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佗城镇，百岁街，在一座敞着大门的屋里，一名老人坐在竹椅上，悠然地望着前面一路之隔的不知建于何年的旧墙。
佗城，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正在全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穿梭的游人，与过着慢生活的居民，成为街上一道和谐的风景。
佗城的古建筑复原，曾得到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的肯定。他认为，龙川县可按照“岭南第一城”的定位，保护并开发好佗城，让人们了解并记住这座曾经在南越大地上播种中原文化的千年古城，擦亮赵佗这张响亮的历史文化名片。
2200多年前，年轻的赵佗在任龙川县令的6年时间里，开始推行治理地方的从政方略，积累管理经验，引进中原文化，为后来建立、治理南越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龙川南越王庙中的赵佗雕像
赵佗龙川启文明
赵佗治理南越，龙川是“试验田”，后被一些史学家称之为“岭南史上第一次大开发”。
古龙川的疆域甚广，但当时的人口稀少，且都为未曾接受中原文化“开化”的土著，治理难度很大。古籍中的南越国史料，可靠的仅见于《史记·南越列传》《汉书·南粤列传》及其他少数列传的简短记述，对于赵佗对龙川进行了怎样的开发，上述史籍并未记载。
赵佗在龙川“下车伊始”，就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以坚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岭南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的秦军，同“好相攻击”的当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阂，冲突时有发生。
在时序更迭和适应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古越族人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喜欢吃蛇蚌鱼，断发文身，凿齿拔牙，住干栏房屋，制作小舟在水面行走，用鸡进行卜卦。这些风俗习惯，赵佗并不强作改变，而是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待“华风日兴”后，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惯，自然而然就转变了。
佗城街道小景
“赵佗主要活动虽在越都番禺，但在此之前他作为龙川县令，积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把龙川经营为东江流域一个先进地区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其功不可没。”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徒尚纪在仔细研究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后得出这个结论。
从后人的各种记述和考古发现来看，赵佗在龙川的6年里，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纳四海文明之和风，启岭南文化之发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推行“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方针，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倡导“以诗礼化其民”。
史籍里是怎么记载赵佗来到之前的岭南经济社会面貌的？“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秦平天下，开置南海等三郡。秦乱，赵佗据有其地。”（唐《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
史书的记载，与近年考古发现一致：“……当时广东已发掘的三十多座先秦墓和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同出陶器，论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大多属战国末到汉初，出土的青铜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关系。随葬器物没有一定规律，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等级区别，类似中原的那一套‘礼乐制度’尚未出现，推测两广先秦社会可能还没有最后脱离原始社会形态。两广社会要到秦统一岭南，南越政权的建立，才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截至目前，两广地区没有发现过先秦城市遗址，也没有成片的聚落遗址。”（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那么，这里住着些什么人？“南蛮杂类，与中原人错居，曰蜒，曰獽，曰狸，曰獠，曰㐌，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隋书·南蛮传序》）
这些人有着怎样的风俗习惯？见诸各种史料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爱剪短头发，在身上做各种文饰：“越人断发文身（《庄子·逍遥游》）。”另一个是好勇斗狠：“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隋书·列传·卷四十七》）“越人之俗好相攻击。”《隋书·列传卷四十五》）
这究竟是中原人以文化优越目光对“荒服”的歧视，还是客观描述？黄展岳等专家从先秦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分析，“青铜武器成为男性墓的主要随葬品，反映了两广先秦越人血族复仇、好相攻击的落后意识和剽悍性格，造成一部分男人脱离生产，从事掠夺，灭人家口，破坏或延缓社会发展的结局。”
生长在燕赵之地的赵佗，久沐中原文明，在他看来，古龙川一定如同一张白纸，需要进行各种规划，同时还要使中原文明之风遍吹岭南。
营建龙川城后，赵佗开始带领古龙川人民以及随他而来的兵马，一同开发、建设古龙川，开始了岭南地区“汉化”的进程。
告别刀耕火种
赵佗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使古龙川成为南越国的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整个东江流域的开发。
在发展龙川经济方面，赵佗先是“垦辟定规制”。（《越王井记》）
秦朝前，越人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平定岭南后，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得到推行。赵佗，无疑是这些先进技术推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考古发现，在两广地区的广州、平乐和贵县等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 有许多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用具， 计有铧、镭、锄、镰、斧、凿、炉、剑戟、矛、匕刀等， 数量颇多且种类丰富，其形式特征与中原基本相同，专家认为，由此可见赵佗对百越之地进行了颇多的技术引进，诸多史料和考古都显示赵佗对南越的生产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008年2月，在龙川县建县2222年“客家古邑·人文龙川”理论研讨会上，时为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的陈伟汉郑重地提到了龙川县出土的17件与赵佗直接相关的南越国陶器。“这批陶器，正是赵佗在龙川6年的时代物证。”陈伟汉断定。
在广州，考古专家已挖掘出近千座南越国臣民的墓葬；在广西湘桂走廊的平乐县银山岭发现有百座秦到南越国戍边士卒的古墓，在这些墓葬中发现的陶器，其器形、纹饰、器身大小，都与龙川发现的这些陶器基本相同。
“龙川出土的这批器物，从类型学上所揭示的器物特征，属于米字纹陶中期的类型，时间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到南越国初期，也就是赵佗随军进入岭南到任龙川县令、经略龙川的这段时间内。”（陈伟汉、曾波强《龙川县出土的陶器与赵佗城相关问题探讨》
岭南最早的古井
从南越王庙不远处的一条小巷进去，就可见那口有2200多年历史、在《全唐文》中有记载的古井。打井是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从北方引进的一项技术。司徒尚纪称：“这恐怕是岭南打井的最早记录。”越王井历2200多年沧桑，至今仍水涌不绝。
越王井（摄影：冯晓铭）
关于水井，古人是这样记叙的。《易·井》：“改邑不改井。” 唐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道：“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显然，有井就有人的活动、就有热闹的生活，佗城亦是。当年，越王井曾给予赵佗和他的人马、佗城百姓以生命之泉的滋养，使他们有了足够的精力去发展生产、传播文明。此后，这口井一直为佗城百姓提供甘泉。
龙川籍翰林学士韦昌明很喜欢这井里的水，他赞叹道：“泉源出自嶅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越王井深11.3米，直径1.2米，井沿用弧形红砂岩石块围成，下部用青砖砌就。
赵佗去了广州后也打过一口井，该井在广州越秀区应元路广东科学馆后院内，又名九眼井，传为赵佗所凿，南汉主曾独占此井，更名为玉龙泉，广州人也在传说，赵佗是饮了这井的井水，才活到100多岁的。
越王井一度荒废，长期被附近居民的柴草所掩盖，甚至差点被填埋。近年来佗城镇党委政府对越王井加大了保护力度，现已成为佗城打卡必到景点。
乘龙川而跨据南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说：“泿水又迳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坰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在龙川令任上，赵佗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历练。任嚣慧眼独钟，在秦亡之际，让赵佗临危受命，最终成为南越国主，使岭南在战乱年代获得难能可贵的和平，继续发展。
南越国史专家黄淼章表示，“在龙川的6年多时间里，赵佗从一名年轻将领转变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在烽烟四起、天下板荡之际，一个尽其力保岭南一方安靖的王者，已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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