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和法学院教授沈岿，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张颐武，不像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更像是一个磨刀霍霍的政治批判家，围攻方方的“带头大哥”。

张颐武还不点名批评张文宏，发表《继续全面防控，不要中了西方的连环计》认为，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说法显然缺乏任何说服力，就像劝一个考试成绩远胜落后生的优等生，要借鉴差生的学习方法。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别有深意。
张颐武天天拿美国说事，很少关注中国疫情中的民生民意，“美国死八十多万，没事一般，中国一个女性缺卫生巾哭诉，社会反应巨大。”张颐武只看到缺卫生巾，却看不到拒诊挨饿痛苦的百姓，视而不见社会反应大的原因。
同张颐武相反，沈岿教授更加关注的是疫情中个人的人格尊严和宪法权利，大疫之下善待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盲目、无知地任意或过度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沈岿强调，“大疫是对人性的大考，也是对制度的大考”，“我坚决反对曝出患者的全部行踪轨迹”。
沈岿在《清零策略下如何尊重作出牺牲的个人》一文中指出，“为多数人利益而完全牺牲、湮灭个体的价值，已经不能与发展迄今的人类文明水平齐头并进。”
在清零防疫之下，少数人是为了多数人的健康安全作出了特别的牺牲。只有沈岿教授敢说，“我们欠少数作出特别牺牲者一份道歉和感谢！”

沈岿提出，在这一场对人性、国民素质、制度的大考中，我们会得到多少教训？
张颐武和沈岿都是北大教授，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
张颐武这个中文教授，天天在网上发的五花八门，很少谈文学，像是万事通。
张颐武热衷于为万达站台，吹捧王健林，说什么“万达是引领时代半步的公司”。王健林在内部年会上唱了几首歌，张颐武就写下《王健林“出海”是中国形象的一个侧面》。

“尊重实事求是的批评，不庸俗吹捧，不阿谀奉承”，最讽刺的这是作为影评主任张颐武自己定的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之一。
张颐武欣赏的是周小平王兆山，痛恨的是方方。
写出“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在张颐武眼里，“谈不上有什么恶意，没必要上纲上线，说他冷血、残暴，千古罪人，拍马屁、触及了文学的底线这些都说不上，议论如果过度了，反而显得我们也不得体了。”

对于方方，张颐武却是另一幅面孔，咬牙切齿把方方定性为反华代表人物。张颐武的根据就是“用纪实的文字抛出的那个殡仪馆一地手机的照片”，问题是方方日记是纯文字记录，哪里来的照片呢？方方就认为，张颐武没有看过日记。

张颐武有过作品没看就妄评的历史，他曾经说王安忆在2008年没有推出作品。实际上，王安忆发表了两个中篇。王安忆批评，“评论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断，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判断，令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谎言。”
张颐武最喜欢诛心，在动机上做文章。那么张颐武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张颐武这个堂堂北大教授，居然没有一点人文主义思想，说什么“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主导了北大精神自由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北大精神”。马寅初，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张颐武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北大的精神，在沈岿教授那里我们又发现了北大的风骨。
沈岿教授敢说真话，坚持真理，三问教育部长袁贵仁。
沈岿呼吁，“现代人类文明和价值要求我们善待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无论是日常的还是紧急状态下的。”
“无人性，不正义”，这是著名学者孙立平说的。
知识分子必须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性。如果丧失了人性，还谈什么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