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生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婚姻又往往是很现实的事情，它不可避免地与地位、财富沾边挂钩。
朱俊芳，1957年9月出生在河南商丘，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家里太贫穷了，作为长子的朱俊芳才读了两年的小学，就被迫辍学回到家里帮助父亲务农。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这是几千年来原生农民家庭子弟的宿命，他们的人生轨迹往往是“到了年龄娶妻生子，拉扯孩子长大，再繁衍下一代”。
16岁那一年，朱俊芳也到了订婚的年纪，村里的热心老大妈给他介绍了一位邻村的姑娘，父母见过后感觉很好，就咬着牙四处借钱，凑了份彩礼，连同不少新衣服，一并送到了姑娘家里。
这婚事就算是订了下来，只不过从始至终，两个年轻人也没有见过面，更别提互相窜门了。
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朱俊芳要正式迎娶那位姑娘了。这个时候，对方说是要到朱家瞧瞧，看看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位未过门的姑娘来到老朱家，看到了令她十分胆寒的景象：破败的院墙，四间土坯小房，看上去都摇摇欲坠，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就连床都是用砖头木板搭起来的。
朱俊芳的父母显得特别苍老，而那三个弟弟，竟然还未成年，流着鼻涕，穿得也是破破烂烂。
姑娘越看心越凉，礼貌地应付了几句，头也不回地逃回家，很快就让娘家把彩礼退了回来。
这门婚事儿啊，告吹了。
眼瞅着儿媳妇儿即将过门了，忽然之间又跑了，这种事情令朱父感觉异常耻辱，气血郁积，难以开解，竟撒手人寰，随后，朱母也病倒了。
怎么办呢？朱俊芳知道如果还是守着这份“一亩三分地”的庄稼，他们还是没有啥出路，他只好忍痛把母亲交给三个弟弟暂时照顾着，自己则出门找生路。
长这么大，朱俊芳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他走走停停，啃着干粮、喝着凉水，一路打听哪里有活计，在500里之外的济源，他找到了一个煤矿，毫不犹豫地加入招工队伍，成为一名矿工，在这里他干了六年。
1982年，朱俊芳又来到焦作矿务局冯营矿，继续当矿工。
出身贫寒的朱俊芳，特别珍惜当矿工的工作机会，不管是在哪个煤矿工作，他都踏踏实实吃苦耐劳，还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说“朱俊芳这个小伙儿真不错”。
1984年3月，班长王好义对朱俊芳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媳妇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咱们可以在杂志上征婚啊。
27岁的朱俊芳听了这番话，十分羞涩，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王好义二话不说，拉着朱俊芳就来到照相馆，拍了照片，在咨询杂志社同意后，又提笔帮助他写了征婚启事内容，并附上100元钱，一块寄给了杂志。
这份征婚启事很快就被杂志发表出来，内容如下：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今年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有房数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这则征婚启事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37年前，征婚可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儿，彼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几年，中国大地人们的思想还相对保守。
“朱俊芳到杂志上征婚”这件事儿，在煤矿上也引起轰动，大家都很好奇是什么促使朱俊芳这么大胆，而作为当事人的朱俊芳在征婚启事发出去之后，还是平静地生活，下井干活、吃饭睡觉，似乎这件事儿没有发生过，因为他认为征婚这事儿不会有啥效果。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才过了几天，他就陆陆续续地收到应征的来信，这些信来自四面八方，有陕西的，有东北的，有湖南的，有四川的，更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姑娘回信。
一封封的信逐渐累加起来，装了两个黑色提包那么多，朱俊芳感到手足无措，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信，也不知道究竟与哪位姑娘交往。
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李萍，竟然登门前来找他。
1984年6月的一个午后，也就是征婚启事发出去1个多月的时候，有工友转给朱俊芳一封信，班长王好义给他念完，朱俊芳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朱俊芳，你好！你的征婚启事我已看到，我现在已从东北来到焦作，住在某某招待所302房间。你如有空，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
这姑娘可真是够大胆的，别说在当时，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吓人一跳。
朱俊芳犹豫再三，还是叫上班长陪他一起去。两人见面后，李萍有些失望，征婚启事上的朱俊芳还挺年轻英俊的，可面前这位个头不高，长相还老气，这是同一个人嘛？
见面后，朱俊芳才知道李萍并非是直接奔着他来的，这位黑龙江克山师专毕业的大学生，比朱俊芳小6岁，她的父亲是传统的老观念，不允许她自由恋爱，而是自己出面给女儿张罗找对象。
李萍不同意父亲的做法，被父亲扇了一巴掌，一气之下，她带上60多块钱，离开泰康县老家，离家出走了。
她先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工作也没处找，又不愿意回家被强迫相亲。
忽然李萍想起杂志上的那则征婚启事，她想自己既然想自由恋爱，那么就要胆子大一些，勇敢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于是她按照地址来到焦作冯营矿，但毕竟是姑娘家，还是很害羞，她就写了一封短信，托工友带给朱俊芳。
两个人见面后，李萍有些失望，朱俊芳却心跳如兔，眼前这位姑娘如此俊俏，还有文化，自己能配上人家吗？
你如果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就送你回家。
沉默了好长时间，朱俊芳才憋出这一句话。李萍在失望之后，转念一想，“人不可貌相”，也许这个小伙儿是个好人呢，不如交往几天再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萍对朱俊芳的印象彻底转变，她认定这个小伙子就是自己托付终身的人。她看到朱俊芳自己啃着凉馒头，就着咸菜，而把食堂买来的鸡腿、鱼省下来，留给她吃，在公园游玩的时候，也总是关心照顾着她。
李萍的母亲、堂姐得到她的消息后，连夜从东北赶来，痛哭之后，劝李萍回家，可是她却流着泪拒绝了，把母亲、堂姐送走。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朱俊芳与李萍参加了矿上的集体婚礼，他们给自己的小屋置办了简单的家具，还有一套锅碗瓢勺。
冯营矿作为国有企业，比较注重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李萍是外地人，矿上出面安排她去矿职工子弟学校当音乐教师，两个人相濡以沫地生活着，第二年，儿子朱强出生了，给朱俊芳更大的生活动力，工作也更加积极。
煤矿工作，总有一些意外事故出现，每一次上班之前，李萍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丈夫要注意安全，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她独自承担了照看儿子和打理家务的重担。
朱家被评为矿、集团公司的“五好家庭”，李萍个人还被评为“女工家属安全先进个人”，多次参加表彰大会。1999年，北京多家媒体在进行评选后，认为朱俊芳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征婚第一人”。
2003年，18岁的儿子朱强考上大学，立志做一名电脑工程师，可是天降厄运，大三时，他身体突感不适，被确诊为“肾病综合征”。
朱俊芳是合同制矿工，每月全部收入1000元左右，李萍的工资也是1000元左右。为了筹措医药费，他们两口子东挪西借，更是把房子卖掉凑钱给儿子治病。
短短几年的功夫，家庭就欠债数十万元，好在换肾之后，朱强的病情还比较稳定。
回顾过去的岁月，朱俊芳总是觉得对不起妻子，跟着自己太委屈了，自己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为人又内向，不善于与人沟通，而妻子是大学生，还能歌善舞，两个人缺少共同语言。
李萍呢，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当初是有些任性和冲动，年轻不懂事，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情绪去做事儿，在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她倒没有后悔的想法，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面对儿子的病情，她的情绪出现波动。
不过这种波动也只是暂时的，既然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个男人，选择与他组建这个家庭，这辈子就要相亲相爱，共度人生，无论贫贱灾祸，都要共同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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