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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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经济主体，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经济和社会也有矛盾的一面，经济是为社会服务的，两者的运行法则又不一样。
经济特别是企业奉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我们称之为“竞争”）、利润最大化、更高的效率等；而社会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奉行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等法则，所以两者在有些时候很容易产生矛盾。
竞争是自然的法则，道德却是社会的产物。市场竞争按照自然法则大概率会走向垄断，但这不适合社会法则，毕竟社会需要人性。所以，作为经济发展主体，应该具备社会基因，即企业在这个社会中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让很多企业天然具备了社会属性。
以百度为例，2021年1—12月市场份额为85.48%。极高的占有率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百度搜索已经具有了社会共用品的属性。腾讯的微信用户超过12亿，基本上中国的成年人都在使用。抖音用户也超过了8亿，这是传统企业所不敢想象的体量。
庞大的用户数量让这些企业的产品具有了社会基础产品的属性，它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不能不慎。
为何百度一直负面不断？最根本原因就是其产品（百度搜索）具有社会共用品的属性，但百度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两者之间（利润最大化和社会最大化）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协调不好的情况下，负面新闻就会一直不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社会化角度来改造百度，而不是狼性文化。
腾讯作为中国互联网巨头，负面缠身的原因也是产品的社会功能和盈利功能没有协调好；近些年，它也在寻求突破与改变，比如强调科技至善。
前不久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指出将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行业经营成本。
这里可能有国家行政干预经济，美团作为一个市场行为的企业有定价权，但一个企业特别是像美团这么大的平台型企业，已经不仅适用于市场行为。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在各种规则的制定上不能仅从美团自身的角度出发，而要充分考虑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团的背后是大量的商家和消费者，它们的每一个政策足以影响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群。
所有的市场行为是为社会服务的，当某个市场行为违背了社会的某些理念，就应该用社会的办法让它尽可能地回归正常，国家出台指导意见就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
不能因为有了市场手段就什么东西都放在市场规则下去完成，毕竟市场经济也是为了社会服务，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让社会更好的发展。
其次，新型的垄断企业已经出现，但又不同于传统垄断企业。很多企业做大做强，并非依靠垄断，而是积极追寻创新，进而持续占领市场、积累财富，直到体现出垄断态势。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不是依靠垄断形成的，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创新精益求精，在竞争中打败对手而出现的结果——垄断。
如零售领域基本被阿里、京东和拼多多垄断，它们依靠流量优势还在不断整合超市、便利店。餐饮领域有美团和饿了么，信息领域基本被头条和百度、腾讯等垄断，传统的新闻网站现在鲜有人看。
以新华网为例，新华网的大部分流量不是来自于网站本身，而是头条号、抖音号、百度号和订阅号这样的信息平台。可能平台有自己的算法，但总做不到上帝视角，所以信息的传播形式完全由这几大平台说了算。
看似规则透明，但规则的制定者——平台基本代替了以往政府的社会职能，如果再始终以盈利为目的，大概率不会被社会所容忍，所以这样的企业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因为没有规则是完全公正的，况且社会追求的公正与规则所追求的公正并不完全重合。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权力都需要一个制约机制，对于企业尤其垄断型企业来说，最好的制约机制就是引入社会。
再如，信息平台获取流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满足读者最初级的欲望，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乐此不疲，平台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读者的欲望。
人都有惰性，多数人都想不劳而获，数据化推送（读者认为的数据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满足人的各种欲望，如果你接收的信息都是各个平台推送的，那么自制力比较强的往往会接收到好的信息，而自制力差的往往相反，抖音有毒大概就是如此形成的。
一个健全的人虽不需要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但也要学会控制，做到适度而止。
数据化阅读时代，个人喜好或者说自制力的不同形成了千人千面的信息投送。久而久之，不同的人就在不同的信息圈层，从而在认知和知识上形成分层。
本来在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能相对平等地获取各种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但是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使自己被各种垃圾信息或无营养信息包围，而形成不同的认知和知识的不均等，对于企业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其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财富和机会的不均等。
因此，具有新型垄断特质的企业，更应该站在社会的角度而非仅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设计。
再次，互联网让信息越来越对称，使企业不得不面对社会审视的目光。
比如3·15曝光的双汇事件、康师傅事件，让接受社会的全面审视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老百姓不是不通情达理，也不是不让企业赚钱。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企业完全以利润为核心，就像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不违法的人，谈不上正能量的人，或者说仅是一个人而已，至于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道德和社会地位不匹配的人，犯错大概率会被口诛笔伐。明星偷税漏税被封杀会得到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基于此。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偶尔失察犯错，大多数人还是会原谅的，或者至少会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理性看待。
放到企业身上也是如此。
大家对康师傅的口诛笔伐不仅仅是因为原料问题，还有其在社会大众眼中并不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企业，一般在某些方面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必然会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弹，有道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相反，长期履行一部分社会义务的白象倒是被社会给捧了起来。
一个对社会没有同情心的企业，社会对其也没有同情心，一旦有什么把柄必然会被社会群众拉出来“鞭尸”。社会对一个企业的宽容程度和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成正比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企业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相信各种负面会层出不穷。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需要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并把它贯彻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相信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并不仇富，仇的只是那些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富人。
最后，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中国的哲学更像伦理学，它不是一门学问，而是教人成为人。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上的各种人，都要符合一定的伦理，要不就不能成为人。
比如我们骂人时会说对方不是人，其实这个人，就是伦理方面的人，而不是形体方面的人。
对于企业家来说也是，比如在我国老板有很多但是敢自称企业家或者被社会认可的企业家却很少，原因是我们说的企业家不仅仅是企业规模，还赋予很多文化方面的标准。
我们当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很多做企业的只能称之为老板，即使企业做得很大，也不是企业家，因为我们把企业家加上了很多伦理道德的因素。
士农工商，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划分，还有道德伦理的因素。
士不仅包括当官的，还有比如具有一定的道德文化素养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士。比如像秀才也属于士的范畴。比如农，一方面在古代农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因有恒产所以有恒心，是社会的稳定器。
随着教育的普及，传统的士农工商，已经不太适合当下的社会。比如很多商人大多是读过很多书，有不少还是大学毕业甚至是博士等，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更偏向于士的范畴。
只是信息社会，当老板的特别是大老板，他们的很多缺点会被放大。可以说中国社会天然就给每个人赋予了一定的社会伦理，作为社会焦点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现代企业制度其实是西方的产物，但我们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文化里的很多理念和我们的文化也并不是非常契合。
例如，西方一直是贵族政治，阶级分明，即使到了今天，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依然保留有贵族政治的痕迹。而中国在很早前就进入了平民政治，特别是科举制的兴起，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可能。
中国社会讲究的是公平正义，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让平民具有通畅的晋升通道。而国家对教育的改革，就是因为教育在中国老百姓的阶层跨越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学习好在中国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和社会的公平属性是相违背的，所以教育需要由国家（社会）来主导而不是资本。这点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
中国的企业最早是从学习西方开始，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企业文化理念也需要走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的道路。
怎样才是符合中国社会？这个需要中国的企业家们去不断寻找，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超越西方，继续照搬西方的企业模式也很难了，必须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而这条路的理论基础就在我们丰富的传统文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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