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政治委员的职位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然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历史上的八路军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却并没有设立政治委员一职。

1937年2月9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6月4日,周恩来亲自前往庐山,和蒋介石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交流,这时的蒋介石提出了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想法,这个想法的实质就是要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

对于蒋介石使出的这些伎俩,负责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其间,谈判双方唇枪舌剑,针对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蒋介石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国民党军阵营,不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的主力分散,脱离出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更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将红军各个部队分化瓦解。对此,周恩来据理力争,他当场向蒋介石表示:“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无理要求,共产党绝不能接受”。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让蒋介石意识到:“必须要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抵御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

8月18日,面对抗日战争的紧迫局势,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共设置三个师,即第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师长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担任,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黄克诚担组织部部长。

于是,红军改编后的军事指挥和人事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但是,经过改编后的八路军,作为原先红军一贯坚持执行的政治委员制度,却被取消了。

其实,红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9月,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上,毛泽东就创造性地确立出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系列崭新的治军方略。

1928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六大”上决定,红军正式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从此,在红军队伍中,政治委员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这一政策加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红军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的一条要求就是“取消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只是在各个师、团设立政训处。

由于国共双方的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服从统一战线的安排”。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也只能按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把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给取消掉。

在当时,红军的队伍中如果有团长,就一定会配属一个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任务主要是做部队的政治工作,若是取消掉了政治委员职位,对于共产党部队来说,在政治工作方面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而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文件中,也并没有出现“政治委员”这一职务资格的任免,后来红军中的政治委员这一职务被国民党军队中常见的“副官”代替了。

不仅仅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就被国民党军队内的副官制度给取代,而且,国民党对红军内部事务的妄加干涉,让红军将士们心里很不舒服。

根据规定,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全部要穿上国民党的军装,这让红军战士们的抵触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战士们接连逃离出队伍,就是用实际行动反抗换上国民党军队的衣服。

除此之外,改编后的八路军战士只要穿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国民党就会定期发放军饷,甚至给八路军提供各种更为先进武器装备。

可即便如此,当时有的八路军战士依然不愿意戴上国民党提供的“青天白日”帽徽。因为红军在和国民党军在打仗的时候,需要消灭的就是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人,如今要在自己头上戴上这个,很多战士就想不通,直接把帽子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踹上几脚。

在黄克诚大将的《黄克诚自述》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思想不通,发牢骚、讲坏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的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有不少人把帽徽揪掉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朱德亲自出面动员战士们,最后动员大会在战士们的一片哭声中落下帷幕。

为了顾全大局,在八路军战士纷纷戴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同时,也暂时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然而,眼光敏锐的黄克诚很快就发现,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对八路军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937年9月25日,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第5师团和21旅团辎重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八路军共歼灭敌人1000余人,这也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八路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平型关大捷”。

自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后,黄克诚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虽然部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他心里仍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和忧虑,他希望深入部队去了解实际情况,及时发现部队中存在的问题。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任弼时找到黄克诚说:“你到一一五师去检查政治工作情况,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

按理说,一支打了胜仗的部队,应该是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的一支劲旅,但就是黄克诚对一一五师的这次调研,让他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黄克诚在对一一五师长达半个多月的调查时间里,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也和很多最基层的官兵进行了座谈。在座谈过程当中,他发现由于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军队的政治工作有所削弱,有些事情反映还比较明显,当时叫做“新军阀主义抬头”。

“新军阀主义抬头”就是长官说了算,甚至对有的士兵打骂等现象,同时有些基层单位还出现了所谓的拉帮结伙的现象。

在对一一五师的调研结束后,黄克诚仔细回顾了这半个月调研中发现的种种问题,让他深感不安,勾起了他脑海中的一段往事。

早在1930年7月27日的时候,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顺利攻下长沙,在长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彭德怀下令释放长沙监狱里关押的同志,同时被释放的有一个叫邓国清的人。

邓国清原先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连长,因为违反了军规,而被关押进了监狱。

邓国清被释放后加入了红军,因为善于指挥作战,迅速成长为红军第三军团中的一名团长。

但是没过多久,邓国清身上的一些旧军队的恶习就表现了出来,打骂士兵,调戏妇女等等行为,在红军队伍中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一些红军领导提出不能继续让邓国清担任团长,而黄克诚却力排众议,保住了邓国清的团长职务。

在红军长征中,作为红军第三军团第11团团长的邓国清,带领部队参加了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在这些战役中表现突出,屡立战功,直至长征结束,邓国清随红军第三军团抵达陕北。

等到了陕北,邓国清看到这里只有小米饭,而且还经常吃不饱肚子,在其他各方面的条件也都非常艰苦,于是就逃离出了红军队伍。

黄克诚对于邓国清的出逃非常痛心,他一直认为:“邓国清之所以会出逃,是因为红军到达陕北后,政治工作松懈造成的”。

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八路军来说,如果不吸取教训,再次放松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将会有下一个邓国清,甚至无数个邓国清出现,这样会对八路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一想到这些,黄克诚感到情况紧急,便立刻把这些情况电报给中央。

黄克诚回到八路军总部向任弼时做了汇报,任弼时对黄克诚说:“你赶快把这份报告写出来”。

黄克诚连夜将在部队调研中出现的问题写成了报告,并提出“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建议。

黄克诚亲笔草拟的这份报告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签字,正式签发至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的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

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与方式,旅应设政治处,负责旅政治工作之领导。

三、各营独立行动时,可以临时派遣营代表。

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

毛泽东看了这份电报后,立即作出了批示,他十分赞同八路军总部的建议,并充分肯定了政治委员制度在部队中存在的重要性。

作为报告的起草者,黄克诚敏锐的洞察力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提及黄克诚,称赞他有将相之才。

就这样,在黄克诚的建议下,政治委员制度在八路军中得到了恢复,黄克诚又一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后不久,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一个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书》的决定,再次成立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这个决定使八路军主要的部队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这三个师全部都恢复了政治委员的职务,分别由聂荣臻、关向应和张浩担任。

由此可以看出,黄克诚是一个有着政治敏感,能够发现问题能力的领导干部,他对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得以巩固和加强,在黄克诚大将的戎马生涯中,他总是能够胸怀全局,全面客观地考虑问题,并解决问题。

因此,陈毅元帅曾经风趣地评价黄克诚说:“可别看黄克诚带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是千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