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剧照

惠子在班里熟的人不多。她是转校生，父母离异，小时候，她就习惯了独自承担一些事情。比方说：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放学回家，一个人趁母亲不注意，丢掉一些家里的东西。

惠子的母亲并非每天都在家。母亲不在时，她会欢迎我到家中做客。阳光落在绿色的缝隙间，她躺在沙发上，轻声朗诵出采摘的诗句。我们从涩泽龙彦聊到今村昌平，从《梦的宇宙志》说到萨德侯爵与芬妮·希尔的故事。我们谈论那些男人忽略的话题，从第一次月经，到对性别的体验，乃至彼此交往的对象，都有什么共同的毛病。

下雨天，她在生锈的窗边听雨声。她喜欢夏夜听雨。在夏天的雨夜抚摸，闲聊，感受彼此的气息。天窗很亮。薄雾会飘进来。她采摘雨露和月光，在光滑的皮肤上画画。画的内容不确定。我们让不确定在夜晚流淌。她聆听萨蒂的歌谣，躺在湿湿软软的草地，幻想一个夏天，骑独角兽的女孩带着男生归家，趁爸爸妈妈不在，打开天窗，贴近夜空，借着银灰色的光，看心上人脸红，手臂不知放在何处。闭上眼，山上野蜂飞舞，丛林起火，深绿色里冒出一团灼热的红。

她跟我聊天时不避讳很多话题。她告诉我，这辈子不结婚，不生育，也没有关系。她对传统的女性成长路径——生儿育女、成家立业，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我问她原因，她翻找回忆，出现醉酒父亲的模样，她说，可能跟家人有关。她家很保守，越保守，反而越让她想反抗。

我们那时说话很直接。两个人相处时，她就跟我说，自己是意外怀孕的结果:“我爸把我妈肚子搞大，逼她结婚，妈妈那时候很爱爸爸，她为了我，为了我爸，过得很不快乐，后来受不了了，我妈就和我爸离了。”

《未麻的部屋》电影截图

那阵子，有一个踢球的男生跟她走得近。她没去上课，男生问她原因，她说，来月经了，早晨起床难受。男生听说月经很疼，会流很多血，可他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男生，这时能帮到什么，除了喝红糖水这样陈词滥调的关心，他能想到的就是放学后去超市买点东西，给她送去。

男生寄过去一盒布洛芬外加暖宫贴。他其实不懂这些，只是顺手在网络上搜索“女生来月经了，男生要怎么安慰”，首页弹出的除了一些医院广告，就是网友给出的建议。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在网上购买过布洛芬和暖宫贴，有限的购物记录是考试真题、书籍、足球、球衣和足球鞋。

男生最近给手机设置了开机密码，为了不让购买记录被发现，他在想要不要把购物车的历史记录删除。但他疏忽了一件事，就是错误地把收货地址填成了自己家的地址，如果被阿妈收到，他肯定又要问这问那甚至怀疑自己的儿子早恋。男生急忙地把收货地址更改，但他不晓得惠子家的地址，只好打电话。他打来时，我就在惠子的身边。

惠子盘腿坐在沙发上，抱着蓝色枕头，脸色依旧病殃殃。电视上正播放着午间新闻，画面中是一众男性领导人，正在视察工作。她突然问我：“如果重选一次，你会想做女人，还是成为一个男人？”

“男人。”

“为什么。”

“至少，我可以不必月经，也不用生育。”

“你害怕生育吗？”

“如果不用做妻子，我大概不想生。”

“结婚很可怕吗？”

“结婚对你来说还太遥远了。”

“我爸妈就是离婚的。”

“你现在跟着父亲还是母亲？”

“跟着我妈妈，但她也不怎么关心我。”

“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不太相信婚姻吧。”

惠子不怎么讲粤语，她说一口普通话。从我见到她那天起，她在班上的普通话就是最标准的。问她哪里人，她说洛阳。这个名字我熟，历史书上常见过。我说，千年古都，得去一次。她摇摇头说，你还是别去了，怕你失望。

惠子随父母搬到湛江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听她说，那阵子北方有一股失业潮，她们家有亲戚在粤西，就投奔南下。父亲在钢铁厂上班，母亲做小本生意，等家里经济好转，却再也没有回到北方。

高中时期，我们分在同一个文科班，那阵时我个头矮矮，在班上并不活跃。惠子跟几个早熟的女生玩，带我一起。私底下我们都知道，男仔们调侃我们叫姣婆，作为反击，我也会叫他们金针菇。

我们坐一辆校车回家，那种日后被禁的私人白色面包车。听说她被好多男生追，在我们这叫做扣女，扣她的男仔里就有我的同桌。同桌是个憨批，畏畏缩缩，喜欢别人，又不好大大方方承认，想加别人QQ，还要我放学后帮他传话。可是他开微博，第一个关注的就是惠子。

他跟我说起这事时高兴得合不拢嘴，认为是惠子对他同样有好感，理由是他的微博空空如也，既没头像也缺粉丝，但她愣是回粉了。而事实上，惠子对每一个关注她的同学都这么做。

我们一路晃晃悠悠到了高考。除了偶尔夜蒲，看一些奇怪电影、小说，跟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并无二致。惠子成绩很好，她属于很聪明的女生，出去玩会很疯，复习考试又很专注。如果不出意外，她高考能考到中大这样的学校，但高考出分后，隔了一天，她告诉我，自己考了个麻麻哋（不好）的分数，可能只够上省外非211/985的学校。

我当然是安慰她，虽知安慰无用。口头上说会一直陪伴彼此，但不在一个地方，交情总容易被时间冲淡。高考之后，惠子去了四川，而我来到北京，我问她在四川感觉怎样。她说，自己加入了一个剧社，有一群新的好朋友。我说，这不挺好的。她说，我想去北京。我问，考研吗？她坦白说，自己在犹豫是否复读，想去读电影方面的专业。

我们最大的话题仍是电影。她已经不再喜欢金基德，对李沧东的评价却是越来越高。她会很兴奋地跟我聊起《薄荷糖》，也会像分享自己的小礼物一样，给我发送《春梦》《道熙啊》的资源。我也不晓得她怎么什么资源都有，她就乐呵呵地说，找不到的片源都可以管她要！她美其名曰，这是对垄断版权、阉割内容的平台的消极反抗！

《燃烧女子的肖像》电影截图

惠子果然说到做到去了北京。再次见到她时，她染了一头浅褐色头发，割双眼皮，穿一件露脐薄荷绿套装。我记得，她的嘴角边有一颗小小的痣，不细看很难发现，那颗痣加上小虎牙，让她笑起来更加特别。

惠子对割双眼皮这件事并不忌讳，她坦承自己对美的追求，关于美的事物，她会有一种本能的迷恋，哪怕那美丽中隐藏着危险，会令扑火者付出不确定的代价。我们重聚在一场关于郝蕾的地下放映，她特别能理解郝蕾在荧幕上的美，那是一种不断打碎又重组的美，是不可动摇的坚定，但是，那种美里又隐含着绝望，那是比革命破灭的死亡更持续的日常绝望。

我们在夜晚的清河边聆听《氧气》。月光荡漾在宁静的陋巷，幽蓝缱绻的夜色中，细碎的花儿随风飘扬，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和唠嗑的声音，薄薄的蓝色浮在夜空中，彩色的颗粒在闪烁。前方梳马尾辫的女孩，把手插进板寸男人的裤袋里。惠子靠在桥上，欣赏水中月，月光影影倬倬，摇晃浮沉，我们踏上自行车，在空荡荡的皇城里游荡，丝丝凉凉的风吹过面颊，我们绕进小路，聆听窸窸窣窣的声音。

不知骑到哪里，只记得惠子停下来，用手机录下她听到的声音。

春节前夕，惠子提议和我一起坐绿皮火车。

我随她来到北京西站，傍晚五点钟我们开始等待，直到五点四十分，我们终于通过安检。车厢连接处漫散着一股油臭味。火车在晚上六点十二分开动，天色暗了下来，房屋逐渐矮小。窗外一练暗色的河，绿色的植被、土黄色的山岗、砖红色的房屋，都暂时迁入沉静的水里。车上仍然有微弱的火光，是有人靠着窗吸烟。熄灯后，惠子问我为何无法入睡。我说，自己想回家，又怕回家。光打向窗外，被黑暗吞噬。

夜晚的列车嗒嗒嗒嗒地响。意识里浮现昔日的光晕。记忆中，惠子很少跟我提起她父母的事，高一时她住在宿舍，高二后她搬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栋老房子。我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对她母亲的印象是一次家长会。那是一位五六十岁模样的女人，她的相貌很风情，又有一种日常的压抑，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惠子在她面前的沉默。

那次绿皮火车之旅，惠子说：“不如我们去洛阳。”

我问：“去做什么？”

她说：“取一样东西。在我小时候，埋在洞里的东西。”

洛阳不是我想象的模样，对于第一次来到的我而言，它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北方城市，只有见到那些古墙遗迹，才能短暂窥见旧日东都的辉煌。而惠子说的洞也并非山洞，那是她在一片泥土里埋藏的东西。

中途，我们经过她父母的故居，那里如今已是新建的楼盘，她给我指了指，匆匆离开，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两天后，我们一起回到湛江。故乡犹如琥珀，深藏静谧的角落，老街道，旧社区，多年前的大排档，如今还在升起烟雾。在故乡，惠子在学校后山的公园里，埋下从洛阳带回的密封罐子。为了使自己不会遗忘，我在不远处的树上，用小刀刻下一个笑脸。

“看到惠子的笑，就能找到密封罐子！”

当天下午，我用拍立得拍了一张合照，那张照片随同彼此的寄语，被一起放进密封罐里。待到填埋完毕，天色已近黄昏，空气像是晕眩者喷出的粉末，紫红的云是她作画的结晶，我骑着电瓶车，带惠子到海边兜风，亚热带的风拂过耳畔，发出阵阵回响。在海边，她看到一条空无的船，我们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躲在船里过夜。

“你有没有想过，就这样坐船北上？”

“这艘无主小船吗？”

“对，看它能游到哪里。”

“你别怪我泼冷水。”

“你说。”

“如果沿着季风的方向，它可能不会游到北方，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会去到太平洋。”

海雾袭来，赤色的上空传来海鸥的声音。半梦梦醒间，我们在夜晚看到大片大片的飘浮物，犹如发光的水母，在黑暗中结成方队。湿漉漉的船板上，我们的身体随海浪晃动，惠子的手和我握在一起，双腿婆娑，脚踝处感到水的浸湿。天与水与雾的交汇，世界一片开阔。

再次见到惠子时，她说自己去了趟云南。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碰面，附近是五道口的青年空间。我们起初约定是去青年空间拜访朋友，聊得兴起，就正巧去楼下的酒吧蹦迪。散场后，惠子坐在路边的凳子上，给我听她收集的录音，嘻哈、爵士、电子迷幻，还有一种致幻蘑菇所引起的反应，都被她收录到“爱之夏”的文档里。

那段时间，惠子跟一位导演走得很近。那人绰号教授，既拍片子，也玩乐队，是青年空间里很受欢迎的角色。他年纪二十七八，面色沉稳，喜欢穿一身很紧绷的服饰，手指细长，是那类经常弹奏钢琴的手。在青年空间，他偶尔会来放电影，我听惠子说，她就是在电影沙龙里跟教授认识，而我和他初次见面，其实是在一家鼓楼附近的爵士乐酒吧。

那天夜晚，教授亲自在舞台上即兴Funk，我靠着吧台，把冰镇鸡尾酒一饮而尽。演唱结束后，教授开着敞篷车，邀请我们去他家的天台上做客。说是天台，其实是他的小植物园，幽暗中依稀可见两侧植物，曲径通幽，回旋如迷宫。教授引我们进入，不久又回到原点。

“如果你感兴趣，周末可以参加我们的仪式。”

“仪式？”

“对，一个音乐会，惠子也会参加的吧？”

教授彬彬有礼地微笑，像是一个和我们隔着透明玻璃的人。

周末的仪式被放在三环内的一栋公寓里。很少人能想到，一栋和北京其他大楼没什么两样的建筑，内部却举办着宗教部落般的仪式。我和惠子在仪式上重逢，她染了一头红色短发，戴黑色项圈，穿绿色毛呢上衣、红色包臀裙和一双银色高跟鞋。香烟、鸡尾酒、朋克、乡村音乐，来客在酒精的刺激下，手舞足蹈地投入到烟雾之中。

教授露出标志性的微笑，翘着腿坐在沙发上看，没过多久，他就就被人拉进了跳舞的行列，这时我才惊觉，舞会的每个人都被要求戴上了面具，惠子是黄色，其他人是黑色和白色。中途，教授就又坐回了沙发，他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跳，我说，自己更喜欢观察别人，他笑着说，那我们是一类人，而后他指着惠子，对我说：“这个女孩很有表演的天赋。”

我置身其中，像是走进一个动物园。他们看惠子的眼神，犹如看一只美丽的斑羚。教授问:“我听说你在写剧本？”

“对，还没写完。”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呢？”

“还没写完，就先不说了吧。”

“这样，等你写完了，可以发给我看看。”

他走进房间后，一个短发女人坐到我身边。

“他好像对你挺感兴趣。”

“谁？”

“教授。”

“他对谁都这样吧。”

“不不。”女人摇摇头，“他平时可冷淡了。”

室内狼藉着酒杯和熏香的气息，还有一层化不开的烟雾。教授提议搭车带我们回家，我借口还和朋友有约，拉着惠子要往反方向走。惠子一时疑惑，不解我为何拉住她，但她终归没有坐上教授的车。

一只绿幽幽的萤火虫消失在窄窄的胡同深处。

惠子告诉我，她在和教授合作一部戏，讲述一个跨国故事。之后几次，每当我问起惠子在做什么，她都说自己在拍戏。而我辗转折腾，应付生计，北京这个地方实在很大，要见一个人，其实并不容易。之后的一天，我在青年空间偶然见到了教授，他不是在放映厅，而是在玻璃门后的阳台上。教授的背影融入黑夜中，我问他在看什么，他指了指几百米开外的一栋倒塌楼房，说：“你看，那栋楼的上方塌了。”

我循着他指向的地方，那是一栋钢筋混凝土建筑，北京常见的写字楼，上面塌了，下面却还完好无损，像是被飞机撞出一个大窟窿。

“它在那很久了，但一直没人管。”

“可能是栋烂尾楼吧。”

教授从裤袋中掏出手机，拍下那栋楼的模样。他展示给我看，自己有一个专门记录北京建筑的图片收藏夹，里面展示的不是故宫、颐和园、鸟巢和水立方，而是一栋栋残缺的建筑，比如元大都遗址、798使用的废弃厂房、拆毁之前的火车站，还有像眼前这栋不明不白的烂尾楼。

那是我倒数第二次和教授独处的经历。一种好奇又危险的冲动，让我并没有拒绝他的邀约。他带我去了一个奇装异服的派对，越热闹的派对，他就越是一个人坐着，微笑地看朋友们游戏。那些女郎对他都很热情，而教授的脸上又总是有驱不散的倦怠。派对中途，教授提议和我一同下楼逛逛，我们路过丰富胡同，东城区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地方，教授告诉我，这里走进去，就是老舍故居，旁边走，可以看到北大红楼和人艺。老舍故居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因为老舍住过，也就有了名气，四合院的正中间，就有一座灰黑色的老舍半身塑像。教授一只手拿着矿泉水瓶，另一只手指着塑像边的柿子树：“这是老舍夫妇亲自种的，1953年，薄皮的圆柿子，和北京常见的磨盘柿不一样。这两棵柿子树每年都结果，红彤彤的很好看，因为这两棵柿子树，老舍夫人给这个院子起名为‘丹柿小院’。”

他说到这时脸上有了笑意，犹如西天的云彩，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教授爱说植物，柿子树、大槐树、菊花、桂花，老舍老家在的小羊圈胡同里头就有一棵大槐树，据说他小时候可调皮了，爱逗大槐树落下的虫子，虫子名叫吊死鬼。他在玩虫子的时候，母亲一般就在院子里替人洗衣服，用鲜红微肿像胡萝卜一样的手洗，洗着洗着，就笑着要老舍过来帮帮忙。

教授不是北京人，但他对北京的了解，一点也不逊色于我认识的老北京。我心里琢磨，他是不是外北京的，就是住在49年以后北京扩建的地区，京腔不明显，但也在北京住过一两代人的。他想了想，也不答话，兀自看一位遛鸟的大爷走过，我于是默认他是外北京人。

那是充实的一天，我们走累了坐在湖边，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绿色的野鸭子在水面上荡出波纹，缓行消失在水的尽头。我们接着话头，聊起老舍，教授说，他在崇文区金鱼池小区中街南门口看过一尊老舍像，3米来高，有3本书靠在一起，正面是浮雕老舍先生头像，下面刻着“龙须沟老舍”5个大字。结果有一天，那座塑像的鼻子、耳朵、下颌都被涂上了绿色，两颊也长了绿色的斑点，头上画了蓝色的五星，眼睛变成了红眼，两条眉毛处被塞上了塑料带，雕像鼻子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圣诞喷瓶盖。

下雨了。雨势很大，外卖员四散。雨小一点后，我跟教授话别，乘坐出租车回家。那段时间，我跟惠子提了一茬教授这么个人，大意是探寻他更具体的来历。惠子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遗民，一个很虚无的人。在北京，这样的人很常见，不缺乏物质，有头脑，有思想，但就是很虚无。

“那你呢？你是一个虚无的人吗？”

“我？……我可能还渴望一些热烈的东西。”

炉火在暗夜里噼噼啪啪地响着，清洁工在市民们熟睡之际，处理了一份份鼓鼓的垃圾。那之后，我继续和惠子保持着说深不深、说浅不浅的关系，但因为自个的问题，我在一段时间内中断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惠子发短信来问我，我说自己能处理好，叫她不用担心，只是害怕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也会让朋友难过，所以才决定一个人躲起来。

“我们还要一起取罐子。”

“那你也答应我，要一直好好的。”

“我答应你，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

等到我的病情可以用药物控制，已经是这一年深冬。抽屉里的药瓶已经空掉，窗台上枯萎的吊兰也早该换了。北京的细雪如柳絮般纷纷落下，大街小巷涂上了一层茫茫的白色。我站在街上，竟有一瞬间呼喊的冲动。而手机的短信里，已经半个月没收到惠子的短信。

她的朋友圈还是老样子，只是头像变成了一片白色。发微信给她，她没有回复。我想，自己应该发微信跟惠子的朋友确认一下，但一时半会，除了教授和共同的高中同学，我想不到惠子在北京还有哪些朋友。

朔风呼呼而过，树上已不见乌鸦的踪迹。圣诞节就要到了，商场上已经添置了许多红色物品。我打通教授的电话，问他关于惠子的事情，教授说：“惠子？她好像一个月前就离开了北京。”

“她去了哪里？”

“不知道，她做决定从不事先通知。”

“您最近还跟她有联系吗？”

“坦白说，她已经把我删了……”

那年冬天，我去到洛阳，又回到湛江，可是，我却不知道通过谁，才能打听惠子的下落。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竟已说得上是最了解她的人，而我和她的联系，也不过是一通无人接听的电话。

不久后，教授邀请我去看他的电影。电影的主角不是惠子，而是一个和惠子身形很像但我并不认识的女孩。

电影开幕前，教授交给我一副白色的面具。

“这是她留下的东西，我找不到她，就交给你了。”

在面具的背面，有一个薄薄的红色唇印。

那一瞬间，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面具仿佛齐齐对我发笑。

我回到现实，眼前仍是教授标志性的微笑。

一个绅士、得体、干净而暧昧的笑容。

他对衣服和鞋子上的污渍总是特别敏感。

那天夜晚，教授为我选定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电影放映完后，我看到他耐心地回答观众的提问，温和、腼腆，回答问题时又有着艺术家一般的专注。我坐在后面，正准备离开时，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当天晚上，我们在附近商场没有监控的逃生通道里做爱。

我们接吻，分开，又接吻，暴雨的声音，像是我们的鼓点，他在黑暗中和公众面前截然不同，他渴望的眼神里充满了兽欲，他撕破一个女人的丝袜没有半点犹豫。我的肉体仿佛经历一场酷刑，意识里萦绕着耳朵被插入的强烈感觉。直到雨小一些，在另一场雨将下未下之际，他邀请我乘坐轿车，去他家过夜。我看着他狩猎的表情，欣然应允。出发之际，我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包里的东西，确认没有一件东西落下，我们共赴暴雨之夜。

那年年底，我乘坐高铁，返回故乡，在后山公园约定的地方，我独自一人，取出埋藏的密封罐子。那天夜晚又潮又热，不知为何，黑夜里有一棵古树突然着火，火焰哔剥哔剥，发出耀眼的红光，那熊熊燃烧的枝杈，在黑夜中划出锋利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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