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媒时代坚守文学——评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世界

在资讯时代，人们尽情享受着电视和电子计算机网络带给人们的一切便捷，又对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无奈。儿童文学以大众传媒为依托，产生了动画、电视剧等新的文学品种，但也给纸质文本的儿童文学生存带来危机。在大众传媒以打破禁忌的方式来媚俗，以便增加收视率……只有少数作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自觉抵御，始终坚守文学的追求，曹文轩就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他的创作方向无疑值得肯定。

一、以优雅地面对苦难的姿态对抗物欲横流时代的粗鄙贪婪

曹文轩抵御物欲横流时代的方法是用小说营造一个世界，让缺少苦难磨砺的儿童，在作家塑造的艺术世界中品味到另一种人生，通过表现少年主人公面对苦难的优雅姿态，引发小读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反思。曹文轩小说世界里的主人公大都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北水乡，他们的面孔与内心与当今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中的人颇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优雅。如长篇小说《细米》中的梅纹，有着从苏州来的女知青的“文静、安恬、害羞与一种让人怜爱的柔弱”，淡雅而美丽。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着良好的雕塑与绘画素养。她虽然赶上“文革”时代，但却没有沾染一点时代的粗粝气息。即便后来做了“知青”，生活在庄稼院，也活得很优雅。当她无意间发现农村少年细米的雕刻才能之后，就自愿当上了细米的雕刻与美术老师。她从里到外都有静的艺术家的气质。

与梅纹的气质相类的是《青铜葵花》中的葵花。“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他爸爸“觉得女儿的脸，是一朵花， 一朵安静的花”，就给她用葵花来命名。她的灵魂也宛若一个葵花精灵：她在父亲去世，被寄养在青铜家之后，就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个贫寒而温暖的家庭。青铜一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葵花的气质。青铜的奶奶虽已满头银发，穿着粗布衣，但她从头到脚非常整洁。干净、乐观正是她面对艰辛生活的优雅姿态。葵花的哥哥青铜，为了给葵花攒学费，寒冬腊月去集市卖芦花鞋。那穿在脚上的芦花鞋犹如一对灰色的鸽子落在洁白的雪地上，它像艺术品一样被城里人抢购收藏，这一家人谋生的方式是何等优雅。当葵花为了挣钱给奶奶治病，一个人悄悄南下去捡银杏以后，青铜为了等待葵花归来，夜夜在码头上亮起红色的纸灯笼。银杏和红灯笼包蕴了多少亲情挚爱，又多么具有诗情画意。

优雅使小说中艰辛的生活充满令人向往的情调，使主人公变得灵魂高贵， 优雅就是田园风光的本质，它的诗意像春雨一样湿润着当代少年因竞争而疲惫、干枯的心田，让他们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这正是曹文轩的小说创作动机。他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电视当作唯一的传播媒介了。我坦率地说，本人对许多异想天开、毫无美感的卡通片（那些生硬的钢铁形象、光电形象，画面上绝无一点山水和田园的卡通片）以及现在的一些童话，没有什么好感。面对这些卡通片（它们几乎夺走了儿童的全部业余时间），我越发觉得，儿童小说应当在培养儿童的优雅情趣和宁静性格方面多做一点文章……在孩子们紧张学习之余，在钢铁的摩擦声中，使他们获得一片明静的世界， 使他们不至于全部失去从前的淳朴、真挚的恬淡。”这是大众传媒时代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的自白。

二、以“清洁”的精神操守对抗大众传媒对禁忌的破坏

“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六岁的儿童和六十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由于禁忌被打破，成人的秘密在儿童面前暴露无遗，童年便消逝了。

突入表现少年身心成长的禁区，同样是曹文轩表现儿童文学清洁精神的新特点。在表现与节制之间表现清洁精神，犹如在刀尖上跳舞。因为对少年纯真情爱的表现使“故事终究呈现出‘通俗智慧’。而且故事所表现出的‘情欲态度’，既属于通俗文化，也属文学文化’”，在有人可能写出“肮脏”的地方写出“清洁”，这正是曹文轩的功力所在。他坦然地面对时代的挑战，对于纯真的少年之爱该写时，绝不回避；该节制时，不着一笔。他的小说表现性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青铜葵花》式的。在《青铜葵花》中，青铜与葵花青梅竹马的感情更是冰清玉洁，完美无瑕，这种境界只有儿童文学才有，它是曹文轩清洁的文学精神的又一种表现模式。

第二种是《细米》式的。在《细米》中，就有关于少年细米无意间与梅纹身体接触的描写：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为了避冷，姐弟二人都睡在较暖和的梅纹的屋里。当细米的脚无意触到梅纹的“一团颤动的、柔软而温柔的面坨” 时，他大为吃惊，紧张万分，即刻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与逃离感。只是怕惊醒沉睡的梅纹，他才不敢动弹。“他张着大嘴，像六月里因缺氧浮到水面上来呼吸的池鱼一样呼吸着。”这种描写既符合懵懂少年对异性身体似知非知，似懂非懂，模棱两可的感觉，又把细米对异性身体接触的性刺激感受弱化了，这是他的限制的体现。而梅纹此时正在梦中，浑然不知。这又是作家有意规避之笔，同样是一种限制的表现。

第三种真正表现少男初恋情感的，是曹文轩《大王书》的第一部《黄琉璃》和第二部《红纱灯》。无论是少年茫与瑶，还是茫与璇之间，都有或隐或明的爱恋关系。作者对少年之爱的描写，也是非肉体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首先，他们在意识形态层面相互认可，他们的爱始终和普天下的大爱连在一起；其次，他们的友谊与爱都是在患难时刻、生死关头舍身相救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爱是高尚的、圣洁的。圣洁是清洁的最高境界。

曹文轩之所以能坚守文学“清洁”的精神，除了他对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之外，还在于童年时代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他的陶冶。他出生于苏北水乡，水，是他童年情结的一部分，“当我一睁开眼来时， 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记忆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 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开门可见的水，湿润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水是曹文轩清洁精神之源，心中永远有清泉， 他的灵魂才能不干涸，笔下才能清流汩汩而出。读他的小说才能让少年读者醍醐灌顶，身处红尘浊世却感到片刻清凉。

三、以忧郁的情调抵御大众传媒时代世俗化狂欢的喧嚣

策划、播放各种晚会、大奖赛类让观众“乐翻天”的娱乐节目，是大众传媒获得高收视率的有效策略之一。曹文轩不否认“现代化生活是紧张的，沉重的。愉悦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对现代生活中的孩子来说，尤其珍贵……但我蔑视那种浮躁的、轻飘的、质量低下的愉悦……它们把天真好奇的孩子吸引过去，挠人以痒，使孩子们发出一阵阵空洞的、毫无高雅气息的傻笑。它们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对孩子的文化性格塑造，毫无意义。它们甚至把孩子的想象力引向了一个平庸甚至庸俗的境界……我不光反对这种廉价的愉悦，而且还主张文学要有一种忧郁的情调”。忧郁是曹文轩对抗世俗化狂欢喧嚣的审美姿态。他用心看到了热闹和欢笑背后隐藏的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悲剧情愫。痛苦是许多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尝过的情感滋味，在他看来，“最深刻、最长久的痛苦”不是别的，就是忧郁。

曹文轩儿童小说的结局大都是不圆满的，忧郁几乎是主人公们的情感主调。在他的以女知青为主角的系列儿童小说——《再见吧，我的星星》《细米》《青铜葵花》中，小雅、梅纹等女知青们，以及女孩葵花的到来，像一阵春风一样给农村少年的心扉吹进了温暖和爱，使他们摆脱了愚昧和蛮荒的状态，开始追求高雅的生活方式.生命质量和情感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充当了农村少年心灵和情感升华的施洗者的角色。可是在意识形态的风向变了以后，女知青们又如一阵风吹过一样，离开了农村热土，离开了在她们的生命中曾经很有分量的人，梅纹离开了细米，葵花离开了青铜。无论是她们，还是农村少年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抚平的情感缺憾。在他的系列长篇小说《大王书》中，牧羊少年茫与少女瑶、璇之间的友谊与爱情，是如此纯洁、率真、牢不可破，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可是人世无常，天命难违，到头来，瑶和璇相继为了救普天下的苍生，为了她们所爱的人，慷慨赴死，这样的结局给茫留下的正是“深刻而长久的痛苦”。因此在曹文轩的小说中，忧郁是小说的基本氛围，是人物性格的主调。

曹文轩小说的悲剧情怀与忧郁气质是由作家带有悲剧情愫的人生体验与他对人生、文化与文学的忧郁本质的认知决定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忧郁的世界观。佛教的一个基本主题：人生是痛苦的……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核心是忧郁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学艺术自然也是忧郁的。”曹文轩向来认为忧郁是文明人类的一种高级情感，“忧郁也是美的”。在大众传媒时代，真正能对儿童的成长有所帮助的不是浅薄的笑，而是“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忧郁是遭遇坎坷后的沉思姿态，是对人生与世界本质洞见后的情感状态，与它并存的是一种包容天地万物的大智慧，也是作家对抗当代世俗化狂欢喧嚣的有力武器。

曹文轩的小说不随众，不媚俗，在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时代留下了自己的 声音，给沙化的文学园地留下一片绿色。他“在平静中走向自己”。他以优雅、清洁与忧郁为经线，以独特的当代苏北水乡为纬线，织就儿童少年的乌托邦，指引儿童灵魂救赎之途，同时也使自己的小说艺术不断进步。他的方向是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坚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