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发现，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孩子，比战后军人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因为精神科的诊断和治疗并不关注他们为了生存而经历的痛苦。所以，他思考着如何去帮助这些孩子。
为此他做了不少调研，充分了解这些孩子的处境。
如何谈及创伤性历史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既然受害者们特别敏感，那么如何跟他们谈及创伤呢？作者设计了一套访谈的问题，从简单问题开始，逐渐推进到日常生活、童年关系的问题：
“你住在哪里？你和谁一起住？”“谁负责付账单，谁负责煮饭和清洁？”
“你在日常生活中依赖谁？”“如果你病了，谁会负责购物和带你去看医生？”“你会在不开心的时候找谁谈谈？”
“谁和你一起住？你搬家的频率如何？谁是你的主要养育者？”
“你的家庭中谁最喜欢你？”“谁会把你当作一个特别的人对待？”“你在成长过程中，有任何人可以让你感到安全的吗？”
“谁负责在家里制定和维护规矩？”“如果孩子们违反规矩，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是谈话、责骂、打屁股、殴打，还是被锁起来？”“你的父母是怎样解决他们的意见不合的？”一般到这时，闸门就打开了，很多病人主动提起他们小时候经历的细节来。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人格解离、渴望依附于任何可能有效的人，可能是帮助这些受害者处理情绪的有效方式。
更为严重的自伤行为
跟PTSD患者相比，受过童年创伤的孩子，一般不大记得自己的经历，他们表面上都在正常的生活，但行为表现就像身处危险当中。
作者又对比了童年受虐的孩子和受过自然灾害的孩子，前者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精神紧张，充满自我厌恶且很难处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他们有更严重的自伤行为和一大堆其他的问题。
接着，作者对一万多名患者展开了ACE研究（儿童时期不良经历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遭遇创伤的情况比预想中更常见，比如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被父母反复打过。
他发现，ACE的分数越高，成年后出现的工作失职、贫困、长期抑郁、自杀、罹患癌症、肥胖、抽烟和酒精成瘾等现象的概率就越高。
当问题行为成为解决方式
我们知道，患者的不良行为是为应对不良经历发展出来的方式，然而如果把解决方式当作问题去除，结果可能不仅是治疗失败，而且患者会遭遇更严重的痛苦。
比如强暴受害者的肥胖是因为肥胖使她不被注意，不被注意意味着安全，所以，减掉体重反而使她更加不安。
ACE研究中有更多类似的案例，报告总结出：
很多长期看来有害健康的行为，很可能在短期内是有益的……这种逆向的力量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系统……其呈现出来的问题，通常只是那些被时间埋藏、被患者的羞耻、保密甚至时而的遗忘和时常表现出的临床不适所隐藏。
也就是说，患者实际上是从问题行为中获益，因为问题行为隐藏了患者感到羞耻或希望被遗忘的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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