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当下文学创作思潮为参照对象，着重分析论述曹文轩小说在叙事伦理和审美追求上的独特性，指出其“反‘现实’的现实”的叙事理念以及“反‘深刻’的深刻”的美学追求，这两个突出特征是其作品有别于当下小说创作主流的独特所在，构成了其作品独一无二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审美维度。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的创作毫无疑问是一方重镇。这种重要性不仅源于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读者群中广受欢迎，更在于他对文学创作的独特理解，在于他在语言风格、叙事伦理、审美立场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卓尔不群的理念与实践。这些在文学本源性问题上的创见和坚守，使他的作品不仅能成为畅销书，而且具有了经典的品质和标本的价值，长销不衰。本文从叙事伦理和审美取向两个维度展开对他小说文本的内部考察，总结概括曹文轩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叙事伦理：反“现实”的现实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由于受众群体主要是尚在成长中的个体，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心理、生理、情感、认知等各方面的特殊状态，在故事的设置上往往要进行艺术提纯，要对故事情节进行选择性的过滤，这时候被纳入小说的故事是被精心挑选、删减和装饰过的故事，而非接近现实原生态的故事。这种艺术处理给文本实践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它一方面让故事更易于被儿童这一群体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将故事的主题进行升华，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向善至美的乌托邦领地，起到教育和引领的作用。可以说，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这种对故事的处理成为多数作家遵循的艺术规则。但考察曹文轩的小说，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他的作品显然并未遵循这样一种常见的叙事规则，他的小说不仅没有回避生活的真实，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生活的原貌，而且细致地描绘了个体的成长之痛，将个体在成长之路上的情感之痛、生存之痛、孤独之痛全面呈现。这种直面现实的处理方式打破了常见的被提纯过的“伪现实”的创作规则，将更真实的现实纳入到文本中来。因此，可以说，他小说中的现实是一种反“现实”的现实，是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现实原生态的现实，这是其叙事理念中最具区别性和个人化特征的独特之处。在这种叙事理念下，他小说中的故事有着迥然不同的样貌，最典型的即是对于成长之痛的大量书写。

首先是亲情之痛。这种亲情之痛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物在各种外力的挤压下被迫失去或者远离父母亲人，失去了亲情的庇护，从而陷入一种痛苦之境。如《青铜葵花》中的葵花，葵花的母亲患病去世，她随身为艺术家的父亲被下放到乡村的干校，父亲不久也溺亡，这使年幼的葵花成为了一个孤苦无依的飘零者，陷入失亲之痛；《山羊不吃天堂草》中被迫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的小木匠明子、黑罐则是典型的另外一种“失去”父母的状态，他们的父母虽然健在，但长期的隔离状态使他们在本质上也在感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根鸟》中独自踏上寻梦之旅、经历各种磨难考验的主人公根鸟，也是在失去父母呵护的状态下穿越各种坎坷磨难的，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孤独迷茫状态更为明显。第二种是由于年龄差异及家庭文化的原因所形成的孩子与父母之间“貌合神离”的状态，在这类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并不能进行真正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因此形成了隔阂、隔膜，让主人公处于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如《草房子》中从南方来到油麻地的细马，他与养父母的隔膜不仅在于语言层面，更在于情感层面，“非亲生”的身份将他长时间阻隔在新家庭之外；《红瓦黑瓦》中的马水清也有这样的痛苦，与父亲之间遥远的地理距离、与爷爷之间落差巨大的年龄距离让他远离亲情的温暖，虽然在经济上极为富裕，但精神上的孤独及贫乏时刻笼罩着他。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由于失去亲情的呵护与滋养，呈现出一种孤独迷茫的状态，这种状态经由残酷现实生活的映衬，使人物生发出更多的痛感。

第二是友情之痛，这种痛主要表现在儿童群体的内部疏离与斗争上。虽然处于童年时代，并无太多利益上的纠葛，但是儿童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这就使得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失去友情、被孤立的人物，他们在精神层面承受着失去友情的痛苦。如《草房子》中的秃鹤因为自己的秃头成为大家捉弄嘲笑的对象，这种捉弄让他内心产生了对立情绪，他在与群体的对立中获取复仇的快感，同时也在客观上被群体放逐了，成为被孤立的边缘人。

第三是“爱情”之痛。这是曹文轩小说中极为精彩的内容，这里的“爱情”并非指常规意义上的成人之爱，而是个体成长过程中刚刚觉醒萌发的情爱之心，混合有恋母与恋爱、友情之爱与情人之爱等多重因素，懵懂模糊却又刻骨铭心。在小说中这种感情多发生在主人公与自己的年轻老师之间。如《细米》中细米与梅纹之间的情感，梅纹身上所携带的那种来自于城市的气息以及温柔的性情让细米深深迷恋，而梅纹的知青身份以及生存环境巨变所带来的那种飘零感让她自然而然地靠近这个富有才华又安静温和的小男孩，从而获取更多情感的温暖，两人心灵和情感上的靠近让成长中的主人公细米萌发了强烈的爱慕之心，他的心情随着梅纹生活的各种变化而起伏，甚至有些失去了自我。在曹文轩的小说中，这种“爱情”之痛是很多主人公成长中的重要体验，当然也是他们成长历程的一部分。这种对于成长之痛的描写是曹文轩小说叙事中常见的模式，他没有虚构一个铺满阳光、鸟语花香的乌托邦大道，而是将各种潜在的艰难与考验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给成长中的读者，提高读者对现实和生活的认知。

虽然有大量成长之痛的书写，但曹文轩显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写作中，他所要传递的是正面的能量，他孜孜以求的是让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他笔下的那些成长之痛不过是为主人公的成长所设置的层层考验，是为了成长和成熟而特意架构的各种命题，穿过这些迷障，主人公会完成自我的生命成长和精神成长，从而体验生命的意义和欢乐。这种“痛苦—欢乐”的转化模式，是曹文轩小说重要的“叙事圈套”，贯穿在他多年的创作中。在这方面，《火印》中主人公坡娃和他的马几次被迫分离，几次经历炮火的洗礼和生死的考验，他们最终在战火中成长和成熟起来，成为抗战力量的一分子，推动抗战走向胜利，也完成了从苦难到成功的转化。《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样遵循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曹文轩小说中内置的这种“痛苦—欢乐”的转换模式非常自然地实现了他对生命美和生活美这一终极叙事目标的表达，这种转换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故事的丰富性，也加强了作品引人思考的力量。

他的小说中之所以大量出现这种叙事模式与他对生活和苦难的独特理解有关，曹文轩曾经谈道：“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才开始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①正是对于痛苦和苦难的辩证认识，作者才会形成“痛苦一欢乐”这样的叙事方法，也才有了那么多跌宕起伏、曲折精彩的故事。

曹文轩小说“反现实”叙事理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作品的时间设置多数是在“过去”，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甚至更遥远的抗战时期(如《火印》)，叙事时间的往后推移意味着远离当下的现实，这既给作品增添了历史感和年代感，同时又削弱了在当下生活现场的存在感，这一特点似乎与儿童阅读和教育的“当下性”存在着矛盾。但是奇怪的是，当我们阅读曹文轩那些明显带着“旧时代”痕迹的小说时，我们却没有感到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陌生感，反而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在我看来，这种阅读体验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虽然国家民族一直在发展进步，但区域的不平衡造就了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因此，即便是在经济普遍发达的当下，那种带有“旧时代”痕迹的生活并不会完全消失，会在某些区域存在着，也就是说，当下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仍然有着一部分的同质和重合，当下依然有过去的影子，这是社会性的外部原因。其二是个体的成长历程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每一代人，虽然生活的环境不尽相同，但是成长的历程却存在普遍的相似，这让两个时代的人在面对同样的生活命题时会有相似的感受，因而在阅读中产生心灵的呼应，这是个体性的内部原因。其三，作品叙事的真实性，曹文轩的小说尊重儿童的真实生命体验，不刻意张扬善，也不有意掩藏恶，人物的行动总是听从自己的内心，这种超越了道德约束的真实性更能直入阅读者的内心，形成共鸣。尽管有这样的艺术效果作前提，但我还是要强调，这种“向后转”的写作姿态和叙事方式并不是一种逃避或者落伍，反而是一种有效地达成艺术追求的手段和策略。这种叙事时间上的特殊设置是属于作者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是建立在对现实精神与现实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的艺术选择。而这样一种叙述策略，也为达成他对“古典之美”的审美追求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

审美追求：反“深刻”的深刻

除了在叙事理念上有着区别于当下文学潮流的主张之外，曹文轩小说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他的审美追求上。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无论是现实主义思潮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审美上都强调“深度”、“深刻”之于作品的意义，“深度”也常常被等同于“思想高度”加以考察。在文学史与思想史高度重叠的现当代文学中，这种对于“深刻性”的强调和追求逐渐被推至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仿佛一部作品只有在这一维度上不断超越前人，才具有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因此，我们看到，大量的作品在“深刻性”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社会深度、人性深度、情感深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掘，呈现了更为“深刻”和宽广的社会图景和精神景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对于“深刻”的过度强调正在损害着文学本身，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大量暴力、怪癖、虐待等诸多带着“深度”标签的负面内容，这些内容固然也是社会和人性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阴暗的、消极的内容不仅不能使作品更“深刻”，反而损害了作品的美感和可读性。值得欣喜的是，曹文轩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古典形态的文学，不仅仅追求思想上的深刻，而且还很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到了现代形态文学这里，美感与情感两脉都被丢弃了，只剩下一个思想。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思路又更加的极端化，不仅仅是在追求思想，而且这种追求几近变态”②。基于这样一种现状和对其负面性的认识，曹文轩形成了他在各种文学场合反复强调的与主流不同的审美理念：“美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③他在这里所说的美是指优美、优雅，是在强调作品的意境、格调、韵味，是饱含了古典之味的境界之美，这与当下流行的以“深刻”为核心的美学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是对峙。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他的这种审美立场无疑具有对照和反思的作用。因此，我将这种理念看成是一种反“深刻”的深刻，是在洞悉了“深刻”的各种负面效应之后的一种艺术选择，是一种审美的复古和复归。在文学实践中，曹文轩也在努力地达成这种审美追求，他在文本中着力建构一个唯美、诗意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深刻”的、芜杂的世界。在小说中，曹文轩对于自己美学理想的建构主要是通过语言、主题、意象等几个维度来达成的。

首先，在语言上，他的作品所运用的是一种简洁流畅、生动温婉的诗化语言，不管是写景叙事，还是内心独白，都张弛有度，轻盈自如，仿佛在勾勒一幅画，意境悠远，富含诗意。这种诗化语言风格与当下小说语言的粗鄙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后现代主义的泛滥不仅带来了主题的“解放”，也放逐了语言的审美，语言的文学性越来越弱，越来越偏离汉语的审美规范，这其实也对文学形成了一种伤害，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和美感。在我看来，曹文轩是一个具有自觉的语言审美意识的作家，他在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均是经过审美过滤的语言，充满美感和诗意。下面的文字颇具代表性：

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④

这是一段女孩葵花走向河边时的景物描写，描写对象主要是阳光、天空，语言非常的简洁，阳光、流水、高远、明亮，几个简单的名词、形容词将人物目力所及甚至人物内心的隐微情绪都表现出来，有唐诗的简洁明快之风。

稻香渡很少有人见过长成这样的女孩儿。她们的形体、服饰、面容、肤色与姿态，皆与岸上的稻香渡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优雅而美丽，带着城市少女特有的文静、安恬、害羞与一种让人怜爱的柔弱。她们有几许兴奋，又有一番怯生生的样子，仿佛一群长飞的鸽子因要在半途中落下觅食而落在了一片陌生的田野上，让人有一种只要一有动静，它们就会立即飞掉的感觉。⑤

这段文字描写稻香渡人初次见到下乡女知青时的情景，作者“仿佛一群长飞的鸽子因要在半途中落下觅食而落在了一片陌生的田野上，让人有一种只要一有动静，它们就会立即飞掉的感觉”的比喻不仅将女知青的神态描写清楚，更是将她们来到陌生环境下的内心忐忑不安勾勒出来，生动传神，细腻准确。

其次，是主题之美。鲍温在《小说的技巧》中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作家心中首先想到的总是小说的主题，或者说思想内容。他构思小说的情节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创造人物也总是围绕着这一主题。”⑥在小说创作中，主题是作品显而易见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因此，主题的指向和达成程度便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小说的价值分量。但主题的构成要素又是极其复杂的，包含了作家本人对于世界、人生、人性等多方面的把握和认知。从早期创作开始，曹文轩就明确地确立了写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即呈现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文学之美，通过美的力量来介入现实，打动读者。在其多年的创作中，尽管创作手法一直在变，故事在不断更新，但对于这一主题的表达却始终是他不变的写作宗旨。他努力通过创作引领读者完成对于个体成长之痛进行认识，鼓励人们勇于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这种向善向美的引领力量使得曹文轩的小说散发着美的光泽。这种美的力量不仅能打动少年读者，对于广大的成年读者也是如此，很多人在阅读曹文轩的小说之后会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其实正是身心灵魂被涤荡之后的一种精神回归，是回到原始、纯粹、净美的精神家园中的愉悦之感。曹文轩小说中的主题之美具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以个人成长经验为题材的“油麻地”系列小说，即在成人题材（如《天瓢》）、抗战题材（如《火印》）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在残酷和痛苦的历史幕布下努力呈现生命的暖意和勇敢的战斗精神，这种歌颂生命力、追求主题之美的写作态度贯穿在他的创作中，是他作品唯美品格的深层动力源。

第三是意象之美。贺绍俊在评价曹文轩的小说意象时说：“他通过一系列宁静和谐与充满诗意的意象，为全书确定一种优美的愉悦感。”⑦贺绍俊清晰地指出了曹文轩小说中意象之美与整体美感的关系。如果说主题之美是整体美的深层根源，属于形而上的因素，那么意象之美则是整体美的具体体现和现实承担，优美的意象像一颗颗耀眼的珍珠镶嵌在他的作品中，支撑起了整体美的大厦。曹文轩极善于通过设置优美的意象和丰富的意象内涵来增添作品的诗意和美感。《青铜葵花》中有这样的标题设置，“小木船”、“葵花田”、“老槐树”、“芦花鞋”、“金茅草”、“冰项链”、“三月蝗”、“纸灯笼”、“大草垛”等一系列意象不仅有风物景致的内涵，也与人物及故事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根鸟》中，那个令根鸟深深着迷并不停寻找的大峡谷同样意象优美，意蕴无穷，深深的峡谷开满百合花、长满了银杏树，仿佛一个世外桃源。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山谷里竟然有白色的鹰，白鹰上下翻飞，充满了神秘感和神圣感，这条大峡谷和白色的鹰不仅是根鸟梦境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承担着象征理想、美的美学功能。作者在作品中所设置的这些意象不仅功能多变，而且优雅美丽，富含诗意，散发着来自大自然的淳朴气息，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美感。

此外，曹文轩在作品中还常常采用留白手法，通过悬置情节制造神秘气氛，进而使作品笼罩着一层神秘之美。在这方面，《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火印》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根鸟》从一开始就充满悬念，白鹰从何而来，根鸟的梦境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作为全篇叙事动力的梦自始至终是被打上问号的，在青塔镇，根鸟意外获得救助并得到一匹通灵性的白马，这匹马在后来多次挽救了他，一切似乎冥冥之中都是天意，但又似乎合乎情理。《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明子和父亲历尽艰辛把饥饿的山羊带到了一片碧绿的草滩上，却意外地发现羊们拒绝吃这些草，最后一个个悲壮地淹死、饿死。在《火印》中，那匹叫做雪儿的白马几乎就是人类的化身，有情感、有立场、有勇有谋，让小说在简单的结构中生出层层趣味和意蕴。在曹文轩的小说中，有大量这样的神秘现象和情节存在，它们都无法从现实中寻找到逻辑和答案，被永远地悬置在了文本中。这种未知性和神秘感给作品带来了紧张的氛围，生成了一种神秘之美。对于自己作品中的这种神秘感，曹文轩曾在《关于〈根鸟〉的自序》中谈到过：“这本书是虚幻的，但却又具有浓重的现实感。它的神秘色彩一直飘荡在文字中间。”虽然他的这番表述主要针对《根鸟》这部作品，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作者是在有意制造这种神秘感，让神秘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在曹文轩的美学体系中，神秘感的存在无疑对于作品整体美的建构有着积极的作用。

上述几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曹文轩作品古典美的整体品格，使其作品生成了明显有别于当下文学创作主潮的风貌，让我们能够在阅读大量思想“深刻”的作品的同时，同样能够领略带有古典情怀的艺术之美，这是曹文轩对于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者 崔庆蕾

注释：

①曹文轩：《美丽的痛苦》，《青铜葵花》，天天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②曹文轩：《〈天瓢〉的美学背景》，《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6期。

③曹文轩：《序》，《青铜葵花》，天天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④曹文轩：《青铜葵花》，天天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⑤曹文轩：《细米》，江苏少儿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⑥鲍温：《小说的技巧》，《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⑦贺绍俊：《孤傲的唯美写作》，《光明日报》2005年6月17日。

[崔庆蕾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250014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