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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夏,在农村的家中从事手套外包工作的19岁姑娘夏洛特·伍德沃德(Charlotte Woodward)看到一份纽约州北部的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宣布将于7月19日和20日在塞内卡福尔斯(Seneca Falls)举行大会,“讨论女性的社会、公民和宗教状况与权利”

伍德沃德说服6位朋友一起参加了在40英里外举行的大会。她回忆说:“最初我们形单影只。但不久我们就遇到了载满女性、驶往同一方向的马车。抵达不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赶来的马车。在离塞内卡福尔斯还很远的时候,我们就已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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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卡福尔斯大会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塞内卡福尔斯大会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女权会议,这次会议的想法来自1848年7月初卢克莱西娅·莫特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一次会面,前者是费城的贵格会成员,后者来自塞内卡福尔斯,是一位著名反蓄奴制演说家的妻子,她本人则是全国最知名的女性改革者。

作为其多项工作之一,莫特刚刚结束了在奥伯恩(Auburn)和附近印第安人领地的新忏悔运动巡讲,正在滑铁卢看望自己的妹妹。1840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蓄奴制大会上,斯坦顿第一次见到了莫特。由于莫特是女性,大会组织者拒绝承认她是美国的官方代表,之后两位女性便结下了友谊。1848年,斯坦顿与莫特再次会面,在友谊和对改革的共同关心下,两人开始筹划女权大会。

斯坦顿一家原先住在波士顿,她回忆说,自己当时拥有“近在咫尺的邻居,现代设施一应俱全的家和训练有素的仆人”。但住在塞内卡福尔斯郊外的房子里,这些都不复存在了,而且她的三个孩子还感染了疟疾。她自嘲说: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大多数女性必须面对的实际困难……女性需要扮演妻子、母亲、管家、医生和精神导师等角色;她们身处混乱的环境中,如果离开了她们的不断监督,一切都将无法运转;大多数女性总是带着疲惫而焦急的神情——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改变社会的不公,特别是对女性的。

她和莫特开始讨论如何才能让女性既照顾家庭,又有余力改变“社会的不公”,女权大会的想法就此诞生。

出乎大会组织者意料的是,有将近300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的焦点是讨论一份模仿《独立宣言》为女性权利请愿的《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宣言表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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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独立宣言》详细描绘了乔治三世对殖民者的压迫,而《感伤宣言》则以决议清单的形式详述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男性剥夺了女性的法律权利,包括财产权、离婚后对孩子的监护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当时只有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接受女性]、平等参加宗教崇拜和活动的权利,以及投票权。除了少部分人认为最后一条过于激进,与会者对上述决议表示一致认同。

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提出投票权问题时,贵格会成员卢克莱西娅·莫特(Lucretia Mott)喊道:“丽西,你会让我们变成笑柄的!”事实上,报道会议的报纸也认为投票权的要求非常不符合女性身份。在这第一次女性权利大会取得成功的鼓舞下,与会者马上计划召开另一次大会,以吸引新的支持者并为促成决议的实施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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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

为何对这场全国性改革运动一无所知的当地农村姑娘夏洛特·伍德沃德也参加了会议呢?在这个充满希望和变革的时代,她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表示,自己的遭遇催生了这种想法,“为了可怜的一点点钱整天坐着缝制手套,而且那点钱永远不属于我”。按照法律和习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有权获得她的工资。她解释说:“我愿意工作,但想要有选择权,工资也要归我。”作为支持社会改良的代表,塞内卡福尔斯的女性改革者们通过大会表达了像夏洛特·伍德沃德这样的工作女性的诉求。

这次大会催生的女权运动将具有特别长久的生命力。1848年后,女性每年都要举行女权大会,为政治、法律和社会平等而努力。后来,作为对她们不懈游说的回应,各州纷纷通过了对女性更加有利的财产法,并修改法律允许离婚妇女保留对孩子的监护权。高等教育的教师职位和其他行业的一些工作向女性打开了大门,而从1869年的怀俄明领地开始,部分州的女性获得了投票权。1920年,在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呼吁授予女性普选权72年后,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终于保证了女性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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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7月31日17时57分,国际奥委1866年,坚信非洲裔美国人选举权和妇女选举权互为关联的伊莉莎白·斯坦顿、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露西·斯通(Lucy Stone)成立了美国平等权利协会。该组织发起了一系列游说和请愿运动,旨在废除州立法中关于投票权的种族和性别限制条款。而举国上下,废奴组织和共和党为了把重心放在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的通过上,撤回了用于推行妇女选举权的资金和支持。此后几十年里,对于这些修正案的意见不合分化了女权运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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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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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斯通(Lucy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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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

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激进派反对《第十五修正案》,理由是该法案会树立起“性别特权阶层”——给予所有男性获得选举权而女性却不享有政治权利。认为应该起草第十六修正案以保证女性的选举权。其他的女权活动家,包括露西·斯通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则主张“这一刻属于黑人”,害怕在全国层面展开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辩论将危及前两项法案的通过。

到了1869年,女权活动家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组织:向男性寻求支持的温和派: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AWSA)和全娘子军组成的激进派: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NWSA)。对后者而言,根据1848年在纽约塞内卡瀑布举行的首届妇女权利大会通过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所奠定的众多目标,获得选举权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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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虽然妇女在这个阶段并没能赢得选举权,她们发起的独立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却最终使数百万妇女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特别强调自治和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内战后妇女争取选举权受挫与其说是派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激进派重建计划以及扩大公民权理想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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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社会服务所运动为个人从事慈善事业的传统观念和人道主义改革提供了新的维度。从事社会服务所工作的人发现,想要改变所在社区的面貌,他们无法绕开一系列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如长期性贫困、出租房人满为患、童工问题、生产事故和公共卫生等。不久之后,他们便认识到更广泛地参与社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性。以亨利街之家为例,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在追求社会公平的事业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简·亚当斯于1889年在芝加哥成立了赫尔之家,这是首批创建的社会服务所之一,是简·亚当斯多年来苦苦寻找、为争取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而奋斗的结果。毕业于罗克福德学院的亚当斯是最早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之一。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满足于传统女性的生活选择,不甘于早早结婚,或者从事老师、护士或图书管理员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社会服务所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出路。

赫尔之家地处芝加哥破败不堪的贫民区,拥有日间托儿所、提供药品和医疗建议的医务室、寄宿处、画廊和音乐学校等设施。亚当斯常常提到社会服务所的“主观必要性”。所谓“主观必要性”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强烈希望有机会接触到真实世界,社会服务所满足了这种主观上的需要。亚当斯写道:“对生命本身而言,除了疾病、贫穷和罪恶之外,没有比人尽其才、经世致用更为重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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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之家(The Hull House)

莉莲·沃尔德与志同道合者一起说服了纽约卫生委员会为该市每所公立学校配备一名护士。她们游说教育部门开先河,实行校园午餐制度;倡议纽约市建立市区牛奶供应点,以确保牛奶的纯度。亨利街之家还率先尝试了肺结核的防治工作,积极主张开设游乐场,改善街道卫生,严查住房状况。亨利街之家开办的社区游乐场集革新性的剧场、音乐和舞蹈于一身,举世闻名。莉莲·沃尔德也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公开呼吁立法规范使用童工,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强烈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她主动提供亨利街之家作为1909年全美黑人大会的开会场地。正是在这次大会中,诞生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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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

社会改革派弗洛伦丝·凯利通过推动具有开创性的州和联邦的劳工立法,支持社会服务所运动。1891年,当她来到赫尔之家,她形容这是“一群工作高效、才智出众的女性开创的天地”。1893年,她撰写了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对妇女与儿童的影响。这篇报道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伊利诺伊州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限制妇女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禁止14岁以下儿童参加工作,并规定禁止向劳工出租条件极其恶劣的合租公寓。

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任命凯利负责监督新法的实施。1895年,凯利发表了《赫尔之家地图和文集》,这是第一本关于美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科学研究著作。1898年,凯利来到亨利街之家,并出任全国消费者联盟总干事一职。她与莉莲·沃尔德一起,创建了纽约童工管理委员会,并极力促成1912年美国儿童事务局的成立。出任该局局长一职的朱莉娅·莱思罗普(Julia Lathrop)是联邦机构的首位女性领导,她也来自赫尔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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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之家地图和文集》

(hull-house maps and papers)

在社工、公共卫生护理、家政等以女性为主的新兴职业岗位上,女性既能遵循道德改革中比较传统的一面,尤其是以照顾孩子为核心的传统责任,又能兼顾自身对事业的追求。这种新型的职业特点反过来又为改革输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确保了妇女在上述领域的地位,从而拓展了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功能,并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上的权威和影响。

凯利、亚当斯、沃尔德、莱思罗普以及与她们并肩奋斗的妇女们,自觉利用她们身为妇女的权利,重塑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格局。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和国家机构历来都是男性的专属领地,但女性社会进步人士将性别变成了一种优势。凯利等活动家利用她们在公民社会中的影响,推动新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以促进社会公平。“妇女的定位是家”,改革者里塔·蔡尔德·多尔(Rheta Childe Dorr)写道,“但家的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孤立的家庭,而是涵盖整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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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务工人数的大量增加,再加上浩浩荡荡的由上百万中产阶级女性组成的志愿者大军所做的工作,最终为妇女赢得了选举权。推销战争债券、号召节约粮食、募集资金等战时志愿工作在家庭女会员和俱乐部女会员中颇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大多在各州范围内进行,西部各州和领地成为这项运动的前沿阵地。

不同形式的妇女选举权相继被各州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首先是1869年的怀俄明州,接着是犹他州(1870年),科罗拉多州(1893年)和爱达荷州(1896年)。落基山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和东部州不同,没有因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民族文化分歧而受到阻挠。在东部,由于妇女选举权和禁酒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许多天主教移民和德国路德派教徒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他们害怕一旦投票权的问题解决了,禁酒也就不远了。

美国参战使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得以集中精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运动,以争取通过一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团体是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在1917年之前,大多数妇女参政论者都反对战争。在卡丽·查普曼·卡特的带领下,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公开表示支持战争,成员人数涨了一倍,达到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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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

卡特此举可谓是孤注一掷,她认为爱国热情的充分展示能为妇女选举权的世纪之争锁定胜局。同时,那些以年轻的贵格派活动家艾丽斯·保尔(Alice Paul)为首的、在妇女选举权上持更激进态度的斗士们,则为这项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协会倾向于开展保守的游说活动和秩序井然的示威游行。出于对这些保守策略的不满,保尔于1916年脱离协会,加入西部女性选民的行列,成立了全国妇女党。该党借鉴了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做法,主张采用更强硬、更具煽动性的行动。保尔和她的支持者聚集在白宫外举行抗议活动,当众烧毁威尔逊总统的演讲稿,谴责总统和民主党未能提出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她们用链条把自己拴在白宫外的栏杆上。遭到逮捕后,她们在狱中绝食以示抗议。这些激进派斗士吸引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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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保尔(Alice Paul)

虽然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内部有些人反对这些做法,保尔的激进立场却让协会的地位更容易被威尔逊接受。卡丽·查普曼·卡特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演说中,借用了总统为战争的辩护作为依据。她说,为民主而战,必须从国内开始。她呼吁通过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并且认为这应被视为一项“战时举措”。

1917年,总统敦促国会通过一项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因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1918年1月众议院通过议案,1919年6月,虽然参议院勉为其难地批准了这项修正案,苦口婆心地说服各州议会接受又花费了一年的时间。1920年8月,田纳西州最后投票,同意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妇女选举权终于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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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妇女参政支持者们欢庆妇女赢得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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