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筹办的国华印刷所和青云路青云桥印刷所，相继遭警察抽查而暴露。负责上海地下印刷工作的倪忧天、陈豪千，反思一再出事的原因和教训，认为闸北地区已不再安全，于是向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提议，将新的印刷厂址选在热闹且易于隐蔽的租界，并建议“印刷机构应一分为二，一个是综合性的，排、印、制型和制本；而另一个是专业性的：浇版、印刷。这样如果一处发生问题，另一处仍可继续生产”。位于公共租界热闹地段的新闸路638弄23号，随即被选为综合印刷厂厂址，挂牌“文明印务局”。

除文明印刷所外，另一个专业印刷所——中兴印刷所，也设在新闸路上，虽一西一东，但为安全起见，很长一段时间都互不往来。两厂的总负责人均为倪忧天，毛齐华是具体经办与联系人，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文明印刷所的设备由原青云桥印刷所搬迁而来，主要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进步书籍，所有印件均交毛齐华专程护送给党的秘密发行机关负责人毛泽民。

据毛齐华回忆，两家印刷厂共20多名工人，“骨干力量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数为中共领导人员的子弟，政治素质较好，组织纪律性也比较强。”虽然劳动条件很差（如工房小、机器大，工人操作时几无立身之地，需在机器底下钻来钻去，十分危险），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一个个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毫无怨言。为保守机密，工人们平时很少与亲友往来，没有加班任务时，就主动聚在一起学习。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军阀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对印刷所管制更加严酷，文明印刷所几遇险情，所幸皆逢凶化吉。1927年年初，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特调倪忧天赴汉口筹办，上海地下印刷工作从此交由毛泽民、彭礼和负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印刷机构屡遭破坏，厂址也数次迁移，甚至转到了吴淞口外的长江民船上，但在印刷工人们的努力坚持与顽强奋战下，党的地下印刷工作始终未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