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西人民委员会主席张云逸在北京开会,偶然注意到一张名单上有自己熟悉的人。曾经他是国民党军队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队纵队司令,现在他是“改造犯”。他的名字叫黄师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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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师岳有恩于张云逸。当年张在皖南打游击,军需不足,黄师岳的防区和他相邻,常常想方设法补给张云逸部。后来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张云逸家属在转移时,经过黄师岳防区,黄不仅没有扣押,反而专门派人护送通过。张云逸对此感恩于心,于是特地召见正在改造的黄师岳,问他是否愿意随他回广西参加工作。在张云逸的安排下,黄师岳担任广西人民委员会参事事任参事,最终病逝于此地。

1、临危受命,任旅行团团长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师岳的一生在史书上着墨不多,他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也没有在作战室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然而他被很多人惦记着,其中包括张云逸,也包括西南联大近300名师生。

1938年,黄师岳带领着近300名师生跨越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徒步一千六百公里,从长沙走到了昆明。去之时,这群学子还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到之时,他们的学校变成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人们把这次徒步称之为“文军长征”。

把时间拉回到七七事变这一年。日军悍然发动战争,并对天津、北平实施野蛮轰炸。7月28日深夜,侵华日军轰炸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日军炮火摧毁了秀山堂,思源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柏树村等处亦遭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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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局势突变,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只是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本应是后方的长沙眼看着也要变成战争前方。长沙摆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最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校,选定了西南边陲昆明作为新校校址。为保障学生安全,临大安排了三条线路:第一条是乘火车,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入越南,再到云南;第二条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绕道越南入滇;第三条是步行横穿湖南、贵州,进入云南。

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后,有近300名学生参加第三条线路,同时还有十一位教授及助教同行,这个步行团取名为“湘黔滇旅行团”,团长为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师岳。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

编队当天,黄师岳发表讲话“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算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算第二次,三保太监下西洋算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学生为之精神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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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辱使命,高风亮节拒收金表

这次徒步给师生们带来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深入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苦难,祖国和人民,从两个概念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他们也饱览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要为建设现代化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团长一路和师生们风餐露宿,尽心打点好行程中的一切难题。途中自然免不了要遭很多罪,比如走路打水泡,黄团长根据自己的经验,叮嘱师生们走路要打绑腿,走完要用冷水洗脚。吃早饭前喝开水一杯,可一天不渴。

作为军人,黄师岳希望学生们守纪律、守规矩,所以要求学生按照部队规定行军,但学生天性爱自由,走着走着就散了。黄团长开始还纠正,后来想开了,便由着学生去,只要他们跟着队伍走。但是到了地方政府上,就要保持队形整齐,不能给人留下糟糕印象。这是黄师岳变通的一面。

最为人称道的是黄团长的品格,当旅行团抵达平彝县城,受到县长热烈欢迎。县长派人宰了几头猪,举办盛宴招待旅行团。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指示各县要宽带旅行团,县长自然不敢怠慢。不过当黄师岳知道这些招待费居然是县长从县城每户人家收取一元来的,他很不高兴,压住怒气,给了县长300元,恳请他退还给当地老百姓。

旅行团抵达昆明后,在昆明大观公园举行答谢会。西南联大为表谢意,赠黄师岳金表一块,川资五百元。黄师岳原封不动送还,并致函表示:寇氛未已,坚决抗战,为民族复兴大业计,迁文化于后方,储材备用,实为当今之第一急务。在师岳不过奉张主席文白兄命,率领贵校学生旅行团步行到滇开课而已,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为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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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的学生没有辜负黄师岳,他们日后都成为各个行业的大专家,大人物。虽然没有人为黄师岳做传记,但他一定留在旅行团师生的心里。这大概足以让黄师岳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