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件开心的事 | 宗城|张爱玲|萨满|蒙古包|鄂温克|鄂温克族

《雾中风景》电影截图

我记得在沈阳北站换乘的夜晚。那天我要去海拉尔，从高铁换绿皮火车。半个小时换乘时间，中间扫了七八次健康码，山路十八弯一般通过检查，还要填一个行程登记，进到火车站二楼，空荡荡，黑飕飕，只有去海拉尔的检票口排了长队。那里有手上留下烧伤痕迹的女人、穿绿色大衣的黝黑男人、扛着大袋的工人，也有年轻女人和长得像梁龙、范伟的人。去海拉尔的火车空间狭长，床铺下没有放行李箱的地儿，睡在上铺，只能靠别人帮你递行李箱，托到上铺边的储物柜。我睡在上面，脚蜷缩着，身体好像《悬崖》里躲避高科长一行人搜查的顾秋妍，耳边旮旯旮旯东北声音，想起双雪涛、班宇、郑执写的东北小说，也想起王建国、李雪琴写的段子。长长的黑夜通往东北以北的林场。一个我从未去过又感到熟悉的世界。那一天，我在那里不认识一个人，却感到再次被抛到未知之地的喜悦。我把自己的所有设想放下，等待在路上一切未知的冲击。

秋天，鄂温克朋友D的母亲格格带我们去草原。格格是一位热情好客的女主人，她感慨自己老了，但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生命力。她可以连续两天驾车来回六个小时都精神抖擞，看抖音，教授鄂温克语，热衷于接受新事物，还动起了讲神话故事的念头。

我们那天从巴彦托海镇出发，向鄂温克草原的深处行驶，一路上我们仿佛来到了塞上江南，附近有个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车开到半道，经过萨满天葬的地点，鄂温克人会把糖果或牛奶糖投掷出去，作为对萨满虔诚的纪念。萨满选择天葬，并不留下墓碑，但鄂温克人能够准确记住萨满葬在哪里。在他们看来，萨满是鄂温克族里能够与神灵感应的人，萨满并不是等级名称，不是说一个人成为萨满就是鄂温克族里最优越的人，萨满是族人对于通灵之人、聪慧之人的尊称。我乘车在鄂温克草原深处，格格期间几次停车，都是在萨满的葬身之处，或者鄂温克族眼中的圣地。

一路向西，到达目的地。那是格格亲戚居住的蒙古包，在辉道嘎查、木毛当、乌兰保力格嘎查之间。那地方原来叫九间房，因为当地人最初在这里建了九间房子。我们到那儿时，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憨厚大叔，他养了一条金毛大狗，名叫可可，这是他家姑娘起的名字。有趣的是，我的名字叫宗城，而这位大叔名叫希德日胡，在蒙语里有忠诚的意思。

我走下车来，向草原张望，远处是天际线上朵朵棉花般的羊群，近处是草垛子、蒙古包、金毛大狗。草原上的狗讲礼数，不进蒙古包，只是在门口守着。除非狗受了重伤主人把它抱进来，否则它不进去。

希德日胡住在改良版的蒙古包里，这种蒙古包中间立着一根铁柱，四面用铁条固定，披上外面白色里面红色的布料，相当于把原来的木架改成铁架，即便在强风之中也不会被轻易吹倒。在他的蒙古包里有Wifi，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很适合躺一下午。铁篮子里装着牛粪，箱子里有草原民族常见的毯子和帽子，挂着一幅装饰画。

蒙古包里没有水龙头，大家用清水洗手，清水是从附近的井里打的。希德日胡家属于鄂温克草原里的标准人家，他家除了蒙古包，还有装修好的现代化平房，电视、空调、热炕头一应俱全，墙上挂着弓箭。现在他们已经不用弓箭打猎，鄂温克人在20世纪时就已经用上了猎枪了，而射箭在如今主要用于比赛，属于那达慕项目，它同时也被视作一种民族文化符号。

我们抵达的那天，蒙古包里还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都是格格的朋友。那两位女性一位名叫乌云娜，巴尔虎蒙古族人，她的名字寓意智慧。一位名叫图雅，鄂温克族人，图雅译成汉语是曙光、霞光的意思。至于那个男人，他名叫那仁巴图，在蒙语里寓意强劲的太阳。我管他叫大叔，他的体态结实，宛如武侠小说里的一方枭雄，在朋友那儿绰号南霸天。据说他曾经有一个爱人在香港，为了见到爱人，他独自坐火车去香港。在香港他认识了一个铁岭人，赵本山老乡，就任她做了干姐姐。

我在去海拉尔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满洲里人、一个黑龙江人。满洲里人说现在进不了他的故乡了，那里三年来有九轮疫情，一例病例出现，城市就进去管控状态。很多外乡来满洲里的都离开了，这座胡波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描绘的希望之地，现在是失落之地。大哥是从广州北上，估计是在广州打工，对床就是他媳妇。黑龙江人现在住辽宁，做小本生意，他的儿子在海拉尔。他们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记者，因为说自己是记者，做报道的，别人就容易对你敞开心扉。一个人对熟人说着谎，对陌生人推心置腹。大哥推荐我一定要去恩和看看，说那里很美，有一个俄罗斯民族乡。我说在中俄边境，信号会不会说我去了俄罗斯，心里有些忐忑，这不就成了出入境人员。我想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俄罗斯，可能就这么交待了。

保罗·索鲁喜欢坐绿皮火车，他在1980年代坐绿皮游历中国。那时候，飞机和高铁还没有融入寻常百姓家，知识精英和有钱人经常坐绿皮火车。索鲁在车上听见读书人谈论起自由的新风，也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金钱、阶级和实用性的敏感。如今，绿皮火车成了彻彻底底寻常人的出行工具，尤其是对于去边境之地，没有高铁直达的地方，异乡人重返故乡是超过24小时的路途。

这可能是我去远方更喜欢火车，而不是飞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害怕空难。我打小有这个情结。另一方面是，在火车你能交朋友，在飞机很难。飞机很快就到了，但所见只是风景。火车很长，是一个生活的例外状态，当你意识到你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你有理由让自己慢下来，就是你和另一个人，可以聊天的时候。今天的节奏很快，快有时候意味着一无所有。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喜悦。那时投稿给一个新媒体平台，第二天就发了，没有稿费，因为是二条，浏览也只有几百，但我却很高兴。

我对于文学和写作的热爱来源于虚构，虚构是人类为超越凡俗肉身创造的通灵行为，是祭祀、魔法、巫术、宗教、信仰等形式的文本投射。学生时代，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读小说，就好像每一个爱做梦的人都会有一个和文学接触的时刻。这不代表我要美化文学，只不过在当时，在一个三线城市出生的青年心中，文学就是我想象世界的一面镜子，即便我上了大学，参加各种考试，我内心最喜欢的还是阅读和写作。

于是我决定写作，从最开始每天写1000字，到每天坚持写3000字，期间写过音乐评论、足球评论，也写过石沉大海的小说、诗歌，投稿大多没有回音，编辑说一句暂不采用都是幸运，能在公众号发一篇推文，有几百块钱稿费，就能开心睡个好觉。

大一下学期，我开始给北京的706青年空间写推文。706是一家举办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它位于号称“宇宙中心”的五道口，氛围犹如线下版的人人网、豆瓣，是中国较为活跃的青年思想阵地，在小城市，这种空间几乎绝迹，我是在北京才第一次接触它，那里的同龄人反思传统工作，探寻不一样的生活可能性，公务员、青年教师、田野调查者、民谣歌手、自由职业者等平等地在其中讨论公共议题。

706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它有很多现实问题，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它打开了生活的一扇窗，照见人生路上的不同选择。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真的热爱什么，而习惯了被安排的人生，但或许，不存在唯一值得过的人生，遵循内心所爱，走你渴望的那条路，结果未必是好，但至少，那是你自己真正走过的路。

在北京五道口706青年空间，曾经有一只猫叫卡门。卡门本不叫“卡门”，卡住的门多了，也便得名“卡门”。

作为706的常驻生物，它可能是整个五道口看得最远的猫。隔着透明的玻璃朝下看，五道口的繁华众生，尽收它的眼底。马路上青年匆匆，卡门懒打一声哈欠，又缩回小剧场。每天，它都要睡个回笼觉。

卡门睡无定所。图书馆、小剧场、咖啡厅、阳台，甚至楼道，都曾留下它憨态可掬的睡相。它可以以书为枕，也可以四脚朝天；它可以卷成一个毛茸茸的甜甜圈，也可以像贵妇般怩娇。大二五一假期的时候，我在706的小剧场打地铺，约莫到了七点，睁开双眼，卡门就靠在一旁的沙发上。它双眼洞亮，却又一脸无神，你用指尖揉揉它，它也全无反应，这令我想起我起床后的“空白期”，兴许猫也有“空白期”。

在706，卡门生来一副让人怒不起来的模样，软绵绵的身子、滑溜溜的绒毛、圆碌碌的眼睛，双腿一趴，倚在沙发上，睡了一个下午，第二天清晨，又见它睡在沙发上，随后打几个滚，伸一伸懒腰，又将自己的毛上上下下舔舐打理，才喵呜一声，抖擞身子。

卡门给了706的朋友们很多欢乐，但对706的管理者来说，卡门的屎屁尿是一件麻烦事。它不够自觉，有时就在你眼皮底下拉耙耙，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无奈的是，他们埋头工作着，突然会闻到一坨屎的味道，推开门才知，又是卡门惹的祸。

卡门陪伴706走过了六年时光，我最后一次见它是在2018年的夏天，我以为那只是一次平常的告别，没有久留，两周后，我得知了卡门离去的消息。

706还可以再养别的猫，但卡门是不会有了，永远也不会。时间就是如此，总是不断的告别，就像作家刘以鬯在《迷楼》里的感慨：“幸亏时光不会倒流，否则万物一定会朝旧岁月里疾步奔跑。”

我最后一次见到完整的706青年空间是在2018年6月27日，那天我凌晨四点才睡，恰逢阿根廷与尼日利亚的生死战。我是一位梅西球迷，梅西获得世界杯是我那一年最大的心愿，但天意弄人，阿根廷小组赛前两场，第一场1:1冰岛，梅西踢丢点球，第二场0:3克罗地亚，梅西碌碌无为。惨败克罗地亚那场，我两眼一黑，一度以为全完了，阿根廷的小组赛出线完了，梅西的世界杯梦想完了，他的国家队生涯完了。我郁闷了一整天，没想到原本被视作小组最弱队的尼日利亚却在第二轮赢了冰岛，使阿根廷重获希望。第三轮开始前，那一组的出线形势扑朔迷离，除了两战全胜、确定出线的克罗地亚，阿根廷、冰岛、尼日利亚，三支球队争夺最后一个出线名额。阿根廷的局势最凶险，必须取胜尼日利亚，还要指望冰岛不胜克罗地亚。第三轮比赛时间就在6月27日凌晨2点，我在706的花生食堂强撑着睡眼，2点钟的时候，花生食堂剩下四人，都是看球的，四人里，阿根廷球迷有仨，剩一个杨树看戏，他提醒我们别跺脚，怕楼下举报。那场球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比赛之一，80分钟前的一切都朝着阿根廷失败的方向走去，梅西已没有体力，尼日利亚反击精确，桑保利像个被诓骗的孩子急得走来走去，看台上的马拉多纳跟嗑药了一样。

然而，第八十六分钟，奇迹出现了。

左后卫罗霍插入禁区，他的进球让阿根廷2:1再次领先。就在同一时间，克罗地亚同样领先了冰岛，原本濒临绝境的阿根廷，瞬间起死回生，整个球场沸腾了，我和朋友也沸腾了，欢呼声一下子淹没了花生食堂，有人反复念叨：“上帝拯救了阿根廷，上帝拯救了阿根廷！”球场上，激动的梅西骑在了罗霍的身上，罗霍背着他狂奔庆祝，那个画面成为了那一天的经典瞬间。此前两周，梅西都垂丧着脸、心事重重，但那一刻，他像一个孩子一样露出笑容。虽然，后来阿根廷还是被当届世界杯冠军法国淘汰了，但那天的开心是真的，转眼间又是一年世界杯，梅西还在为梦想而努力，706本部已经不在了。

在北京，我去过几次皮村。冬天，去皮村最切肤的记忆是冷，渗入骨髓的冷。出发前，朋友提醒多穿衣服，带上暖宝宝，我以为至多比五道口冷几度，去到皮村，站在新工人剧场门口边，我才知道有多冷，就像从华北平原抵达了东北的大雪天，你站着，不跺脚，脚掌就像冰封住一样，如果用刀割下来，兴许就是一块块僵住的冻肉。

剧场内没有暖气，劳动者都是顶着严寒上台的，台下是工友和城里来的学者、大学生，旁边几个大袋子，装着厚厚的羽绒服，一位戴棉帽的面善的小哥说:“这里有衣服，别冻坏了！”这些大衣都是为观众准备的，看完还回去就好。中途，我见到一位许久认识但不曾谋面的朋友，他以前在皮村住，我问:“你们这住的地方供暖吗？”他说:“前几年没有供暖，今年有了。”我想到那一个个北方大雪纷飞的苦寒夜晚，当三里屯的人们开心地庆祝雪花的落下，仅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却可能是工人们裹衣加被仍驱不散的寒气。

夜晚，我们就是在这样刻骨的寒冷中看完了《劳动交流市场》，这是一部改编自劳动者真实经历的非虚构戏剧，主创们在简陋和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一部真情实感的作品，这里的愤怒是真实的，这里的团结也是真实的，它质朴、野性、抗争、不顺从，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即便和工业条件非常成熟的剧作比较，仍是一部毫不逊色、令人动容的作品。

剧作结束后，村里的阿姨热心地端出一大盆汤圆，组织青年们一碗碗分发给大家，天气是寒冷的，但每个人手上是温热的食物，我想起跨年时706青年空间本部唱起《国际歌》的夜晚，来自不同群体的青年，在一个他们可能根本不认识的歌手的鼓舞下，在新十年的开始自由地唱起《国际歌》，歌词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上海思南路，我曾经遇到一位上海太太，她姓陆，我管她叫陆阿姨。我们在一家饭馆见面，等老伴的时候，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点了和我一样的混沌和葱油拌面。她说，我是上海本地人，侬晓得伐，1936年，我出生在上海。我说，那您岂不是见过张爱玲。她说，张爱玲跟我先生是老乡，我先生也出生在上海，我和他小时候是邻居。住大世界，大世界你去过不？但后来抗日战争，我们搬到了长乐路。

他先生原籍浙江舟山人，舟山一脉，来上海是很多的，但或许是她记混了，张爱玲祖籍似乎在河北，倒是王家卫出生上海，祖籍舟山。她先生的一生很传奇，即便世道变更，眉毛花白，仍能一眼看出军人的风采。这位先生1931年生人，今年89岁，三十年代，鲁迅还在上海，共产党还在搞革命。他们童年时认识，青梅竹马，大学，陆阿姨去了兰州，后去大连做石油建设，陆先生去参了军，他曾是一名共和国的海军士兵，退役后回到上海。现在两口子过着安详的生活，儿孙辈都在上海土生土长，其中一个孙子交大毕业，去了华盛顿，女友是复旦大学毕业，总之三代人下来，已经是上海典型的知识家庭了。

如今，他们坐在我面前，一个慈祥慷慨，一个眉骨英朗。陆阿姨云淡风轻地说，自己一家遭遇过日军轰炸，经历过建国，参与了上山下乡，也从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走到现在。而窗外已经时移物换，昔日革命的据点如今已是远东大都市最繁华的景观，人潮来来往往，时代告别革命，那天傍晚，我送别陆阿姨和先生，老先生推着轮椅，在夕阳下慢慢远去。

今年春天，我出了人生第一本书。当我拿到了新书环衬页，准备写寄语时，那一刻我深刻意识到，我妈让我好好练字是非常有道理的。

10.

大一开学前，父母随我赴津，我们提前三天在学校南门外下榻。那几天雾雨迷蒙、灰气沉沉，偶有阳光也畏畏缩缩。我和母亲约定好一周至少一次电话，到后来，我断了好几周，总是母亲打过来，我说自己忙。

每一次打电话，母亲都会絮絮叨叨，与之相比，我的话不过寥寥。我问母亲的话很陈旧——最近怎么样了？睡得好不好?老家还很热吗?家里的热水器换了么……还有，煮完饭记得关气，别看电视打电话给忘了……这么多年，母亲的性格从来没变，就和我与她的通话，也总是一样的内容。

在北方，我总是被一些重复的情绪缠绕，周而复始。我对家情感复杂，离别的时候，我会不舍，可在外地通电话，又总是自己先挂。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家里就只剩母亲和父亲了，甚至有时父亲也会离开，他有段时间去云南打工。这样的话，母亲就成了所谓的空巢老人。

年纪大了以后，她受到伤病的困扰。就在上个学期，当我还躺在宿舍床上打字时，哥哥发来一条微信，说母亲摔伤了，要我打个电话关心下她。母亲说不严重，但后来我才知道，她为此看了两次医生，可两个月后也没好利索，她说是因为年纪大了，受伤处永远也不能痊愈如初。

寒假，我回到家乡，夜色里，影剧院对面的公共厕所还是那么简陋，在我家的小区，顺着窄窄的小道，旧屋楼下的灯泡孤零零地在黑夜中闪烁。回到家后，电视上放着父亲母亲爱看的电视剧，他俩对着剧里的少男少女，互相笑谈。此时，母亲用的手机，还是一台小灵通。

有一天，母亲拿着她的小灵通，眯着小眼，问我：“这个手机怎么发短信来着？”我笑她怎么还没学会，就一板一眼得示范给她看。试了很多很多遍。好一阵后，她笑着拿起手机，给我看她写好的短信，屏幕上亮着几个大字

——宗城，我们都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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