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什么时候认识到，所签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最惠国|清廷

翻阅近代历史，细数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千余个不平等条约总令人扼腕叹息，关税大权、司法大权、军事大权，均是国家命运所系，但清政府却随手予人，正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但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清政府软弱无能，起初清政府其实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让渡出了怎样的权力，等到醒悟过来却早已生米煮成熟饭，只能捏着鼻子认下。

晚清政府是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些条约的真面目的呢？

蠢傲：饲狗予肉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将英国鸦片付之一炬，烟尘冲天而起，好像是一尊狼烟台被引燃。狼烟起，就有豺狼寻道而来，鸦片战争于是拉开大幕，晚清这尊垂垂老矣的巨人就这样猝不及防的迎来了西方风雨。

久战不利，耆英（时任钦差大臣，《南京条约》签订者）上书清廷曰“寇势方张，据我要害，四肢之患，渐成腹心之疾，若不藉此转机，速为招抚，该夷豕突狼奔，何所不至？且二年以来，合数省兵力，言剿言防，总难得手。”

这话的意思是：英军占据要害之地，原本非常渺小的祸患，如今越演越烈，不如给点蝇头小利赶快把英国人打发了，况且这两年剿匪剿来剿去，始终没能得手。

这不是耆英的一家之见，清廷内持有相同意见的官员贵族不在少数，客气地说，这叫做“怀柔远人”。不客气地说，部分清廷官员的内心想法其实一直都是“既然小狗在叫唤，那就勉为其难的喂点肉吧”。

两江总督牛鉴就直白地上书道：“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服”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是“（洋人）虽然看起来长得和人差不多，其实是不通礼法的动物（当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懂不懂礼），（洋人的行动）就好像是恶犬狂叫，本就没什么对错（动物本能），等给它吃点肉，就会摇摇尾巴温温顺顺的了。”

可见在当时，大部分清政府的官员从未以平等的角度思考去思考过外国问题，而是奉行一套“天朝上国”的傲慢规则，外交政策也不过是“投以肉食”的羁縻之法，此正乃我天朝蠢慢的“制夷之道”也。在历史上，此法应对国内势力时曾经无往不利，但清朝并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往的经验教训正在失去可行性。

总之，抱着招待小狗的心态，清朝官老爷们屈尊降贵来到“西洋蛮夷”的营地招抚议和。当时英国人的目的在于打开大清市场，将大清纳入贸易体系中，以供英国倾销商品。

两江总督牛鉴于是回复朝廷，言英人是“志在牟利通商，并非争城略地.....该夷只为吁乞通商，并不敢妄求他念”。于是，士大夫们为大清找了一块绝好的遮羞布——“无伤于国体”，随后开始了对西方的妥协求和。

道光帝“不得不勉允所请”，与英国人订立条约，他认为英国人开港通商的请求“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不过是“羁糜外夷之术”。

从道光和牛鉴等大臣的态度可知，此时清政府对于条约其实根本没有公平与否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这条约不过是给汪汪乱吠的狂犬些许肉骨而已。

初觉：蒙蔽欺瞒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大清被迫开放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由此丧失贸易主权，协定关税又丧失了关税主权，但大清对此其实并不在意，毕竟当时我天朝财税并不指着外贸吃饭。

但英国人的胃口远远不是五处通商口岸可以满足的，为了进一步打开清朝市场，英国悍然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这一次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公使进驻北京；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通商口岸；长江一带允许外国商船自由驶入；内地也向洋人开放，允许自由地游历经商传教。

这一会，清朝各君才渐渐回过味来，不由惊呼此前是上了洋鬼子的大当。

晚清皇帝与大臣们开始认识到，《天津条约》不是洋人苦苦的“乞求”而是因“夷务急迫，不得已将所求各款允准”。咸丰帝更是直白地表示新条约是被强迫接受的“要盟”。不过，尽管如此清朝君臣们仍然没有跳出“羁縻”的传统思维，只觉得《天津条约》是“不得不从权议换条约，免事羁縻”而已，只不过是多了“被其迫胁，兼受蒙蔽”的成分，但仍然是羁縻政策的一部分。

粤督张树声表示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各项是，“皆由欺诳挟制而成，盖多非理所有而束缚于势者。”有一部分官员开始看穿西方各国看似友好实则贪婪的本性，譬如驻美公使崔国因就认为“今地球各国，立约均言‘和好'，其实中国仍守‘柔远'之经，各国全无‘和好'之实也”。各国“立约之初，乘我不知，要求于始，及立约之后，出我不意，狎侮于微”。

在察觉各项条约多有欺骗之处后，清政府渐渐发现了条约的“不公平”。在这一方面，李鸿章的认识其实还是非常清醒的，他觉得西方各国一开始不过是“侵我权利”现在渐渐居然要“预我军事”、“举凡用行政”，从这一点出发，李鸿章得出了这些条约不符合西洋人所谓的“国际法”，“（各项条约）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他尤其对片面最惠国待遇深恶痛绝，认为清政府对于这些外交权力一知半解“未甚讲求”，同意了“利益均沾（片面最惠国）”，以致“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利在洋人，害在中土”。

也有官员渐渐认识到了关税大权的重要性，“中国所征于各国商货之人口者税甚轻，华船至外国，纳钞数倍于他国”、“强减中国关税，几与喧宾夺主”、“我之征于彼者太轻，彼之征于我者太重”，早前让出的司法权也渐渐品出了不对劲，“中国之法重，西国之法轻”。

一批官员终于意识到早期条约中“失策最甚者，莫如治外法权、制税无权二端”。

于是，一批较为清醒的士人开始大声疾呼，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改立新约，“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今不能不设法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