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景安 图/王本强
意识形态改革的目的和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具体化；具有亲和力、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又有实践性和现实性。
意识形态改革涉及的领域很广，当前应集中解决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发展观、价值观、道德观。
这里所提出的发展观、价值观、道德观应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应回答中国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应有利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它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实践的操作性，经得起任何形式、任何范围、任何流派的辩驳和质疑。它具有的说服力和神圣性将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
确定这样的目标，我们才有改革的勇气、魄力和胸怀，才会勇于抛弃那些已经过时的老口号、老原则，才会真正接纳、吸收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本文先讨论发展观与价值观。
“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是我党提出的新的发展观与价值观。
它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可成为新理论、新观念、新纲领。但至今没有为全党所认识，表现在对所包涵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在理论解释上出现矛盾与混乱。
我们已发现了有世界意义的珍宝，但自己却不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固守于老口号、老观念，缺乏改革创新意识。
小平同志曾带领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我们要实现一个新的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可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要实现新的转折，意识形态领域还停留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或者停留在“物本位”年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瓶装旧酒”以及概念模糊、理论混乱的现象。
“以人为本”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也是一种新的发展观。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大体上有三种价值观：一种是以精神为本位。中国古代、中世纪欧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如此。一种是以物质为本位。当今世界包括中国都在追求的现代化，无不以物本位的西方文明为蓝本。
一种是以人为本位。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即以人的权利的核心，以人的需要为宗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人的持续为原则。物本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
“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提出，就在于追求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探索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新的社会模式，走一条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本位”在发展观上区别于“物本位”；在价值观上则区别于“群本位”。这是“以人为本”概念的核心。
然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对“以人为本”的一种解释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或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种理解在理论认识上，没有前进一步，并造成概念的混淆。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政治观而不是发展观。
从发展观来说，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一定是人本位，也可以是物本位，注重的则是人民的物质利益。
从价值观来说，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倡导的是群本位，而“以人为本”则注重的是一个个的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人民、把革命、把国家、把集体看作是神圣的，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往往以“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的权利，剥夺个人的自由，甚至残害个人的生命。忽视个人、蔑视个人，是导致我国服务水平低下、道德要求缺位、法治精神缺乏的重要原因。
“以人为本”提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以人为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区别的。
“以人为本”是对每一个人负责，不容许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侵犯个人。理论上更严密，实践中也便于检验。
“以人为本”必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以人为本”可以超越党派成见，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以人为本”与“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这两个口号有区别，也有联系。从政治上讲，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从发展观和价值观来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观在发展观和价值观上的延伸。“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现和社会实践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对“全面小康”也需要重新认识。
全面小康应具有五大本质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
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比较，全面小康物质富裕程度不如西方现代化，但环境少污染，生活质量好；社会较和谐，人际关系好；心态较平和，精神状态好。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以外，其余都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使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长期以来，衡量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是物的丰裕度即物质财富愈多，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水平愈高，这是一种物本位的世界观。对人的需要和发展来说，物质无疑是基础，但不仅仅是物质，还需要精神和情感。西方现代化引导人们片面的过度的追求物，人对物的消费超过了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既造成人自身的异化，成为无止境的消费动物，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又危及人的生存，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的不可持续。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标志这种物本位的世界观已走上尽头。人为本位的世界观应运而生，衡量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是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
因此，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作相应调整，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全面小康。按照人对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全面小康可分作低、中、高三个阶段。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为全面小康低级阶段，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级阶段，二十一世纪末达到高级阶段。
和谐社会是全面小康的高级阶段，是一种将“和谐”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新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以“平均”作为社会价值理念，封建社会以“等级”作为社会价值理念，资本主义社会以“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理念。
和谐社会就是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将“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的社会形态。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和谐”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是指统率、统领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尺度的核心和灵魂。
因而“和谐”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全体民众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必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所有层面；必然覆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物质与精神的所有关系；必然体现在国家的制度、方针、政策、法律的所有规范中。
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创造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概念，侧重个人权利的保障，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创造的“和谐”，既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又解决了人类社会必须的人与人的协调及与自然的协调，将使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阶段。
“和谐”是一种动态中的协调、前进中的平衡、进取中的有度、多元中的一致、纷乱中的有序、对立中的统一。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只有在“和谐”中实现。世界上的强权国家首先接受“和谐”的理念、实行“和谐”的政策，这个世界才能太平。
同样，人类只有接受“和谐”的理念，实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发展才能持续。
“和谐”是人类新文明的核心和灵魂 。注和谐社会，不能仅仅理解为社会和谐，不能仅仅体现在社会领域，而应全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中。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将和谐社会具体化、指标化，即建立可以考核的指标体系。考核人与自然关系，应制订经济指标、物耗指标、环境指标；考核人与人的关系，应制订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会自治等方面的指标；考核人与自我的关系，应制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指标。（全文完）
徐景安简介: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1979年参与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1980年国务院采纳他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1984年主持起草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国家采纳实施，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建议全国推行，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发展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2004年5月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构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