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春秋

胡适少年留学时，曾经放纵过自己，不过这种放纵并非私生活方面，而是他沉溺于一种娱乐活动——打牌。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曾有过这种记录：
7月14日，打牌； 7月15日，打牌； 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胡适，字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而，他真的醒悟了吗？NO！NO！ 7月17日，打牌。 7月18日，打牌。 ...... 之后在种日常学习工作中，他的日记依然夹杂着“打牌”二字，“打牌”真得是年满20岁、血气方刚的这个年轻人的嗜好，有点难以自拔的味道： “天气骤热，不能做事，打牌”；“天气稍凉，无事可做，打牌”；“天气太冷，打牌”；“休息之日，打牌”；“今日考试不称意，打牌”。这位后来成为风云人物的年轻人，似乎也完全没有什么自律性，与普通人一样，容易沉溺于某种不良嗜好。但是，之所以他有以后的成就，还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可能牌桌上就多了一个赌棍了。转折点发生在这里：某年9月6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从此，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真的再也没有出现“打牌”二字。我们不知道胡适与“金涛君”之间有过什么思想碰撞，是什么样的深刻话语影响至深，使得青年胡适能如此决绝地放下嗜好，走向“正途”，但是，从这个小插曲中，我们也可以品味出两个要点：一是，若要有所成就，人必须要有自律性；二是，交友，必须要交良友，良友如春，给你带来的是人生的希望。

历史的春秋

1927年底，奉军在黄河以南地区战败之后，用王树常的第十军守黄河北岸，主力退到黄河以北的京汉铁路沿线地区，准备作相当时日的整顿与休息，而第十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河南的新乡地区。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军情异常紧张，战事频繁，可以说是“人不解甲，马不解鞍”，人困马乏。撤至黄河北岸后，奉军得到了短暂的休整，人们的心情也跟着稍微放松一些。军团长张学良自然也跟着心情好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很能适应环境，队伍驻扎下来不久，他就开始游览名胜古迹，悠然自得。可是这种悠哉的日子并没有过几天，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原来，从北京传来消息，老帅张作霖要当大元帅，并且很快就要实现，仪式就在近期准备妥当。张作霖作为一个草根逆袭的成功范例，不仅为平头百姓所称道，其实他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与所有穷苦人出身的成功者一样，他的骨子里始终有着一种“光宗耀祖”、“名传天下”的念头。加之从鼓舞士气的角度出发，此番奉军虽然战败，但身为统帅的张作霖不希望自己的这支虎狼之师失去斗志，战场上已然失利，军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去稳住，除了给官士兵们加饷、升职之外，自己必须要荣耀一把，给大家鼓鼓劲儿。可是消息传至新乡，张学良等人却非常着急，他们一万个不同意，认为张作霖一旦当上大元帅，本来困难的局面将进入绝境，将会四面受敌，难以立足。他立即从新乡赶赴北京，但无论他如何劝阻，均无效果，几天之后，张作霖还是如期就任大元帅职位，而庆祝仪式则选择在皇宫之中的居仁堂举行，可谓是天下皆知，无比荣光。然而，张作霖的大元帅宝座还没坐多久呢，各方军阀就联合发动了进攻，奉军在黄河北岸失去防守阵地，撤退至保定附近，半年后，奉军第二次败走北京，撤退出关，再次被人打回老家。当年，朱元璋在各方诸侯中，实力出众，但他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并未像其他诸候那样急急忙忙称什么“皇帝”，而是只称“吴王”而不称帝，为得就是暂避锋芒，不引人注目，少树立敌人，为啥呢？因为“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咱老祖宗经过千年的智慧思考，总结出的这些警言警句，道理深刻，并且永远适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张作霖称大元帅，虽然也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毕竟，在帝制被摧毁，人心向共和的情况下，大元帅成为各路军阀竞逐的焦点，谁若敢坐到那个位置上，大家必然会群起来攻之。

历史的春秋

我国著名油画家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他出身贫寒，但从小却很有志气。
九岁起，他正式跟随父亲学习绘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十岁时，他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了。十三岁时，他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补贴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阔了艺术视野。因为遇到被一些人瞧不起的事情，也培养了他坚强的性格。有一次，徐悲鸿到一个富裕的亲友家去吃喜酒，去吃喜酒的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穿着绸衣，而他因家境贫寒只穿了一件旧布大褂，为此遭到在场的一些人的冷落，从此他立志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不让那些人小瞧。为了能多学习一些知识，小悲鸿想进“洋学堂”读书，但父亲拿不出钱来给他。于是他便去向别借钱，可是谁也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没人愿意借钱给他，这使他深感前途的渺茫和世态的炎凉，不禁悲从中来，想到了袁鸣的鸿雁，从此，他改名为“悲鸿”。此后，他一直以“悲鸿”自许，并发愤学习绘画艺术，终于成了一代艺术大师。曾经，徐悲鸿刚刚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有一位外国同学瞧不起中国，也瞧不起徐悲鸿，徐悲鸿义正词严地对那个同学说：“既然你瞧不起我的国家，那么好，从现在开始，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等到毕业的时侯看看谁的成绩更优秀。” 此后，徐悲鸿更加发愤图强，努力练习，钻研绘画技艺，后来一画惊人，震惊了巴黎艺术界，那个同学早已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了。三十多岁时，徐悲鸿就已功成名就，声名远播，他的一幅画更是千金难求。然而悲情的是，由于战乱流离，婚姻不幸，加之他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徐悲鸿在五十岁因病住院时，竟拿不出住院费，小他28岁的妻子，陪着他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如此境遇，真的是令人无比唏嘘！

历史的春秋

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有一段历史鲜为人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寇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战争愈加惨烈，国内外同胞同仇敌忾、抗日杀敌的情绪也越发高涨。在国内同胞杀敌报国之际，海外同胞不甘落后，纷纷回国参战，于是海外侨胞中掀起一股从军热。国民政府为使这一大批热血青年获得正确报国途径，命令军校第四分校筹建“华侨入伍生总队”。从1940年至1941年初，从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欧美等国家与地区，共招收到两千余名青年入伍。他们都进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学习、军训。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这批华侨总队学生毕业，此时抗日战争更加激烈，大部分同学进入到国民党各野战部队，马上奔赴战场，牺牲者众多。而另有两百名专门受过训练的学生，被派往南洋各自被占地，深入日军敌后。此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军风头正盛，军校华侨生们深入日军虎穴，或收集情报，或在当地组建游击队，流血、牺牲，成功成仁。怒潮澎湃，杀身成仁，誓死战斗，斩尽倭寇。中华儿女，国内国外，都为抗日事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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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大清的股肱之臣李鸿章，专门拜访了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他得意洋洋地向俾斯麦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地镇压太平军等起义军，似乎那是他的丰功伟绩。不料，李鸿章侃了半天，俾斯麦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德意志人从来不以屠杀同胞为荣！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难道后世当中的德籍犹太人不是德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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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所绘的虾，驰名中外，不过他也喜欢绘蔬果，特别是对白菜情有独钟。
他总是能抓住白菜的特点，画出来的白菜甚是鲜活。有位画家曾学齐白石画白菜，总是画不出神韵。他便向齐白石请教，齐白石毫不客气地说:“你通身无蔬笋气，怎能画得和我一样！” 齐白石也爱吃白菜，他说大白菜越吃越香，越嚼越有味。有一次，一位客人带着卤肉去齐白石家，卤肉外包着白菜叶子，齐白石仔细地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他吩咐家人把菜叶切一切，用盐拌一拌，洒些香油，高兴地说: “又是一顿美味啊！” 齐白石对生活怀着一颗平常心，正如他所说“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香！” 人生如白菜，平淡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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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日本海军袭击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其实不然，实际上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是在英属殖民地马来半岛，比珍珠港事件早了近两个小时。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计划，确实是应该先展开海军对来珍珠港的偷袭，接下来才要陆军进攻马来半岛、香港、马尼拉和关岛等地。但是由于日本海军中将的机动部队有一个航空战队尚未完成准备工作，所以日本海军临时决定将偷袭珍珠港的时间推迟两个小时。按道理，陆军也应该顺延推迟作战任务，因为偷袭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让英美提前反应过来，有所准备，那日本海军的飞行员们就等于去送死。可是，当时的日本海军、陆军矛盾由来已久，谁都想在天皇面前抢头功，因此陆军不同意推迟进攻，理由是如果陆军也像海军那样推迟两个小时进攻，那么马来半岛就已经是早上八点钟了，那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对登陆作战非常不利，“凭什么海军的训练不过关，要让我们陆军去冒险！” 于是日本陆军坚持按原定计划作战，马来半岛的枪声便在偷袭珍珠港前近两个小时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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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在接见我军高级将领时，亲切地对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说：“你不但是屯兵边陲的大将军，也是一位最伟大的红娘。”
作为进疆的领军大将，为了部队官兵的婚姻大事，王震操碎了心，四处“化缘”。 1950年秋，王震委派熊晃为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王震还给在湖南负责的同志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帮忙。王震在信中说：“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一律欢迎，动员他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王首道看后笑了，黄克诚忍俊不禁地说：“这个王胡子，真是乱弹琴。要人家黄花闺女到新疆去生儿育女，哪个敢去哟！” 不过玩笑归玩笑，将军们也深知，若想让和平时期的官兵安心戍边，“寻个媳妇儿”是必须的，毕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找到另一半，安个家”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在听了熊晃的汇报后，都为王震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当即决定大力支持熊晃的工作，动员湖南女青年积极参军支援新疆。湘女参军的热情非常高，熊晃一年内共接收湘女3862人入伍当兵。 1951年冬，3862名湘妹子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上演了一幕“湘女出塞”的动人画面。 1952年，又有4000多湘女进疆，至此，有了“八千湘女进新疆”的说法。此后，又陆陆续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兵来到新疆，在各个生产建设兵团落户。数十年来，她们扎根边疆，与男同志们一起，为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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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前，毛主席曾经宴请了哪些国民党将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26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是：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碌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等。席间，毛主席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主席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此后，被宴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如陈明仁、李书城、李明灏，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邓宝珊、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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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28日，年近古稀的彭德怀元帅，不顾山高路险，长途跋涉，顶着烈日，登临西昌螺髻山牧场视察工作。
期间，他同牧场的职工同吃了一顿午饭。牧场亦按职工就餐标准收了费。当天晚上九点，已劳累了14个小时的彭总才返回西昌驻地。可是他刚刚进屋，便问随行人员给牧场付伙食费没有？当听到牧场是按职工伙食标准收了每个人2角钱时，他连说:“少了，少了，不公道！” 随后，他伏案给牧场党支部书记田兴成写了一封信，补了饭钱，并叮嘱工作人员专人送达。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午饭，每个人只算2角钱，实在太少了。肉、菜，合起来至少要10元才公道。另补8元，请查收，任何企业都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时隔不久，彭总被押回北京，开始了更加苦难的岁月。1974年11月底，彭总因癌症去世。四年后，他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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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夏，延安“抢救运动”推行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四军。某天，黄克诚将军问时任新四军二师政委的谭震林:
“第二师搞出多少特务？” “每个团都有百把人”，谭振林说。黄克诚眉头紧皱，以严肃态度问道: “一个团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在审查他们，他们有没有跑啊？” 谭振林摇摇头，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点头说:“老兄，你那么整人家，人家却一个都没跑，哪有这样傻的特务？赶紧给人家平反吧！” 谭振林点头称善。上面的许多政策，目的与初衷都是好的，但往往到基层执行时，便容易走样出错。

历史的春秋

1997年初夏，上将张震将军视察某部，召集将校军官十余人座谈。某部领导发言时，将军突然插话:
“一个战士的每月津贴费多少？” 在座将校军官皆沉默，竟无一人能答。张震将军话锋一转，说: “旧中国有个军阀，名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枝枪，三不知自己有多少个小老婆。” 在座将校听后皆面红耳赤。 “一个战士津贴费多少？”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也似乎没有问的必要。但是它却有被带兵的将校军官知道答案的必要。古代即有爱兵如子的将军，我军自成立之初，便有官兵平等，军官要关心爱护士兵的良好作风，并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成为一种光荣传统。美好的东西，值得永远传承下去。

历史的春秋

一天中午，叶帅对警卫参谋说：“拿上渔杆，准备车子，出去。”警卫参谋听后马上去准备。他心里知道叶帅要到哪里去，不用问，准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因为这段时间，叶帅除了在家以外，出去就是到昆明湖钓鱼，一坐就是很多时间，直到天黑才收杆。
叶剑英在颐和园钓鱼，一般都在两个地方：一处在西堤以西的一个岛上。这里环境清幽，树多林密，岸边长满了芦苇。在此处钓鱼，充满了野趣，而且，万寿山icon的景色尽收眼底。另一处则在大湖以外的一片水池里。这里环境虽然不如那个小岛上清幽别致，但由于这里鱼群密度较大，鱼上钩的机会也就多。随从人员想，叶帅今天去颐和园钓鱼，可能又是那个小岛。但出乎他们意料，车子直接开到那个水池边。叶帅下车后，安祥地坐在那里，上饵，开杆，甩钩，悠然自然，一副老渔翁的模样。不一会，他就钓上来一条大草鱼。再次下杆不久，鱼漂又动了，但他却没有动杆，只是看了看表，然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跟警卫参谋说： “走，准备车子，跟我走。” 车子离开之后，没过多久，车又折回来了，车上的人依次下来，原来，叶帅是去接王洪文的。叶、王两人下车后，并没有什么亲切的交流，而是各自找了一处互不干扰的位置，都开始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老一少（叶帅年近八旬，王洪文四十有余），一南一北，一个神采奕奕，老谋深算；一个精神焕发，锋芒毕露。表面看，他们还是比较客气，但内心已展开了一场无声较量。王氏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但军队系统中的上上下下的将领，没有几个把他放在眼里，他实在是资历太浅，而且为人真不咋的。军中的一些大事儿，还要听叶帅的意见，这样一来，使得王更加嫉恨叶帅，而“四人帮”也将叶帅视为眼钉肉刺，想尽一切手段，想制服这个“老渔翁”，于是便出现了派王洪文监督叶帅的场景：一老一少共同钓鱼。一脉之言：在叶帅看来，王洪文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道貌岸然，内心却极其丑恶，这么些年，多少正直的人，被他算计至死。姜还是老的辣，“秀才”王洪文，终究不是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叶帅的对手，经过华国锋的同意，叶帅对王洪文下了狠招，数年后的败北，估计王洪文是既不服又心服。

历史的春秋

十年特殊时期，张云逸大将于案头，手抄两块主席语录牌：
其一：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其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凡造反派来批张将军，将军必先念语录，后回答问题。将军言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历史的春秋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把绵绵的情话，写在一片枫叶上，寄给自己爱恋的女孩石评梅。
身负重任的高君宇，“情书”中饱含着相思，亦饱含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不移。1924年，在上海赴广州的船上，高君宇又给石评梅写信道：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的。我只是实现历史使命的小卒，为着人民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至死不渝”。他还给石评梅写下过其他炽烈的情书： “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1925年，高君宇积劳成疾，病逝，年仅29岁。遗憾的是，高君宇一直在追求着进步女作家石评梅，但由于种种原因，石评梅虽然内心也爱着高君宇，却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追求。高君宇的猝然离世，仿佛晴天霹雳，令石评梅寸断肝肠。高君宇去逝后，石评梅亲自手书他生前的诗句作为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她伤心欲绝地写下《墓畔哀歌》，表达对高君宇的刻骨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3年后，即1928年，石评梅在深切的相思中病逝，年仅26岁，依其夙愿，亲友们把她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让他们永远相伴在一起。谁说革命者是“无情的”？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也怀有爱的情愫，只是“生前未能相依偎，愿死后并葬于荒丘”，想来着实令人感到深切的遗憾。

历史的春秋

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发起时，将60军的三个师配属其他部队指挥，60军军长韦杰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有一个工兵营。
当志司发出各军退守汉江以北时，三个师又归建于60军。然而，所属180师，在没有粮食，缺少重武器，还要从整个志愿军部队最南端往后撤时，由于不断地接受新任务，包括掩护全兵团8000余名伤病员转移，导致该师被敌人追上，受到重创。这其中，180师师长郑其贵有责任，但第三兵团，以及第60军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营救措施，也有责任。1951年6月下旬，毛主席详细了解了这次战役的情况，以及180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他肯定地说： ”180师的事儿，各级都有责任，他们受挫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基于此，也不能全怪180师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做好，才使180师陷入敌阵不能自拔。倘若我们在各方面都搞得细致些，这个损失是可以避免的。看来，第五次战役，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然而，1952年10月，韦杰还是被撤职，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180师师长郑其贵，也受到了处分。 30多年后，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韦杰，还痛心疾首地说： ”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情况来看，真正要打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要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体系，指挥员还要有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素质和能力，要有协同作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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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天，许世友将军视察“南京路上好八连”，见战士午餐为南瓜稀饭，便问：“大家吃饱吃不饱？”班长许金龙答道：“报告首长，我们吃得饱。”
将军一把抢过锅铲，用力在锅里搅了几个来回，怒道：“放屁，这么稀，怎么吃得饱？你们骗人！” 将军大步走到连长、指导员跟前，问：“中午怎么吃稀饭？”连长回答：“中午吃稀饭可以睡三个小时，战士晚上要站几个小时岗，晚上才能吃干饭。” 许世友说：“国家粮食有困难，也要保证战士们吃饱，不然，怎么站岗？怎么保卫国家？怎么进行战备？”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战士们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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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0日，洛阳天气晴朗，位于西郊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内，锣鼓喧天，一辆大红色的拖拉机，披红挂彩，“隆隆”地开出厂门。
工人们换上了新衣，欢天喜地，迎接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拖拉机。 1955年，作为156个重点项目，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厂在河南洛阳破土动工，一批满怀热情与梦想的建设者，从五湖四海云集洛阳，支援厂子的建设。当时的人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异常高涨，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厂，为了早日生产出自己的拖拉机，来自五湖四海的洛阳拖拉机厂的全体职工，加班加点研制、生产，常常每天从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工作，直至次日凌晨，没有人提什么倒班的事儿，更没有人提出什么加班工资的事儿，人们心中只有唯一的朴素心愿，一心为国，早出产品。那种情怀，是那样的纯粹，完全超出当代人的理解与想象，好像是童话故事一般。为了给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起个响亮的名字，全厂人都被动员起来。前前后后，大家想出包括“斑马牌”在内的超过百余个名字，后来，“东方红”这个名字，得到最多人的支持。而“东方红”拖拉机的成功研制，引发的轰动效应，远远超出一个厂子、一个市、一个省，在全国都引发了巨大的欢动，人们甚至于喜极而泣。那是一种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凭借着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创造出产品的感情流露，更是历经百余年被列强欺凌与蔑视的历史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真情反应。同样的，当年前辈们的那种真情实感，当代人也是难以理解与想象，也好像童话故事一般。 1959年11月1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投入生产，从这一天起，中国“一拖”制造的“东方红”拖拉机，源源不断从洛阳开出，奔向全国各地的广大农村，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大幕，就此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