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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为参与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的艺术家团体,扎根于广州的二高表演一向给人一种“亚”的印象,从早期舞台上对酷儿身体的使用,到最近将触手伸向过时的舞厅与乡土记忆,呈现故意为之的“低级”(low)──廉价的低技术、反精致的坏品味──实属舞蹈界的异类。这一“当代”路径似乎只有在美术馆里或展览的语境下才能获得创作者理想的反馈,但反作用是表演艺术不得不将自身展览化,即影像化、静态化,在笔者看来也属一种无奈之举。

(《来来舞厅》,Wangs摄影)

显而易见,国内目前的创作环境愈趋保守。面对反复失序的现实,在人心惶惶的时刻,人们普遍的心理期待是重建社会秩序、回归日常生活,而善于“制造麻烦”和呈现非日常经验的实验创作成了这种期待的对立面。如果说人们一开始还热衷于“欣赏”远方的灾难,并称之为“发现真实”,那么,当自身也随时可能陷入紧急状态时,陌生就意味着恐惧,实验就意味着危险。所以,保守的舞台艺术选择回避当下的复杂性,沉湎于过去或假想的未来──一个没有疫情或假装疫情消失的世界,因为被现实与演出的镜像关系决定,恢复舞台的秩序性即想象性地恢复生活的秩序性。

“当代”的缺席是大众化的舞台艺术长期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实验剧场艺术或当代表演艺术则接住这条“漏网之鱼”,将其转化为创作的材料,继而在小众层面获得话语空间。不过,剧场中的小众在其他场域也可能是大众,譬如美术学院和美术馆系统一向是精心培育“当代”艺术的土壤,虽不可避免在小红书上沦为一种“网红”的、景观化的“当代”,并且当代艺术也的确是一门生意而已,可毕竟收容了那些被各种主流文化排挤的非主流文化,成为亚文化集中展示的基地。

作为参与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的艺术家团体,扎根于广州的二高表演(Ergao Dance Production Group)一向给人一种“亚”的印象,从早期舞台上对酷儿身体的使用,到最近将触手伸向过时的舞厅与乡土记忆,呈现故意为之的“低级”(low)──廉价的低技术、反精致的坏品味──实属舞蹈界的异类。随着资本的运作,无数大众媒体与主流观众已将传统舞者的身体塑造视作一种景观,而二高表演的“低级”一方面显示出对这类景观的拒绝,另一方面构成对另类身体的赋权,并实践创造着差异化的现代或后现代的主体性经验。这一“当代”路径似乎只有在美术馆里或展览的语境下才能获得创作者理想的反馈,但反作用是表演艺术不得不将自身展览化,即影像化、静态化,在笔者看来也属一种无奈之举。

#01

就舞蹈而言,二高表演是边缘的,所以才会为戏剧界所知,这得益于前几年剧场艺术的开放姿态,倡导所谓“跨界艺术”,既方便戏剧跨出去,又方便其他艺术跨进来。身处边缘,虽远离中心,但“出圈”最快,二高表演以妖娆的蛇形轨迹游走于舞蹈与戏剧两界,故被归入“舞蹈剧场”这一嫁接的概念,吸引了一批潜在的、叛逆的戏剧(此处“戏剧”意味着以语言为中心的、讲故事的表演方式)观众。但跨界的代价也是常态化的边缘,因为无论戏剧抑或舞蹈的“原教旨主义者”都会死守权力的中心,由此,既是舞蹈也是戏剧的二高表演作品,同时既不是舞蹈也不是戏剧的。笔者想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当前的舞台艺术状况,就是隔离──艺术门类的隔离(所谓“外防输入,内防输出”)。这是一个对“交叉感染”不友好的时期,是戏剧、舞蹈、音乐等各自收归中心的阶段,边缘成了真空地带,连观众都在流失。二高表演去年在杭州演出《恭喜发财》,剧场里观众寥寥,正印证了实验性的表演艺术在舞台艺术领域的表现空间已大不如前。

(《恭喜发财》,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供图)

(《恭喜发财》,Energy摄影)

笔者曾观看二高表演早期作品《超级紧》的录像,是在2015年上海明圆当代美术馆(后更名为明当代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实验剧场30年”(邱志杰、王子月策展)上。题外话,今年由北京戏剧家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小剧场戏剧委员会等发布“中国小剧场戏剧40年影响力榜单”,参展“实验剧场30年”的艺术家有半数并未上榜。当初的“30年”和现在的“40年”都指向1982年以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为标志的小剧场运动的开端,这一开端通常也被理解为实验戏剧的开端,之后继往开来者有牟森、张献、孟京辉等戏剧导演,还有金星、文慧等舞蹈编导。只是到了40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脉络突然被腰斩,新世纪的小剧场戏剧线索硬生生地从实验戏剧被扯到了商业戏剧,也间接说明主流戏剧界存在一股试图抛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验及探索精神,并让大众化、市场化取而代之的趋势,继承这一精神遗产的反倒是来自美术学院或当代艺术界的“外行”。

第一次在现场观看的二高表演作品,是其巡演至北京的《来来舞厅》。破题来讲,舞厅是一个“下众”生产欲望的空间,“来来”二字则充满挑逗性与诱惑性,笔者想用“咸湿”一词来形容该作品的标题。该词出自广州俚语,源于英文“hamshop”,有淫秽、好色之意,自带亚文化性质的东西方交融痕迹。《来来舞厅》搬用了20世纪末流行的迪斯科舞曲,以及灯光变幻的舞池内暧昧男女摇臀摆胯的各种姿势,通过变形、放慢、定格,说文解字般展现于那个纵情年代解放了人们的身体图示。二高表演延续的依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的个体化叙事策略,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主流舞蹈,包括掌握话语权的民族舞仍旧以集体主义的群舞、伴舞形式出现,而现代或后现代舞蹈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舞台上的形象体现,与其他抽象的表现主义艺术一样,跟这种集体舞保持着紧张、矛盾的关系。个体在对抗集体的化繁为简时需要用以支撑自身的力,情欲成了这一力量天然的源泉,所以有邓丽君的音乐、三毛的小说、琼瑶的电视连续剧,借各种靡靡之音、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调动起每个人体内的力比多(libido)。当二高表演带着《来来舞厅》来到气候干燥的北京时,一股广州特有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继而引发有关“咸湿佬”的联想。笔者相信二高表演艺术总监何其沃不会拒绝以这种称谓自嘲,因为难掩的情欲体质就是二高表演作品的独特之处。

(《来来舞厅》,李勇斌摄影)

笔者对《来来舞厅》不满意的地方是结尾的互动环节,在迈克尔·杰克逊的一曲《避开》(“Beat It”)中,舞者拉观众上台共舞,所见更多是“尬跳”“假嗨”。《来来舞厅》由易卜生国际、中欧添缘及意大利性别转换艺术节(Gender Bender Festival)联合委约制作,在广东首演之后,经历意大利巡演和马来西亚巡演才回到国内,相当于将舞厅作为一种展示文化率先经受了国外表演艺术市场的一番检验。结合笔者在国外的观摩经验,许多强调在地化经验的舞蹈作品都习惯在结尾加一段互动,即邀请不同国家背景的观众一同模仿、体验异域文化中产生的程式化舞蹈动作,继而在舞台上制造一派全民皆舞的景象。不知是否受上述原因影响,《来来舞厅》也落入这一艺术民主化的窠臼,结尾处突然以国内熟悉的广场舞画面,跌入一场大型集体怀旧秀,反倒在娱乐性的氛围底下耗散了力量。

最近,一首《漠河舞厅》爆火网络,被消费的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柳爽去漠河采风,在舞厅里遇见一位老人,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带走了老人的妻子,妻子生前喜欢跳舞,他们没有孩子,30年后,老人孑然一身,为了寻找与妻子有关的记忆,常来漠河舞厅独自炫舞。这段故事的“泪点”在于,人们难以想象,在一座北方边陲小城的一间过时舞厅里,居然存在如童话般凄美的爱情。《漠河舞厅》触及的痛点是无数漂泊于大城市的年轻人无法返回的故乡,以及无法返回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春理想。笔者也曾走访过一些西南城市的舞厅,那里面通常播着过时的歌曲,配着老套的装潢、布置,迷幻的氛围营造了一个个时空断裂下的非现实场景,仿佛能带人“穿越”,影影绰绰的男女像从20世纪就滞留于此的幽灵,一旦离开舞厅就魂飞魄散。世纪末的乡愁烙印在青春期迈过千禧年的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循着《来来舞厅》中 “怀旧”或“过时”这一潜在命题,似乎能勾勒出二高表演未来的创作方向。

#02

2019年,何其沃在驻留瑞士期间开始了《恭喜发财》系列的创作。该系列肇始于他在异国他乡过农历新年时,远方的父亲送来一句祝福语“恭喜发财”。该系列包括剧场作品《恭喜发财》、舞蹈影像《恭喜发财N+》以及独立策展单元《是日例牌》。其中,《恭喜发财》是近年比较流行的讲座式剧场作品。一块投影幕,几近于空的舞台上摆放着健身龙、电饭煲、本命年穿的红裤头等,何其沃郑重其事地将这些现成的物品置于镜框舞台中,成了为生活立传的证物。整部作品以何其沃对父亲的讲述为线索,带出台湾女歌手的MV、麦当劳的广告歌曲、公园晨练舞龙等昔日记忆的碎片,并基于情感的逻辑将它们拼接起来。随着演出趋近结束,电饭煲的蒸汽升腾至半空,米饭已经煮好,何其沃邀请一名观众上台陪他一起吃饭。这一次互动是感人的、节制的,因为无论坐在他对面的陌生人是谁,他的眼前都会浮现那位缺席的父亲的身影。其实,何其沃应该不缺一起吃饭的人,不过那些人就像每次演出中走马灯似的观众,父亲才是他最想邀请上台与他吃一碗饭的人。演出中,投影幕上放映了父亲给自己注册的微博@舞蹈家他爹,观众无不发出笑声。但体味这一令人喷饭的昵称,可以看到,父亲是在提醒何其沃,无论他是谁,爹永远是爹;同时,令人感叹的是何其沃从不曾成为所谓的“舞蹈家”,他只是父亲心中的舞蹈家,是父亲或许不理解却引以为傲的儿子。

(《恭喜发财N+》,光摄影)

舞蹈影像《恭喜发财N+》里戏耍的成分更浓。二高表演玩弄起那些土得掉渣的符号,譬如女演员扎着哪吒同款丸子头,套着有山水挂历图样的旗袍,穿梭于乡间花丛中欣赏蝴蝶。这些“坏品味”其实是亚文化语境下的“土酷”──又土又酷。“土酷”广为人知的代表恐怕是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他把东北的大花裤衩儿穿成了文艺青年眼中的时尚。实际上,“土酷”是一些城市青年故意模仿小镇青年的穿着以反叛中产阶级的精致审美,继而发展成的新潮流。利用商业逻辑,戏拟流行文化,将“负典”炒作成正典,是当代艺术惯用的策略,目的在于使亚文化摆脱弱势的从属地位,完成对主流文化的“逆袭”。只是笔者对这条路径持审慎态度,因为亚文化在成为流行文化的过程中往往被掏去所指,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最终,非主流群体连自身的符号和语言都被掠夺,彻底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

在欧洲,何其沃体内被父亲唤起的幽灵便是乡愁。20世纪出生于广东小城江阳的何其沃,对“土味儿”的使用不止于理智地对抗大众审美,还在于情感自然地贴近自身的童年回忆──“土味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人“胎记”。实话说,在北京鼓楼西剧场第一次见到何其沃时,的确觉得他有点儿土,若没记错,他脚上穿了一双豆豆鞋,这种作品与创作者的统一使笔者相信,他并非文艺青年扮酷,而是又“土”又“低级”的“真货”。

只是上述廉价的影像、低技术的表演实在无法满足一般观众对景观化的舞台的预期,惋惜地说,国内剧场艺术连一些基本的当代问题都尚未解决,又如何理解并接纳这类自觉自愿的“低级”呢?

#03

最后,回到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上的二高表演。除了寻常意义上的演出,二高表演还发起过许多社区艺术或舞蹈项目,如《每日动作》《二高表演黄边EA店》等,这些介入社会的创作也是二高表演与美术馆及展览系统产生交集之处。由此,二高表演在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上被纳入的板块是“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之一:“联谊──作为关系生产的空间实践”(潘思明策展)。空间主要指二高表演在广州地铁杨箕站附近富力东堤湾小区内运营的舞蹈场地,这里除了用来排练,还承办舞蹈教育等活动,如二高表演驻团编舞张典凌担任艺术总监的小身体舞蹈团。该空间通过舞蹈、身体与周遭社区形成连接,成了当代艺术知识系统中实践关系美学的案例。

(《黄边》,纪怡楠摄影)

应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之邀,二高表演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内再造了一个空间──南方舞馆。“舞馆”是“武馆”的“谐音梗”,但舞蹈或武术都关乎身体,可以共享“体术”这一称谓,并且“武馆”背后的氏族或家庭观念也顺势被导入了“舞馆”的内涵,使得二高表演区别于歌舞剧团或舞蹈中心等常见的、“高端大气”的官方组织。“南方”是当代艺术领域近些年讨论较多的概念。习惯上对中国南北的划分以长江为界,有学者认为其渊源是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传至长江以南,给江南带来了富庶,到唐朝,这种划分观念便固定下来,而相对于江南的“南方”,广东、福建等地则成了“南方以南”。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较之北方,南方素来代表不与主流妥协的精神,“南方以南”则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而地理的边缘化与艺术的边缘化彼此恰好“互通款曲”,二高表演的《南方舞馆》由此在物理与精神双重意义上从主流文化的板块中自我边缘出去,融入了此次展览文化意义上的泛东南亚圈。

(《南方舞馆》,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供图)

《南方舞馆》展陈的视觉中心是一个小小的露天舞台,两侧悬挂着中式灯笼,其中一盏灯笼垂下一条红色条幅,像城中村商铺开业酬宾的场景,各种型号的电子屏幕被安插其间,播放着二高表演近年的作品及项目如《来来舞厅》《恭喜发财》等。又是有点儿“低级”的设计,唯一的高科技──屏幕也像从华强北淘来的二手货,还是熟悉的“山寨味儿”“塑料感”,俨然将另类的现代或后现代审美贯彻到底的架势,而这种贯彻目前看来在国内只有美术馆的白匣子才能收容。可是,不应忘记,“二高”的全称是“二高表演”,表演就意味着现场性,美术馆作为静态的展示空间,表演艺术只能妥协地向它的后制品──影像艺术转移。这当属无可奈何,不是美术馆的问题,而是剧场的问题,即国内剧场无法成为给予实验性艺术永久保障的阵地,二高表演这样的当代表演艺术团体就像游击队一样,美术馆可能也只是容他们暂时歇脚而已。

2018年,由生活舞蹈工作室、纸老虎戏剧工作室、组合嬲联合发起的“重写剧场史”行动,是为了追溯20年前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杨美琦主持)举办的第二届广东现代艺术小剧场展演节。这次展演节让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当代表演艺术团体在1998年的广州完成了一次“南方聚会”。20多年以来,这段背离主流的、下潜的剧场史也深刻影响着被卷入其中的包括二高表演及笔者在内的许多创作者,我们被那句豪言壮语“行动遍及五湖四海,无处不在,结果整个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剧场”打动。诚然,“他们根本不在乎会不会被历史记住或者忘掉”[1],但笔者依旧想借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出的临终遗言结束本文:“你可以把这儿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告诉他。此外仅余沉默而已。”

注释

[1]《结果,整个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剧场》,微信公众号纸老虎剧场2018年12月12日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K07bMZDQ5WWe0CEDMlYt_g。

作者简介

孙晓星: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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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7月总第四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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