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心气不能丢

稳经济，一定要稳人心

上周写《经济不能停》，最后一句是：“中国经济不能停，人心在，就不会停。”

有企业家在我的朋友圈跟了一句：“前提是人心还在。”

人心在不在？如何稳？想了很久。

如果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人心就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不管做什么，最怕熄灭的就是心气。

要稳经济，一定要稳人心。

我在一线调研经济脉动已30多年，无论民企、外企、国企还是区域经济，都做过大量采访跟踪，亲眼目睹了太多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之巅的案例，由此建立起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中国的成就和活力，根源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最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句话，而是活生生的奋斗图景，闭上眼就能想到无数，张开嘴就能一直讲下去。

接着问，为什么能充分调动人心？

因为通过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使人民群众比过去享有了更加广泛的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因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做大蛋糕，进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今年下半年将召开二十大，人们期待二十大带给人民更稳定的预期，让人民的权利保障和全面发展更进一步。

中国经济现在有些阴雨连绵，但把“稳经济就要稳人心，稳人心就要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逻辑梳理清楚，并通过政策信号和制度建设清晰地传递出来，人心就会慢慢稳住，经济就能重回合理区间。

稳人心，需要更好的统筹能力

当下经济为何不稳？有近忧，有远虑。

近忧就是奥密克戎疫情所扰。最近和企业交流时，有企业说：“我们也经历过汶川地震，很惨痛，但就是一下子，损失很大，但是是确定的。而奥密克戎像钝刀子割肉，没完没了，很难受。”

有企业说：“我担心的不是现在难，是将来更难。天天看着上海的蓝天白云已经两个多月，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以后每年都这样，我最好现在就拿出几千万，把多年跟随企业的老骨干和员工处置好，然后就休息了。”

有被列入复工复产白名单的说：“我们可以申请电子通行证，但企业不是自己想转就转得动的，比如设备就要供应商的工程师到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不复工，我们也难动。”

有做律师的说：“前一段来咨询的企业主要是问订单违约怎么办，现在最多的是问裁员纠纷怎么处理。企业也不想裁员，确实是撑不下去了。”

为了生存，有的企业宁可让员工先到外地被隔离14天，等行动自由后再出差，到各地见客户。但各地政策的随机变化，也让他们战战兢兢。

《上海证券报》对长三角区域上市公司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截至5月7日收到的667家上市公司有效问卷显示，约92%的企业表示疫情对公司产生影响，37%的表示已产生很大影响，上海的上市公司有约49%反馈其复工复产率不足30%。企业反映最大的问题是：疫情致使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

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人们的担心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影响未来预期。

其实，很多企业都意识到，疫情防控将常态化，“非药物干预”也会常态化，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核酸检测、保持一定比例的居家办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比较郁闷的是，人流物流的冻结会不会变成常态？大面积长时间降低流动性会不会变成“常规武器”？这对企业的战略和运营意味着什么？颇为迷惑，颇费思量。

也有企业家说，“动态清零”的指标很清楚、很硬，甚至有些地方连着十几天无确诊病例也要全员静态管理，或者动不动就大范围高频次搞核酸检测；但另外一些要求，如“科学精准”“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各个地方并没有定量化，因此很难真正做好统筹。

能不能把这些要求也定量化，变成硬指标？比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中小企业收入降幅、经营性现金流水平、灵活就业者收入与正常水平之比，等等。一旦越过指标底线，政府有义务采取措施，如给予补贴、减免、保障等。

还有企业说，生命至上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和作为一个操作命题，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哲学上，生命至上百分百正确。但现实中，每个群体的“生命至上”诉求如何统筹协调，需要精细化、科学化地加以平衡。企业法人也有“生命”问题，企业停了，员工就没收入了，也会影响身心和家庭。

今天和未来如何更好地统筹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很多企业心里仍在打鼓。

稳人心，需要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

近忧之外，还有远虑。归结到一点，就是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路转向，怕“两个毫不动摇”出现摇摆，怕政策不稳定。

所谓“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有民营企业家说，以后能不能把“两个毫不动摇”改成“一个”，就是毫不动摇地保护一切企业的产权，毫不动摇地支持一切企业的发展，只要他们是遵纪守法地经营。这样就一视同仁了。

客观地说，过去几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很快。1980年个体工商户不到1万户，1999年达到3200万户，2012年达到4100万户，2021年底登记在册的已达1.03亿户，约占市场主体总量（1.54亿户）的2/3。民企也长出一批龙头，在《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已有一批非国有企业的身影，如华为、平安、腾讯、京东、阿里、碧桂园、联想、吉利、美的、泰康、沙钢、小米、海尔、格力、恒力、青山控股、魏桥、海亮、龙湖、万洲国际等等。

但为什么企业的心还是不稳呢？

我在2020年写过《像扶贫一样安扶企业家的心》，当时提出了五个理由：企业家的作用很大；企业是脆弱的物种；企业家是一种高压力职业；企业家是一种高危职业；企业家内心充满纠结。

举例来说，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触犯和最多触犯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国有企业家几乎不涉及。这在客观上与民企“融资难”有很大关系，也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存在适用范围不当扩大的问题。

在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有企业家指出，要树立非公企业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的司法意识。查封、冻结和执行涉案财产时，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与法人财产、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被告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慎重处置民营企业的决定性生产经营财产，避免一个案子毁了一个企业。但现实中，不依法办案，不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随意低价处置涉案人的企业财产的案例还有不少。

这次疫情中为什么很多人对入户消杀特别敏感？有企业家说，他联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意识，非常担心将来被什么人用什么名目进到家里拿走财产。

回顾历史，每一轮市场经济主体的大发展，都是因为从政策到制度采取了积极性、肯定性、鼓励性为主的方略。一旦变为以怀疑、整肃、管控为主，经济很快就会出现滑坡。例如，1989-1991年被认为是民营经济的徘徊期，那段时间整个经济增长也相对迟缓。1988年中国私营企业有20万家，1989年剩下大约9万多家，1990年几乎没有增加，1991年恢复到10.7万家。

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杂志1990年5月号刊登了《光彩的新概念》一文，文中说：“近来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感到‘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无形中增加了这种不安的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何谓“光彩”？源于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时，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

在经济遇到多重压力和冲击的当下，亟待进一步弘扬光彩精神、企业家精神。决不能一边鼓励建立信心，一边又因为种种原因让信心流失，那就会像漏水的水桶，怎么也难以装满。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十几年前就指出，经济好比汽车，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启动的主动权在民间。中国经济是刹车容易启动难。比如有人听到有亲戚朋友下岗了，回来一定会和家人商量，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不买。居民有后顾之忧，就不敢消费。企业有后顾之忧，就不敢投资。所以经济能否启动的关键是有没有心气，有没有对未来的信心。

厉教授当年在山西吕梁临县磧口古镇考察时写过两句题词：世事恰如黄河水，缓流总比急流宽。意思是要像大禹治水一样，用疏导与宽容的方法解决问题。当前的经济也要注意这个道理，有时急于求成反而适得其反，还在人心中留下很长的阴影。

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今年1月在《瞭望》撰文，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王一鸣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说，“稳预期，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稳预期，就要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正因为经济活跃主要靠民间，所以经济的大政方针一定要稳，社会舆论的主基调一定要稳，否则企业就会惴惴不安，甚至如惊弓之鸟，再喊它们飞也飞不起来。而环境稳定了，万物葱茏，天高海阔，它们自会翱翔。

企业家立身正，自然行得稳

我长期研究商业文明，呼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清水市场的建设，反对浑水摸鱼的污水市场。在这篇文章最后一节，我也想强调，广大企业家要走正道，正道光明。企业健康发展，个人健康成长，这两个健康和当年“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的要求一样，是行稳致远的关键。

大量优秀的中国企业，正是因为走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之路，所以并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就惶惶然。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从财富生成模式看，大致有四种，即生产性创新、套利性交易、寻租性分配和毁灭性攫取。这些路径都可以产生财富。我一直认为，应该把生产性创新作为主线，将套利性交易纳入一定范畴加以合理运用和控制（因为套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善要素配置、优化市场定价的作用，也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种路径），同时，必须尽可能压缩寻租性分配（“权力搅合买卖”）的空间，坚决遏制毁灭性攫取（经济学家鲍莫尔称为“黑社会资本主义”）的泛起。

企业家立身正，自然行得稳，自己一定要守住底线。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所说的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必须牢牢守住的“四条底线”是，一不披露虚假信息，二不从事内幕交易，三不操纵股票价格，四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最近讲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特别多，在我看来，在中国推行ESG最重要的就是G，是公司治理，尤其是针对实际控制人的治理。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这方面过去管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紧而是太松。亿万股民的无谓损失，无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都是沉重的代价！

守住底线是基本要求，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企业行有余力，理当善尽社会责任。中国越来越重视分好“蛋糕”，因为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反映居民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更高。社会对于公平和普惠的要求是一个大趋势。一直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张卓元最近说，“我哥哥是梅州市退休教师，91岁了，一年从政府领取的高龄补贴只有120元，一个月10元，而我85岁的妹妹（退休工人）每月从深圳市领取的高龄补贴则有500元，差距太大了。这说明，在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方面，需要探索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很多”。

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杀富济贫，但对于共同富裕的诉求，作为企业也应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做出努力和贡献。

在加强法治化监管，推动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政府也必须为企业创新留出足够空间，审慎监管，善意监管。只要是真创新，哪怕失败了也要包容。

以我几十年和企业接触的体会看，绝大多数企业的要求其实就是依法办事，公开竞争，不是特惠。他们最厌恶也最伤其自尊的，是那种打着监管之名、实为寻租的特权与裙带主义，是某些掌权者的钱包一瘪就想着打企业的歪主意，企业还不能不从。很多人心里积郁的愤懑和不公感都是来自这里。

“信心是人们在心理上对做某件事情的信任程度。”在当下的困境中，我们应当从深层次认真思考如何唤回东风，稳定人心，激发民气。我个人觉得，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应该在未来扮演更为根本的角色。我们的经济管理，要从行政性色彩较浓、阵发性忽上忽下忽松忽紧的路径依赖中真正走出来。

以人民为中心，以长治久安的国家发展目标、法治化的现代治理机制，凝聚人和鼓舞人，则我们就能跳过各种现实的和心理的沟壑，再创明天。相信二十大对此也会做出引领性、长期性的安排。

去年底我在基于深圳调研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伟大的经济体不会只依靠一种红利，而是多种红利的接力。

中国的第一种红利是人口红利、成本红利，支撑了加工工业的发展；第二种红利是人才红利，在产业中主要表现为工程师红利；第三种红利是目前已经开启的设计师红利、品牌红利；第四种红利是正在孕育中的科学家红利、基础研究红利；第五种红利是未来有可能创造出来的思想红利、艺术红利、人文红利。如果这五种红利能一棒一棒顺利交接，百年复兴的中国梦就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历经几十年积累和进化，中国经济好不容易建立了这种基本面，这是从政府到社会到企业都应该倍加珍惜的。作为中国发展和时代红利的一个普通见证者、记录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进程被打断。写这篇文章，希望为凝聚人心略尽微薄之力。

经济不能停，心气不能丢，我们都有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