谈到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关注，陈寅恪应该是较早有意购买和整理研究这批档案的学者，《明清史料》 的数编也是在他参与并主持下编辑和刊行的。在此期间陈寅恪还关注敦煌藏经洞资料的流向和动态，听说李木斋持有比较好的敦煌藏卷，曾写信给所长傅斯年，建议其予以购买。陈寅恪认识到敦煌遗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敦煌遗书落入外国人和私人之手而伤心。他亦是敦煌学研究开创者之一，“敦煌学”的名称即由他首先提出并加以确定的。他还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号召广大学者积极采用敦煌遗书这样的新材料治学研究，使敦煌学研究成为风气。
陈寅恪晚年即使眼盲足膑，仍写出了多部经典著作，为史学界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他一生坚持笔耕不辍，学术贡献被学者较多地归于考据方面，思想和方法使用于档案鉴辨学领域，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扩充史料、广征博采、详辨慎取
陈寅恪认为史学者要把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实事考索出来，惟有依靠遗留或留存下来的史料。史学者需要的史料可以来源于多种材料，不仅仅局限于经史典籍。古代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等的艺术价值多被重视，却忽略其文献价值，陈寅恪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中恰恰保存了大量的关于人、地点、时间的记载，作为历史材料可以补充传统文献的不足。陈寅恪由此开创了“诗文证史”的考据方法。代表作《柳如是别传》就是采用的此种方法，书中通过对钱谦益和柳如是诗文的考证，以及对明清之际诗文、杂记等材料的广泛收集，考释了明清社会文化史、风俗史研究等诸多方面。除了诗文之外，陈寅恪还以小说解史。陈寅恪认为小说的写作，与所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人物情节虽虚构，当时的政治状况与文化状态会有所反映。《读< 莺莺传 >》是他以小说证史的名作，通过对元稹有关诗文的考据，将元稹的身世与当时社会风尚与该传奇故事之故事情节联系起来，揭示了当时唐代的社会门第观念和道德观念。历史考据要以史料的广征博采为基础和前提，史料收集的范围需相当广泛。刘知几认为，史家收集资料，除了“正史”儒家经传、史记、汉书、官修国史以外，还要顾及偏记、小录等杂史。通观陈寅恪的著作，诗歌、小说、笔记、野乘、墓志、地方志、书谱、少数民族文字和国外文献的记载都可以信手拈来，尤其值得称赞的是陈寅恪自小积累，多年外国留学所掌握的语言文字能力，中亚各民族文字和欧洲非汉文史料都能驾驭，香港学者许冠三称赞陈寅恪对新史学的首要贡献就是史料的扩充。［2］
陈寅恪对史料范围扩充，力求全面收集材料，这一治学思想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傅斯年想必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青年时代起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后又一同在史语所工作，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指导下将史料整理视作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历史语言研究所治学上的宗旨之一便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纲领可以归纳为利用新工具研究新材料。在陈寅恪、傅斯年所处的近代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把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通过考古挖掘而得的古器物、古遗址、古文书档案，以及通过调查而得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直接材料在诸种材料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又如，“史料来源，当然不限于档案，而档案却是一切史料当中最重要的史料。”［3］陈寅恪学术研究重视材料和证据，注重利用直接史料尤其看重档案史料的价值。傅斯年号召史语所同仁动手动脚找东西，为搜集原始资料而四处奔波不辞辛劳。陈寅恪也要求自己收集并详尽全面地占有史料，据不完全统计，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共计引用诗文集、史书、年谱等 600 余种。为了搜集资料，他还亲自去合众图书馆查阅相关钱谦益诗文集。对朱延丰的《突厥通考》一书请求他作序，陈寅恪要求他大量补正资料之后才为之作序。因为强调广征博采，所以有人曲解陈寅恪为只偏重资料的史料学家，但是他自己明白如若没有全面地收集资料，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
在史料的择用方面，陈寅恪更是详辨慎取。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4］史料中的私家纂述和官修之书各有利弊，运用时要善于鉴别史料的真伪，审慎地加以比较。陈寅恪算得上一位善择史料的史家，他还总结了不同时期史料的特点。上古史的材料留存不易相对较少，是人力不能解决的困难，应知难而退，有所不为，绝不妄语；中古以降特别是近代史材料比较多，却错综庞杂，互相矛盾，需要人们经受住考验，耐心考证。
二、仿效宋法、超越乾嘉、追求史识
陈寅恪没有专门论述考据思想和方法的著作，我们只能通过阅读他的一部一部著作从中体会总结。诗文证史是陈寅恪在历史考据学上的最重要的贡献，这完全不同于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垣。陈垣、陈寅恪两人同属于历史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中的后生代。陈垣创立避讳学，开创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确立“校勘四法”方法论，不能不说陈垣在考据学领域专门的理论和方法比陈寅恪明显突出许多。巧合的是陈寅恪和陈垣都十分欣赏乾嘉学派的大师钱大昕，陈垣认为钱大昕考证精密，实事求是，学习了钱大昕的考据方法，考证力求缜密。陈寅恪认为钱大昕精思博识，订正史籍的错误，推理论史，亦能发千古之覆，为“清代史家第一人”，尤能利用辅助学科，如天文、地理、制度、杂史、金石、版本、蒙文等来治史。［5］都说陈寅恪继承了乾嘉遗风，他如同钱大昕一样，也被人称为博学通识，天文、立法、志书、碑刻、版本、甚至少数民族语言等与史学相关的学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乾嘉学者具有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崇尚疑古，他们治学推崇“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态度，语言学、小学的方法是他们考证史实的重要方法。通观陈氏治学，读书必先识字，考求史事实事求是，纠正谬误无征不信，对勘互证增订补遗，乾嘉朴学的遗风明显可见。可陈寅恪自己却认为清不如两宋，因为清代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宋代史学气象蓬勃，他形容“宋贤史学，今古罕匹”，对宋代史学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宋代史学中的经典当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陈寅恪自然也不例外。他对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极为推重，他被司马温公识解背后深厚的学问功底所折服。潜移默化中，陈寅恪自是学习和借鉴了宋代史学。《资治通鉴》史料整理工作的步骤为：编写从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宋人的“长编考异之法”。从目中的事目，按时间顺序罗列，附注出处；长编将同一事目下所列的史料全部检出，比较取舍。他写作时也常常引用多段史料，并在其后详细地罗列出相关材料的出处，他在列举相关相近史料时，逐条进行审查分析，在材料的选择和采用上比较取舍，征引的大多是能说明时代发展特征和表现客观事实的史料。这种写作方法不能不说是对长编考异方法的借鉴和仿效。在陈寅恪的著作中，还有不少考据材料是以假设性为前提来收集分析，目的就是通过精细的史事考释，发幽探微，从这些看似不甚相关、繁复多杂的记载描述之中找出内在的联系，从中归纳发掘出义理意蕴。这一点可以看出陈寅恪是受到了司马温公依据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史料积累得出识解的启发。陈寅恪也运用此法在许多常人不经意之处推论出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
陈寅恪与陈垣、钱穆都是 20 世纪初的“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三人成就各不相同，对史料史实的融会贯通，综合分析，系统论述方面却是相似的。陈寅恪受到宋人影响，颇能找出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微言大义的结论。陈垣在宗教史和史源学研究中，追溯史料的根源，厘定史料间的渊源前后关系，分析贯通史实，考证因果关系，发现内在联系，从而对历史问题作出综合解释。钱穆认为乾嘉学者对于先秦诸子学研究不系统，提出梳理先秦诸子的师友关系，学派流变和发展脉络的总体思路。他在研究宋明理学时注意与汉代小学、清代考据学的内在联系，系统分析，揭示了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6］ 三人成就虽都不同程度继承和超越了乾嘉学派，但是陈寅恪也有明显不同于二人的特点，他认为考据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但是只是治史的手段不是目的，也就是说考据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最终需从这些工作中得出通识，即从史实中求史识，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出有系统的综合解释，说明历史事实的客观因果关系，从而阐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和线索。
陈寅恪重视考据，把档案史料视为最有价值最可靠的直接史料，用小说和诗文来考证历史，将诗歌、小说、笔记、野乘、少数民族文字和国外文献的记载等都列入史料的范围，著作中对于史料广征博采，也谨慎严加辨析。考证风格继承乾嘉，却不似乾嘉只关注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就事论事，借鉴宋人的长编考异之法编排史料，系统论述，得出具有一定高度的史识，陈寅恪的这些思想是档案鉴辨学领域的一颗闪亮宝石，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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