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处于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十字路口。不完全到位的保护（12月低的两高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不宜再用“远不到位”的提法）与尚有缺失的权利限制（广义的，即授权前与后的限制）问题都有待解决。知识产权制度并非仅有利而无弊。我从来就反对不加分析的“接轨”（请看我即出版的《知识产权论》分析“与国际接轨”一章，该章于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我从来主张知识产权的批判研究与对策研究都是不可少的。但有一个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定位的问题。
“定位”是要认清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与发达国家比，也可以与不发达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比，看看是高了还是底了。当然比较有可比性的，还是与经济发展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比。例如，与印度、韩国、新加坡一类国家比，我们的保护水平是否过高了。
“定位”是决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退出“已经超高保护”的误区之前必须做的事。否则，“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这是古人早就告诫我们的。
“定位”时当然要考虑到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状况。在大多数人对某个法律基本不了解时，该法本身或者该法实施的“过头”（至少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过头”），往往是与该法本身或者该法实施的远不到位并存的。江苏省4月征求意见的“知识产权战略”草案中，把“内让百分之50的居民懂得什么是知识产权”作为一项任务，实在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到有一天中国的多数企业都能够象海尔、华为那样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开拓国内外市场，而不是总被别人以知识产权大棒追打，给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定位就不会象现在这么困难了。
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提出过“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等等口号。只是在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才开始反思过去各种提法的不足。大纲中谈到的“知识产权战略”，包括创新战略、应用战略、保护战略、人才战略四个方面。过去讲“教育立国”仅仅涉及人才一方面，讲“科技立国”则只涉及创新战略这一方面中的一部分，都没有讲全，也没有抓住要点。日本的这种反思，实际上也很值得我们反思。例如，我们直到现在可能很多人仍旧不懂得，知识创新或者信息创新决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问题。不创自己的牌子，只图省事去仿冒别人的牌子，除了会遭侵权诉讼外，永远只能给别人做宣传，或者给别人打工。
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之前的一、二百年中，以其传统民事法律中物权法（即有形财产法）与货物买卖合同法为重点。原因是在工业经济中，机器、土地、房产等有形资产的投入起关键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发达国家及一批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等），在民事立法领域，逐步转变为以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为重点。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再靠有形财产为生，也不是说传统的物权法、合同法不再需要了，而是说重点转移了。原因是：在知识经济中，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起关键作用。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动，上层建筑中的立法重点的必然变更。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仍旧靠“出大力、流大汗”，仍旧把注意力盯在有形资产的积累上，有形资产的积累就永远上不去，其经济实力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从大的方面讲，我国数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许多政府文件中多次提到知识产权。把它们归纳起来，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将这样的成果“产业化”（即进入市场）。这三层是缺一不可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即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法的基本完备，则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如果缺少直接鼓励人们用智慧去创成果（而决不能停留在仅用双手去创成果）的法律措施，如果缺少在“智力成果”与“产业化”之间搭起桥来的法律措施，那就很难推动一个国家从“肢体经济”向“头脑经济”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至少不被对手击败），就不容易做到了。
上述第一层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如果第二与第三层的法律不健全，在当代会使我们处在劣势的竞争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也可能受到阻碍。所以，我感到当前最为迫切的，是认真研究这两层还需要立哪些法。
待到这后面两层的立法也“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已有的“保护”法（或加上将来补充的“鼓励创新”法与“搭桥”法）是散见于单行法好，还是纳入民法典好？抑或是自行法典化好？对此，不妨用较长时间去讨论。
我国宪法的修正案，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是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有人还认为，在当代，它是私有财产权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考虑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如何制定时，宪法的修正案中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容的增加，更有其指导意义。至少，《著作权法》第一条与《专利法》第十四条，都实实在在地有了宪法依据。
进入21世纪前后，一些国家立足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提出了本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尤其是日本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及成立的国家知识产权本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我国的。而几乎在同时，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最早的英国发表了知识产权报告、知识产权拥有量最大的美国则在立法建议方面及司法方面均显示出了至少专利授予的刹车及商标保护的弱化趋势.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知识产权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做何选择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走了一些外国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个速度，使相当多的人感到“太快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三年后，外国知识产权人在中国的诉讼（以及“以侵权诉讼相威胁”）开始大大增加，许多学者和企业开始感到了压力，抱怨依照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修改的知识产权法“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往回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过度，产生了失衡，提出应当重点打击知识霸权与制止知识产权滥用，而不是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象王选一类发明家、谷建芬一类音乐家，以及名牌企业（它们始终只占中国企业的少数），则一直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距离有效保护他们的权利存在较大差距。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不鼓励模仿与复制。这种制度利弊几何，还会长期争论下去。例如，在上一世纪代初即不赞成在中国搞专利制度的人，至今仍认为专利制度阻断了企业无数仿制与复制的机会，对我国经济是不利的。不过，“温州制造”不断在国际市场上被“温州创造”所取代，后者成本远低于前者，获得却远高于前者的事实，应当使人们对专利制度的利弊十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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