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有这么一位“胆大”的男子。2008年7月12日，该男子到湖北江陵县江边“找鱼”，恰逢一位老渔民停船靠岸。男子靠近一看，发现船舱里躺着一条巨大的野生鲶鱼，重量足足有30多斤，全身满是伤痕。
男子突然眼前一亮，一眼就认出这是正宗的长江大口鲶鱼，于是便询问渔民多少钱肯卖。没想到，老渔民随口说出一个天价：19万块钱！更令人吃惊的是，男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反而还主动加码：“你别把鱼搞死了，我再给你加1万块钱，20万元！”
花20万买一条受伤的鲶鱼，还不一定能养活，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就连随行的司机也犯嘀咕：男子肯定是“晕了头，瞎胡闹”。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条受伤的鲶鱼，3年后却给男子带来了上亿元的财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与鲶鱼结缘，在北京发现“大市场”
该男子名叫袁丹军，地地道道的湖北荆州人。
2000年，袁丹军在北京做起了服装生意，后来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果断转行进入了鲶鱼批发行业，并且只用一招就迅速打开了北京的鲶鱼市场。
袁丹军的家乡湖北是“千湖之省”，该省水产发达，经济鱼种繁多，其中不乏名特优品种。在湖北的餐馆中，大口鲶鱼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深受市场欢迎。此鱼学名为南方大口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及以南，湖南、湖北、广东等均是主产区，算是一种亲民的优质淡水鱼。
就是这么一种鱼，让袁丹军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发现在北京市场上，大口鲶鱼的出现率很低，当地吃鲶鱼的人也不多。他意识到这里面“大有商机”。于是，袁丹军果断转行，决定把当地湖北风味的餐馆作为突破口，通过向餐馆推销大口鲶鱼来创造新的市场。
袁丹军找到酒店、餐厅、食堂等单位的水产经销商，并向对方承诺：只要把鱼推销到店里，所有的费用开支均算在他身上，鱼死后的损失也全由他一人承担。就这样，越来越多的餐馆开始将大口鲶鱼作为特色菜，消费者口碑相传，菜品越卖越火，后来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短短半年时间，袁丹军就在北京水产行业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鲶鱼供应商之一。当时，他从广东等地批发大口鲶鱼，单价8元一斤，到了北京卖12元一斤，涨幅高达50%。最火爆的时候，他每天销售的鲶鱼就有5~6万斤，而这，还只是北京鲶鱼市场的“冰山一角”。
下决心养殖鲶鱼，东北怀头鲶浮出水面
看到市场反馈如此热烈，袁丹军进一步坚定了在鲶鱼行业深耕的信念。
开辟北京鲶鱼市场的他，就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内心激动万分。但另一方面，北京市场仍存在货源紧缺的问题，这迫使袁丹军不得不寻找其他货源。
2005年的一天，袁丹军意外得到一个消息：辽宁省灯塔市的小堡村有大量的鲶鱼！据人介绍，小堡村在2003年前后开始养殖鲶鱼，品种并不是南方大口鲶，而是东北特有的怀头鲶，年产量在500万条左右。
怀头鲶也叫黑龙江怀头鲶，是东北的特有种，这种鲶鱼同样肉质鲜嫩，无肌间刺，而且当年就能养成商品规格。但问题是，小堡村的养殖量虽大，却苦于“有产无销”，而北京则恰好相反，这再次让袁丹军找到了“财路”。
为了收购东北的怀头鲶，袁丹军亲自前往小堡村，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边帮助养殖户养鱼、收鱼，另一边也跟着学习各项养殖技术。养殖成功后，袁丹军再以高价收购，采购价比市场价高出1元左右，而一个塘口可产5~6万斤，这意味着养殖户可多赚5~6万元。双方都能从中获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2007年5月，袁丹军计划大干一场，一次性投入300万元租下了200亩池塘，准备在湖北荆州老家亲自养鱼。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员工们的强烈反对，还有员工直言“这种做法太盲目”。员工的担忧不无道理，这背后确实有很多风险：
第一，水温难调节。怀头鲶属于北方鲶鱼，适宜生活在20~28℃的水中，30℃时呼吸开始减弱，死亡率急剧增高。而湖北夏季气温很高，水泥池塘受热易升温，很难保证成活率。
第二，缺少成功的参考经验。在袁丹军之前，荆州市从来没人能成功养殖怀头鲶，本地化养殖毫无经验可循。
第三，容错率低，试错成本高。养殖怀头鲶的成本很高，平均一个塘口就要投入50~60万元，开支太大。一旦出现疾病、水质污染问题，整个池塘的鲶鱼就可能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员工的质疑和埋怨，袁丹军却毫无动摇，他骨子里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干，风险再大也要干！
养殖大获成功，却遭人背叛
就这样，袁丹军在湖北轰轰烈烈地干起了鲶鱼养殖。
正如预料的那样，夏季水温确实太高，怀头鲶经常患上出血病。经过摸索，袁丹军也成功找到了应对之策：引入井水降温，同时又改善了水质，保证了怀头鲶的正常生长。
2008年春节，袁丹军成功养出了第一批怀头鲶。当时，恰逢中国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罕见雪灾，受灾范围涉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区，多地道路交通被封死。东北和广东的鲶鱼因大雪封路而运不出去，养鱼户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对袁丹军而言，这反倒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湖北荆州遭遇的冰雪灾害较小，再加上怀头鲶能适应0~10℃的低温，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这么一来，袁丹军的鲶鱼就成了抢手货，所有塘口的鲶鱼在5天之内就被高价抢光，单价由最初的9块钱一斤升到了12.3元一斤，仅这一次就净赚了100多万元。
尝到甜头的袁丹军兴奋不已，还没等冰雪完全消融，他就马不停蹄地又承包了280亩鱼塘，将面积扩大到了480亩。还聘请曾经的小学同学作为场长，帮自己管理养殖板块，他本人则专心到外地跑业务。但没想到，这个举动却让他损失惨重，不仅搭上了全部身家，反而还欠下了外债。
原来，新聘来的场长为提高利润率，特意采购了低品质、价格低的饲料。这些饲料无论是蛋白含量还是适口性，都无法满足养殖需求，鲶鱼吃食不积极，导致残饵越积越多，水质恶化严重，塘里的鱼也开始大量死亡。
或许是怕担责任，这位场长也是“慌不择路”，死鱼事件发生后，没打招呼就不见了踪影，养殖场的运营也陷入了瘫痪。不仅如此，此人还把养殖场所有的流动资金一并卷走，这让袁丹军损失惨重。
为弥补损失，袁丹军赶忙从北京的生意中挪用了400万元，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据袁丹军回忆，这件事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耻辱。大年三十那天，他独自守在养殖场里，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生意，到头来却如此落魄。最困难的时候，账上不仅没钱，就连借也借不到，甚至还要给别人下跪…20万元买一条受伤的鲶鱼，让他东山再起
袁丹军左思右想，要想东山再起，就必须先过资金这一关。
2009年春节刚一过，他就找到了当地枪杆村的支部书记，借贷了200多万元。有了这笔资金，养殖场开始恢复生机。也许是上天眷顾，在一次卖鱼时，细心的袁丹军再次发现了一个商机。
袁丹军发现，从广东批发的大口鲶鱼非常不耐运输，路上的伤亡率高达50%以上。到市场卸货时，很多鲶鱼早已因缺氧而死，根本卖不出去。在一批大口鲶中，挑出的死鱼竟有1000多斤，而北方的怀头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袁丹军常年跟怀头鲶、大口鲶打交道，对这两种鱼的生长习性、商品特性了如指掌：怀头鲶生长速度慢，但是耐运输，基本都是活鱼销售；大口鲶生长速度快，但是不耐运输，死亡率较高。
袁丹军灵机一动，产生了把两种鱼杂交的想法！如果真能够成功，杂交后代生长速度既快，又耐运输，岂不是一举两得！
为此，袁丹军专门请教了长江大学的杨代青教授，说出了把南北鲶鱼杂交的想法。
专家指出，这一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两种鲶鱼都属于鲶科鲶属，亲缘关系近，人工杂交的方法值得一试。但有一个前提：要实现杂交，就须找到野生的怀头鲶和大口鲶。
根据教授的指示，袁丹军踏上了四处寻鱼的旅程。三个月后，他就在东北找到了野生的雄性怀头鲶，但与之配对的雌性大口鲶却让他犯了难，一连找了半年多还是一无所获。
视线再回到开篇，其实那条30多斤重、遍体鳞伤的巨型鲶鱼，正是袁丹军苦苦寻找的雌性大口鲶鱼！所以，尽管渔民开出了天价，袁丹军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条鱼。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在长江大学专家的帮助下，这两条野生鱼成功杂交，培育出的杂交后代被命名为“中华鲶鱼”。中华鲶鱼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袁丹军手握全国唯一的种质资源，自然也就成了背后的最大赢家。
2010年10月，袁丹军养殖的中华鲶鱼大获成功，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很多北京的经销商也把中华鲶鱼作为了主卖品种，旺季一天就能销售1万斤以上。
略微遗憾的是，那条受伤的亲鱼在第二次产卵后死去。不过，其后代已经在池塘内发展壮大，种质基因得以逐代延续，每年能带来700多万元的财富。
2011年，袁丹军靠着鲶鱼产业达到了1个多亿的销售额，他还专门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带动当地周边100多户养殖户脱贫致富，体现了中国水产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总结
艰苦创业十多年，袁丹军遭遇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但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与个人的积累、魄力以及胆识有关。
一条看似不起眼的野生鱼，袁丹军却能以20万元购入，没有对鲶鱼产业的深入了解，袁丹军就不可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中华鲶鱼的诞生，为科学界、养殖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背后的变通、创新精神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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