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8月，对地圆说深信不疑的哥伦布率领近百名船员，分乘三艘三桅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一路向西航行。两个多月以后，陆地终于在他苦思冥盼的眼中出现了，他以为到达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东方大陆，以至于到如今人们仍然称呼大西洋西岸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叫西印度群岛。1493年3月，满载着黄金和美洲特产的船队返航回欧洲。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哥伦布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又往返航行了三次，每次都将大量的美洲特产带回了如饥似渴的欧洲。

历史往往是很吊诡的，一些八竿子都扯不上关系的历史事件，如果拉长了的时间轴，我们就能在混沌中看出连锁反应甚至因果关联，这便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哥伦布当年从美洲带回的欧洲的特产，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断断续续由西向东传入了中国，这些外来物种神奇地助推了一把中华文明，今天东方大国的格局居然可以与五百多年前的美洲新大陆发现关联了起来。

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北粟南稻，后来北方的粟类逐渐被小麦取代。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不高，但是对土壤和水份等种植条件要求不低，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难以维持庞大的人口，如果遇上战争和天灾，饿殍遍野、人口锐减就会成为循环往复的历史常态。

中国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里，清朝以前的人口出现过两次高峰，西汉末年将近六千万，北宋时人口最多，达到了一个亿，从秦汉到清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之中，有些朝代里人口甚至低至几百万，文明处于中断的危险边缘。明朝晚年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南方的雪线竟然到了海南岛的北部沿海地带，广州这样的南方城市冬天里经常都是大雪纷飞。粮食收成的骤减致使灾民遍地，引发各地的农民起义，饥饿和连年的战争令到民不聊生，到清朝的初期，全中国人口已不足二千万。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番茄、辣椒、南瓜等粮食和蔬菜作物陆陆续续从欧洲传入中国。玉米、红薯和土豆不仅产量高还耐旱耐贫瘠，几乎南北适宜，绝望之中的农民们迅速领悟了这些外来作物的优势，大规模种植起来，淀粉和植物蛋白的加持使得中国人口得以迅速攀升，康熙年间人口从不足二千万增加到五千万，乾隆时期人口暴增到了二亿多，嘉庆年间突破了三亿，到道光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四亿。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人口到清末仍然维持明末二千来万的体量规模，在那样一个生产力和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再加上后来西方对东方的科技优势和野蛮入侵，中华文明是否还能持续真的是一个不敢想象的事情。

当然，历史是由诸多因素加成的，外来作物的传入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这个因素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次要因素，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混沌中产生的类似蝴蝶效应般的因素必定会湮灭在正统的历史记录之中。

这些传入中国的美洲物种中，辣椒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今天的湖南人和四川人可能会觉得辣椒应该是与他们的饮食同源的司空见惯的最古老食材，但实际情况是国人吃辣椒的历史不过区区三百年时间！辣椒最早抵达中国的地方是浙江沿海地区，浙江人将这种植物种在花盆里当景观植物，直到一百多年后这种小巧漂亮的景观植物偶尔进入到贵州山区后命运才发生改变。

由于交通不便，外来商品很难运进来，食盐是贵州普通百姓人家的奢侈品，底层民众自古就有将各种辛辣的植物作为食盐的替代物来刺激味蕾的传统习惯，辣椒的传入让贵州人眼前一亮，这种细细尖尖红红绿绿的东西才是王者啊，辣得人大汗淋漓味口大开，从此以后辣椒就成为了贵州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后来才扩散至周边几个省，并迅速成为南方几个菜系的最重要食材。

如果辣椒这种植物现在才引进中国，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地位如此重要的食材，不缺盐和糖的调味人们才不会有兴趣去利用辣椒引起的痛感来刺激味蕾，否则在四百多年前浙江一带的菜系就应该象如今的湘菜和川菜一样以辣味为底色了。历史往往是由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引发的，辣椒就是由于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里遇到了一群正确的人，才成就了自己在中华饮食文化里的高光时刻。

当我们翻开各种典籍回首历史时，真相未必就理所当然地躺在文字里，书写历史的人或者被时间维度局限了眼光，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有意引偏了方向，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只是他者臆造的观念。关于这一点，中外概莫如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美国的犯罪率不断上升，尤其是青少年犯罪。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面对不断攀升的青少年犯罪率忧心忡忡，采取了很多措施，当时一个叫福克斯的社会学家预测到2005年犯罪率至少会再上升15%，甚至可能攀升100%。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福克斯的预测出炉后的第一年开始，犯罪率大幅下降，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减少了50%，至克林顿卸任的2000年，美国的犯罪率降至35年来的最低。

众多的研究机构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都争相发表各自的研究报告，分析犯罪率骤降的原因：经济形式的好转，新型治安策略的施行，枪支管制法的普及，警力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等等，每个人的分析都很到位，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分析将逐渐定型成为解释那段历史的正统学说，将来的政府高层会不断地从这些学说里吸取养分，以达到治理社会的最佳效果，学者们会经常引用这些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新的社会学理论。

直到有一个叫列维特的青年学者出来搅局，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可能之前认定的那些因素都是扯蛋的。列维特通过分析那些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后得出结论，九十年代犯罪率的降低源自若干年前一场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集体诉讼。

1970年，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名叫麦克维的21岁女子第三次意外怀孕了，当时的美国法律是禁止堕胎的，麦克维由于生活困难，前两胎生下来不久都送给别人抚养了，她这次不想再生下来了，于是向法院起诉政府充许她堕胎。她的境遇得到了一些议员的同情，于是联合一些女性发起了一场集体诉讼，美国政府败诉。1973年，国会颁布法律，美国全境允许合法堕胎。

从1973年开始，每年大概有一百多万例的堕胎，这些堕胎的女性绝大部分象麦克维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她们收入微薄居无定所，假如他们还要抚养子女，几乎肯定他们的子女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将来会成为问题少年，青少年犯罪的人群绝大部分出自这个群体。这些本该在二十年后成为街头犯罪主体的人群由于堕胎合法化而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才是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犯罪率骤降的主要原因。

这个真相有些残酷，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这个冷冰冰的结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都是存在着的真相。当然，你可以不将真相写进官方文件或者教科书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自古就有，而且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被记录的历史从来都是带着预设的观点的。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早期的统治者身边至少有两个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从皇帝到官员到乡绅都非常看重对历史的记录，因为记史不仅是留给后代看，更主要是给上天和祖宗看的，记录的好坏关乎家族世世代代的名誉声望，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孔子给后世的记史奠定了千古不变的标准，那就是妙不可言的春秋笔法，后人总结为：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皮里春秋、不赞一词、笔则笔，削则削。一言以蔽之：价值观比事实更重要。记史可以寓褒贬评判于曲折文笔之中，可以模糊和隐讳，对不符合儒家主流价值的信息可以忽略甚至删减。

《春秋》中记录周襄王的文章中有“天王狩于河阳”的语句，单从字面理解，后人的眼前一定会浮现周天子气宇轩、君临天下、诸侯臣民诚惶诚恐顶礼膜拜的场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的周天子不过是一个坐卧不宁的傀儡，晋文公想步齐桓公后尘挟天子以令诸侯，特招周襄王来参加他的践土之盟，周天子不敢不从。孔子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是痛心疾首七窍生烟，礼崩乐坏到如此程度了，成何体统！但天子出行如此大的事件不得不记，因此用了“狩于河阳”的语句为尊者讳。

周天子猎狩河阳的一千七百多年后，又有天子外出猎狩了，这次还是两个皇帝一起。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金军攻破北宋的首都开封，生俘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赵氏皇族、后宫妃嫔及朝臣三千余人尽数被俘，开封城中公私财物洗劫一空，人与物一起押往北方的金国军营。北宋君臣受尽奇耻凌辱，二帝至死都没有能回归故里。正史用“二帝北狩”为尊者讳。

时光又过了七百多年，当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时，“太后携光绪帝西狩”，好一个“狩”字，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绵延不绝，儒家的价值观被刻在每一个汉字里。

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史当成极为重要的政事，甚至压过一切朝中事项，透过修史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寓于其中，当权者明白御人之道首要在御脑。满清刚进北京城时，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急着修明史，因为他们要通过修明史言明明朝的灭亡和我满清的统治都是天意使然，明朝天寿已尽，是李自成等给明朝掘墓埋葬的，我满清顺承天命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

等到乾隆年间满清一统江山的局面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清政府需要新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来深入治理国家，怎么办？还是修史。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本朝人不修本朝史，没关系，可以为将来的本朝史整理一下资料，设置一些舆论导向框架，天才的乾隆创造性地授意史官们修了两本传记：《贰臣传》和《忠臣传》。

《贰臣传》专门记录那些投降满清的明朝臣子，虽然这些人对本朝有功，很多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在享受当朝的功名俸禄，但功归功，过归过，他们在道德上是有暇疵的，违背了一臣不事二主的儒家伦理。《忠臣传》则记录和褒奖那些与满清死战到底的明朝官员，象史可法、袁崇焕、郑成功、何腾蛟等等老百姓心中的英雄人物，特别是袁崇焕，由于勾结满清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行刑时百姓围得水泄不通，每切下一块肉都被百姓争相买下生吃，可见人们对卖国贼是何等的痛恨。乾隆皇帝急不可耐地解密了最高机密，原来是满清用离间计骗过了明朝皇帝，袁崇焕遭受了千古奇冤。满清政府不仅对袁崇焕大加褒扬，在京城和袁崇焕的老家广东东莞都修建了气派的宙宇。清政府通过这一褒一贬将汉人的心思拿捏得严丝合缝，满清的八旗子弟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祖先打下来的江山了，自有汉人为他们去出生入死创造价值。

历史是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好说，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时真不是人类智慧可以看透的，蝴蝶效应本来就是混沌的，有时候前后关联的时间太长，关联的环节太多，要抽丝剥茧地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谈何容易。其次，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幸存下来的人记录的，即使不是有意歪曲，幸存者的局限和偏差一定是存在的。至于春秋笔法的记史理念和传统，则毫无疑问地让历史变成了演义，一种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经过打扮的历史观念。

假如将来的科技能让人类制造出一台超越光速的信息还原机器，我们可以在宇宙里追寻过去发出的每一缕光线，并将之还原为信息，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真实历史与我们的记载大相径庭，就好比存在一个与我们平行的宇宙，那里的人类与我们同时演绎了一段生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