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素善尺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杨伯峻注曰：“素，向来。”北朝王愔《文字志》：“谢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学行，弘粹通远，温雅融畅。善行书。”唐张怀瓘《书断》曰：“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人。十八征著作郎，辞疾。寓居会稽，与王逸少、许询、桑门支遁等游处十年。累迁尚书仆射，太元十年卒，赠太傅，谥文靖公，年六十六。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学草、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者尤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得入能书品録也。’安石隶、行、草入妙。”唐李嗣真《书后品》曰：“谢（安）公纵任自在，有螭盘虎踞之势，要当入能品也。”《宣和书谱·行书一》：“谢安字安石，世为秣陵人。官至太保。”又云：“（安）初慕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解书者目。后之评其字者，亦谓纵任自在，若螭盘虎踞之势，要当入能品也。然其妙处，独隶与行草耳。”清严可均《全晋文》：“（谢）安，字安石，尚从弟，寓居会稽，屡征不就。年四十余，桓温请为征西司马，除吴兴太守，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孝武即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总中书事。又领扬州刺史，进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司徒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苻坚入寇，加征讨大都督。坚破，进拜太保，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加黄钺。寻为会稽王道子所构，出镇广陵之步丘。卒赠太傅，更封庐陵郡公，谥曰文靖。”
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世权按：尝，《广韵》：曾也。
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世权按：辄，《韵会》：“每事即然也。”总是，就。
甚以为恨。南朝宋虞龢《论书表》曰：“安石善书，不重子敬，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南朝齐王僧虔《论书》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挍纸。”北宋米芾《书史》曰：“王献之《日寒帖》有‘唐氏杂迹’印，后有两行，谢安批，所谓‘批后为答’也。”又《李太师帖》曰：“李太师收晋贤十四帖。武帝、王戎书若篆榴（籀），谢安格在子敬上，真宜批帖尾也。”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谱辨误》曰：“谢安长于大令二十四岁，大令始仕，系为安卫军长史。太元中建太极殿，安欲大令书其榜为百世光，卒以难言而不敢逼，是其极重大令，又焉得不存录大令佳书？题后答之之事，况安为大令父执，己又系其故吏，即不存录其书，又何至深恨耶？”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张尔岐《嵩庵闲话》卷一：‘汉陈遵善书，与人尺牍，皆藏弆，以为荣。古人往来书疏，例皆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为报耳。晋谢安轻献之书，献之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録，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按《流沙坠简简牍遗文》：‘羌女白，取别之后，便而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叔，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此纸出蒲昌海北，……审书字体势，盖晋人之作也。……度其情形，亦是就题其书后以答，故末行限于空白，显甚偪仄。抑书云：‘不能别有书裁’。曰‘别’，曰‘裁’，谓另裁纸以书也。‘仓卒’‘复表’，不能辨此，故曰‘不能别有书裁’。其为就题书后，尤为明白。后世书疏常辞曰‘裁答’，曰‘裁复’，语有本原。然自此道通行，而附题之古意，遂不复为人所习知矣。复次，王羲之帖云：‘九月三日，羲之报：敬伦遮诸人，去晦祥禫，情以酸割。……奈何，奈何。及书，不既。羲之批’按此云‘及书’，盖即就其人之书而书；又曰‘批’，即书后批答之谓矣。复次，《世说新语》云：‘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具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按此玄就原版题答，与以上所论就原版题答者，同其意义。此等处可见古人简易。然献之以为恨事；马羌简以‘仓卒’‘复表’，‘不能别有书裁’，有歉然之意。古风至此，亦稍稍变矣。沈括曰：‘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书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按沈氏之所谓‘前世’，盖至少唐代当在其中。颜鲁公帖或书‘谨空’，或书‘敬空’是其证。’”
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世权按：故，一定。《战国策·秦策三》：“吴不亡越，越故亡吴。”南朝宋虞龢《论书表》曰：“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婉转妍媚，乃欲过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曰：“比世皆高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唐李嗣真《书后品》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唐张怀瓘《六体书论》曰：“逸少（行书）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又《书估》曰：“如小王（献之）所贵合作者，若稿行之间有与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元袁裒《评书》曰：“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
安云：“物论殊不尔。”世权按：物，人、众人。《世说新语·方正》：“杜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殊，甚、根本。《战国策·赵策四》：“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尔，这样。章炳麟《定复仇之是非》：“若曰求饮食者本为充肌肉，求匹偶者本为长子孙，则人情必不尔也。”
子敬又答：“时人哪得知！”南朝宋明帝刘彧《文章志》：“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耳也。’他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南朝宋虞龢《论书表》曰：“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张怀瓘云：子敬草书幼师父，而后法张芝。仆谓献之行草亦然，模矩虽出于逸少，而笔气飘飘，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谓与尊‘故当不同，人哪得知？’非誇辞也。”南宋董逌《广川书跋·洛神赋》曰：“逸少此赋，流珠九转，父不化子，化为黄白，则自然相使，此理不可诬也。当世以为第一，今无复存者。但子敬所书犹传，疑未可伯仲间论也。谢安石尝疑子敬不逮父书，后世或谓不复可辨。且曰：‘外人哪得知。’岂书法虽一艺，彼亦自有至处，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论也。若其神性合得，化黄白于炉锤间者，可以论胚浑之初耶？”又《子敬杂帖》曰：“此帖超轶陵突，似欲出其家学，宜诸人有‘逸气过父者’之语也。观其说者，便知子敬意在不让，而安石亦似失其本分，可以不论也。”又《又子敬别帖》曰：“谢太傅善书，而爱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见，不能为谋也。后世论者便以此为据，至过有诋訾，岂真知子敬父子间耶？”
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世权按：权，暂且、姑且。
自称胜父，不亦过乎！南宋董逌《广川书跋·子敬别帖》曰：“余谓子敬自少刻意书学，似恐坠其家声。中年自造书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泾渭，世人故应异论也。谢安石直谓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顾论据本分处如何，岂以相胜便谓不顺于名教哉？”明项穆《书法雅言·附评》曰：“彼之四贤，资学兼至者也。然细详其品，亦有互差。张之学，锺之资，可尚已。逸少资敏乎张，而学则稍谦；学笃乎锺，而资则微逊。伯英学进十矣，资居七焉。元常则反乎张，逸少皆得其九。子敬资禀英藻，齐辙元常，学力未深，步尘张草。惜其兰折不永，踬彼骏驰，玉琢复磨，畴追骥骤。自云胜父，有所恃也，加以数年，岂浪语哉。”明汤临初《书指》曰：“想其平生不出以示人，有子如子敬，尚欲俟其自悟。故子敬书豪爽迭宕，特以求胜于父，正不知坐此乃为失之也。岂家鸡是厌，固不如好野鹜者耶？真大醉之言，可谓痛着一鞭矣！而子敬竟不悟，才固有独至者也，况后世乎。”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谱辨误》曰：“大令临命时，自言唯念及辞郗氏婚事，深为疚心，则其他行检无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礼教，东山丝竹，尚贻讥议；以灵宝之悖逆，闻呼温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称胜父，如虔礼所述乎？恣意污蔑，是不可以不辨。”
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世权按：资，至也。致父母于尊贵显赫之位也。《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唐孔颖达疏云：“须成立其身，使善名扬于后代，以先荣其父母，此孝行之终也。若行孝道不至扬名荣亲，则未得为立身也。”又云：“云‘自然名扬后世，光荣其亲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没而扬名，则身有德举，乃能光荣其父母也。因引《祭义》曰：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问》称，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此则扬名荣亲也。”
胜母之里，曾参不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邹阳传》：“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汉书·邹阳传》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唐颜师古注曰：“曾子至孝，以胜母之名不顺，故不入也。”《淮南子·说山》：“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王利器注曰：东汉崔骃《达旨》云：“颜回明仁于度毂。”《论语撰考谶》：“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蹶坠车。”北齐刘昼《新论·鄙名》：“水名盗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还轫；亭名柏人，汉君夜遁。何者？以其名害义也。”
以子敬之豪翰，南朝梁庾肩吾《书品》曰：“并善毫翰，动成楷则。”北周庾信《谢赵王示新诗启》：“八体六文，足惊毫翰。”世权按：豪通毫，豪翰即笔墨、书法。
绍右军之笔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绍，继也。”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曰：“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传谓：‘如祖师禅，入佛入魔，无所不可。’可称妙论。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
虽复粗传楷则，世权按：虽复，纵然。粗，略。
实恐未克箕裘。世权按：《尔雅·释言》：“克，能也。”箕裘，犹家学。克绍箕裘，谓能继承祖业。《礼·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工之子，必学为箕。”唐孔颖达疏云：“积世善冶之家，其子弟见其父兄世业陶铸金铁，使之柔合以补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学为袍裘，补续兽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又云：“善为弓之家，使幹角挠屈调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睹其父兄世业，仍学取柳和软挠之成箕也。”明杨柔胜《玉环记·童儿暗毒》：“愿爹爹百岁寿高，养童儿箕裘承绍。”
况乃假託神仙，世权按：况乃，况且、何况。东晋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曰：“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言讫，真隐子遂镌石以为陈迹。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东晋王献之《进书决表》曰：“臣献之顿首言：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其书文章不续，难于究识。”唐虞世南《劝学篇》：“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山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献之受而问之曰：‘君何姓氏？复何游处？笔法奚施？’答曰：‘吾象外为宅，不变为姓，常定为字，其笔迹岂殊吾体耶？’献之佩服斯言，退而临写，向逾三岁，竟昧其微。”
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世权按：孰，哪个，表示选择。《论语·公冶长》：“女与回也孰愈？”义为：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与面墙孰愈？《书·周官》：“不学墙面，莅事惟烦。”西汉孔安国传：“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论语·阳货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南宋朱熹注云：“‘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
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马叙伦《石屋余沈·米海岳论书法》曰：“帖（按：指米芾《群玉堂帖》）又云：‘得则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虽粗如椽亦褊，此虽心得，亦可学入。学之理可先写壁，作字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按：唐以前盖尚无如今之桌椅，席地而坐，铺纸䇑几，其作书也，无不悬手，故不但仰可题壁，亦俯可题襟，使笔如使马，衔辔在手，控纵自如，平原则一驰百里，崩崖则小勒即止。今有桌椅，故作书者作方寸内字，几无不以腕抵桌，而笔皆死矣。甚者即方寸外字亦复不悬手，彼因不知所谓书道，亦何足怪。故今欲学书，写壁实为无上善法；苟能书壁，则桌上作书，悬手绝无难矣。盖写壁较桌上写，难不啻以倍也。然壁有尽，或竟无可书之壁，岂遂不可学书耶？可张纸于壁书之。然壁实而纸浮，书之更难，久学亦无难也。至于桌上作书，即方寸内字亦须直躬而坐，悬手使笔，大抵初试竟不能下一笔，习久而以俯身以腕抵桌为不便矣。伏庐昔有《一雅集》，余尝与焉，余作书即写扇面亦如是也。邵伯綗先生则以手抵桌，挥洒自便，然其书无论真行及草，一纸始终无一奇怪之笔，惟以形式不取整齐，笔致不尚光剈为尽美耳。有以小字亦以悬手为问者，彼答不必然也。余谓唐人写经，验其笔法，是悬腕作者。”
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谱>辨误》曰：“按右军癸亥生，当西晋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为东晋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岁，会兰亭，尚不能成诗。永和十一年春，右军辞官誓墓，居会稽。是后断无入都理。是右军入都，至迟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书而别作之事乎？”
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唐李嗣真《书后品》曰：“（羲之）又曾书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别题。右军还，观之曰：‘吾去时真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矣。然右军终无败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大抵效古人书，在意不在形，优孟效孙叔敖法耳。献之尝窃效右军醉笔，右军观之，叹其过醉，献之始愧服，以为不可及此。其形体尝极效似，而中不可乱者如此，能书者当自知耳。”
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南朝梁萧子云《论书启》曰：“十余年来，勅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唐朝叙书录》曰：“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北宋黄庭坚《山谷论书》曰：“王中令人物高明，风流弘畅不减谢安石。笔札佳处，浓纤刚柔，皆与人意会。贞观书评，大似不公，去逸少不应如许远也。”南宋董逌《广川书跋·子敬别帖》曰：“庄子曰‘自大视细，不明；自细视大，不尽。’凡物未能相过，是不可议人矣。如居下仰望，每得其下，不可其上。今论中令父子者，皆其仰而望之，得其每下者，故宜其视大而不尽也。”元刘有定注《衍极·古学篇》引张怀瓘语曰：“献之极细，真书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克直而寡态，惟行草之间，逸气过之。然诸体多劣于右军。总而言之，伯仲差耳。”又引黄鲁直语曰：“谢太傅尝问献之：‘卿书何如君家尊？’献之曰：‘固应不同。’论者多不为然，彼欲与乃翁抗行，大似不逊。余尝评其书，右军能父，中令能子，同时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吁！子敬之言过矣。原其所由，盖有为之先者。子敬学于逸少，逸少学于锺张。逸少尝曰：‘吾书比锺繇当抗行，比张芝犹雁行。’乃托以受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以鼠须笔，言讫而隐之说，读者不能无疑。子敬又言，于会稽山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献之受而问曰：‘君何姓字，复何游处，笔法奚施？’答曰：‘吾家外为宅，不变为姓，常定为字，其笔迹岂殊吾体邪。’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若是之欺诞也。陶宏景曰：‘比世皆尚子敬，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所排弃。’呜呼，是岂易与俗人言哉！然逸少又有言曰：‘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书，惟锺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殊不足怪。去此二贤，仆当次之。’逸少尝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更别题，私为不忝。
羲之还，见之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子敬乃心服。盖至是则人心之不能泯者，始昭然矣。”明王世贞《艺苑巵言》曰：“宋齐之际，右军几为大令所掩，梁武一评，右军复伸。唐文再评，大令大损。若唐文之论，是偏好语，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谓右军内擫，故森严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无累法也。后人学右军，终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苏眉山、赵吴兴笔，然则大令之于右军，直父子耳，不可称伯仲也。”清刘熙载《书概》曰：“黄山谷云：‘大令草书殊迫伯英’，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谓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论大令书，不必与右军相较也。”清朱履贞《书学捷要》曰：“以上论钟张二王之书，冠绝古今，而更定其优劣。”
谢安素善尺椟，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哪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译文：
谢安一向擅长写尺牍，而轻视王献之的字。王献之曾经写了一个自认为很满意的尺牍给谢安，并说让谢安好好保存，谢安却在尺牍后面的空白处写了回信给王献之，王献之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谢安曾问王献之：“你和你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谁的更好？”献之答道：“当然我的好。”谢安说：“大家伙儿的评论和你说的很不一样。”献之又答：“世俗之人知道什么！”王献之暂且用这样的话反驳谢安，自称胜过了父亲，确实太过分了！古人以孝道为立身的根本，孝道是要借助自己的立身扬名来彰显父母的名声，怎么能够贬低父母呢。孔子的学生曾参，曾经路过一个叫“胜母”的地方，他认为地名不孝，所以不踏入此地一步。况且王献之的书法，只是粗略地继承了王羲之的一些法度，恐怕还没有得到真传。更过分的是，他说自己的书法是神仙传授，以尊崇家学为耻。以这样自以为是的态度学习，与面墙而立有什么不同！
有一天，王羲之要到京城去，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些字。王献之偷偷把王羲之的字擦掉了，又在原处题上自己的字，自己感觉不错。王羲之回来，看到了王献之的题字，叹了口气说：“我走的时候真是喝醉了呀！”王献之听了，非常惭愧。
从这件事上能看出，王羲之与钟繇、张芝相比，只是专工一体和兼通多体的区别；王献之不及王羲之，是毫无疑问的了。
释曰：
谢安是东晋的名臣，曾挥麈手谈之间击败了前秦苻坚，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他和王羲之友善，是王献之的长辈和顶头上司。
谢安“题后答之”的故事流传颇广，从中可见王献之性格桀骜的一面，也能见出谢安对自己手札书法的自信。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谢安曾经请王献之题太极殿的扁额，王献之很不高兴，把送来的木扁扔出了门外，终于没有题写。既然谢安在王献之自认为的“佳书”后题答，说明他不看好王献之的字，那又为什么请王献之题匾呢？其时题匾的书体是固定的，多用飞白书，而王献之的飞白书写得很好，曾经得到过王羲之的夸奖。谢安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请他题匾。每个书家都有各自的善长，就像谢安善长尺牍，王献之善长飞白书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古代题后答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属，主要是为了回信答复的方便，并非不敬和看不好。现在看到的一些信札最后还有“敬空”“谨空”的字样，就是为了“题后答之”，或许也有敬惜字纸的原因吧。
王献之的失误是不该说他的字比父亲王羲之写得好，这在孙过庭看来是大不敬。不仅如此，王献之还说自己的书法是神人所受，不是从父亲那里得的家法，这就更不可容忍了，简直是大逆不道。孙过庭举了个“临行题壁”的故事，证明王献之的书法不如其父。
王献之的“假托神仙”实属无奈。古人得笔法之难，难于上青天。王羲之在留给王献之论笔法的文章后面，一再嘱咐王献之不可外传。王献之为了不泄露自家的笔法，说自己的笔法是神仙所授也在情理之中。王羲之也曾说自己的笔法是白云先生所授，不也是“假托神仙”吗？！
在唐代由于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还给王羲之写了一篇传论，终于把王羲之推上了书圣的宝座。孙过庭生于唐，要捍卫书圣的地位是情理之中。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王献之的名声曾经一度超过了王羲之。帝王的好恶有时可以引导时代的审美取向而决定书家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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