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奉陵军节度使刘祜墓志铭考

辽奉陵军节度使刘祜墓志铭考 作者：邵国田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年第1期 敖汉旗辽墓壁画专辑 第39～43页

1995 年发现于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 2号基的刘枯墓志铭,保存较为完整,缺字也很少,字数又较多,撰写者杨口字写得遒劲有力,文章写得流畅易懂。但志文记述的内容比较简单,涉及的大事件并不多,较多地记载了刘氏的世系,刘祜兄弟、夫人、子女的事迹及本人的生平。这些内容对研究祖籍在幽燕一带被契丹掠来,又“以部曲归本朝”并历代为官的汉人来说,具有典型意义。志中涉及到人物共 28 人,这些人物多不见《辽史)等史籍,除遵化刘氏外,还涉及到降辽的其他几支汉姓望族。因此,此志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就有关问题考略如下,并求教于方家。

刘祜墓志铭拓本

刘祜墓志铭拓本局部

一、关于降辽的遵化刘姓家世
按志文推算,降辽的遵化刘氏至刘祜这一辈已是五代人了。其高祖刘奉殷,降辽前曾在唐朝作官,志载“先仕唐”,应为晚唐了。降辽后沦为“部曲”的身份,但志说皇帝下诏“赐田宅若干,累官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这句话说明,尽管刘奉殷为“部曲”。即奴隶的身份,但降辽后一定有战功,所以才受到朝廷的赏赐,并最后拜官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这一职。查《辽史》早期加封此官的只有两人,即太祖“加王郁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另一是太宗元年加封张砺为此职,更说明有大功者方能拜此官。也是因刘氏有功,“遂隶安德县,籍家于金原”,将这刘姓安排到当时尚未称金原县的金甸子,由此也脱离了“部曲”的身份。何时“籍家于金原”,志无明指。《辽史》载:统和十三年(995)“夏四月丙戌诏诸道民应历以来协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也许就是这次的统一安排,刘氏一家才来到安德县金甸子的。
查(辽史》及新旧唐书、五代史等史籍,早期降辽的幽燕一带的文官武将均未见有刘奉殷其人,可能其官阶并不高。《辽史·太祖纪》中记史文进的部将有叫刘殷的被辽廷任命为新州刺史,此人是否就是刘奉殷,写《辽史》者将“奉”字疏漏掉也未可知。《辽全文》收录一合(□奉殷墓志),其死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其家为“魏府大村固人”,他本人是被“嗣圣皇帝”即太宗“打虏入国”@后,任郎补充左教练使等职,从祖籍及任职上看,与刘奉殷也有较大的差距。

刘奉殷何时降辽,也只能大体推算。至刘祜是第五代人,刘祜的寿命又较长,其上还有三个长兄,他生于太平五年(1025)。这一代距刘奉殷中间为三代人,志说这三代人有早世者。如果将这三代人按 20—30 岁计算,至少有 80 年左右,加上刘祜这一代的 80 余年和刘奉殷降辽后应有 20 年左右,那就推算出,奉殷降辽应在寿昌五年之前 170 余年的事,即太祖或太宗时期。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前后曾几次大举进攻幽燕,掠来大批汉人和文武官员,成为他的奴隶。刘奉殷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归附契丹的。志说他先仕唐,这也为他在辽早期降辽又一可参考的依据,即在后唐时,他便降辽。

刘祜的曾祖父为青州节度使,青州不在辽境在山东,属于遥授的虚衔。祖父延宁和父匡善均为大内之官,即东头供奉官和内寄班祗侯,尽管官价都不甚太高,但位置很重要,或因“皆早世”而未有大的发展。“内寄班祗侯”属大内中北面著帐官三班院之一班,即左班、右班和寄班统称为三班,一般只有契丹人才能充此宫卫之官。在兴宗重熙十年二月甲申“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柢侯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祗侯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这里所说的南北二王府的侍卫柢侯郎君其职能当与三班院同,刘匡善任此职当在重熙十年之先。

二、关于墓主人刘祜
据志载,墓主人刘祜死于寿昌五年(1099),享年七十四岁。由此推算,他当生于太平五年(1025)。志说“既壮”即到了成年时,才当上诸道商权官,后升为内府杂支使,继为督权盐院,在其死的头一年,才从知营州军州事授为奉陵军节度使。从商权官到节度使,这当中还应有调任,但志未能一一细说,只用一句“更践凡十数任”代过。志所举的前三个官阶均与理财有关,在任诸道商权官时,便“连奏审为第一”,“最”即为积累之意,说他积累财富最多,因此累功迁升内府杂支使仅一年,便“积羡帛三万五千”,“后再督权盐院,聚帛镪五十余万”。这里的“羡帛”、“帛镪”应为白银或其它形式如铜钱等货币的别称。这些足以说明刘祜理财有方。

他不仅理财有方,治家亦有方。在他两个长兄征西夏时,他留家事母,便“力农蓄谷”,是金原县一带的甲富。这里有他放贷盘剥农民的因素在其中,丰年蓄谷欠年放粮,到了秋熟时,农民们便“皆感惠,相率趋纳”,他家的粮仓之大“若官廪然”。由此,也可以看出辽境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封建化的成熟。另一条相关内容的记载便是他任奉陵军节度使时,采取“削过籍之赋,弛不急之役”的举措来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在怀州执政不到一年便深得民心,这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官方的赋役之重。由于阶级剥削和官府压迫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这正如志中所说的那样:“曾有盗数十骑过其邑(即金原县城),以剽人财物,公与诸兄力遂斩数级以还,自是,阎里无复寇扰”,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至辽晚期已达到盗贼蜂起的程度。志文的这些记载,对研究辽朝的封建制度的演变过程和辽晚期社会的动荡局势是有用的材料。

基志除记述刘祜治家理财有方外,还多处对其加以赞扬,说其在任奉陵节度使时“以礼遇僚属,以信约胥吏,以法折狱蔽”。他为人“性笃友悌”,作官亦“沉厚有谋勇,于度事必豫决其可否,而卒合若符契”。在辽朝从辉煌开始走向腐朽时,有这样一位讲究礼、信,并按国家的规章制度办事,以法来解决狱之冤情和贪脏枉法之蔽端的清政廉洁的好官,自然是辽王朝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故他自得病时便惊动了皇帝,诏其长子刘公箸前往探视。这虽多为溢美之词,但也应是当时为官所提倡的。

三、关于刘祜兄长及子女
志文用了较多的文字来记述刘祜的三个兄长。首先载:“重熙中,伯兄柬、季兄祁从兴庙征夏。”这是本志文所涉及唯一一件与战争有关的大事。关于重熙年间的辽夏之战,《辽史》记载较详,是辽、宋、夏之间所进行的时间长,规模大的战事之一。记载这次战争的墓志在辽宁省已出土两合,一合出土于建平县五十家子村的秦德昌墓志,一合出土于法库前山的箫袍鲁墓志”。李宁峰同志对两合基志所涉及的辽夏之战作了详细的考证,此不复述。加上刘祜墓志已有三合墓志记述这次战争,足见此次战争的影响。秦德昌是作为兴宗派遣出使西夏代表皇帝问罪于李元臭的特使;箫袍鲁是征夏军队的将领;刘氏兄弟则是征夏年轻的将士。三志从三个侧面的不同人物记载了这次战争,是对《辽史)关于这次战争的补充,尤其前两志记载较详。由
于刘氏兄弟当时还是官阶不高的军官,故适较略。

兴宗亲征西夏先后两次(即重熙十三年和十七年),刘柬刘祁是否都参加了还是只参加其中的一次,我们从志文“重熙中”分析,当在重熙十三年的皇帝亲征,刘氏二兄弟就“从兴庙征夏了”。但不是战争一结束他们就回来,否则就不会有如志文所说的:“比二兄还,财富甲于乡邑”了。刘祐再治家有方,“力农蓄谷”,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聚敛甲于乡邑的财富。经过第一次亲征,辽廷也深知夏国不是一次征讨就彻底降服的,采取了针对夏国的防御措施,改云州为西京。此时的刘氏兄弟可能仍是守边的军中将土,继之参加了由兴宗第二次亲伐夏战争,长期的军旅生涯也练就了他们的一身武艺,志说刘柬“魁伟善骑射,材力过人”还军后,任安州团练使,知惠州军事军等官阶并不高的武官。在刘祜死前他已经死了,故加一“故”字。

从志文看,刘祁要比刘柬职位高一些,任了奉陵军节度使一级的官职。怀州是辽太宗和穆宗陵寝之奉陵邑,派刘祁去当节度使,说明皇帝对其的信任。志说其“廉果有时誉”,故得皇帝的重用。志在节度使前加一“故”字,当死在刘祜之先,这便有可能死于寿昌四年之前一年,而刘祜是刘祁的继任者。季兄应该是排行老四,但实际上是刘祜的三哥,可能是撰写者的笔误。

三兄弟中,“治缵居最”的是仲兄刘裕。志文所反映的在重熙战争中,他即没有随兴宗征夏也未在家事母,当在大内供职。说他“贞壮严密,治内府殆三十年,无毫忽私吝,虽当世权戚亦敬惮之”。这里没有说他在内府当什么官,但时间即达三十年之久,推算在圣宗时即在大内供职。当朝的权贵和国戚都怕他,不仅反映出他大公无私,自然官职也不小。也许就是因为他秉公办事,又不怕得罪权贵们,他的后半生一直作了地方官,出任兴中府尹及宜、建、川、懿四个州的节度使。我们在调查墓地时,采集到一块带“府”字残石刻碑文,可能是记述刘裕任兴中府尹的事迹
碑或与墓志有关。刘祜死时,他尚健在,此时,他应该快 80 岁了。

刘祜共生七子三女。至他死时,除两个幼小的儿子外,其余的五个儿子均在宫中供职。长子刘公箸作了较为显赫的枢密院的主事,起居郎。他们以后又发展得如何,从《辽史》及其它碑刻资料中找不到线索。志文说，刘公箸与志文的撰写者杨□关系很密切,“有故旧”,杨又是当时的少府少监充史馆的修撰,他不仅对刘祜一家十分了解,而且对史料也应掌握全面,因此志文所记应该是准确的。杨某因其名字脱,很难与史书查核。辽朝汉族杨姓作大官者有杨佶,杨遵勖等人,且杨佶还写了不少的墓志铭,而刘祜墓志撰写者名字的残存之笔不会是佶字,两者官职也不符,或许是几支杨姓大族的本家。

四、与刘氏有婚姻关系
的几支汉姓志中记载与刘家有联姻关系的有耿、马、王、韩四支汉姓,涉及的人物十余个,现依次考释如下：
刘祜先娶的耿氏,是耿绍忠的孙女。耿绍忠在(辽史·本纪》中提及,在《耿延毅墓志铭》和《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中也有记叙。朱子方先生和郝维彬在考证两方墓志时,对耿绍忠其人均作了详尽考究,此不再赘述。淑仪墓志与刘祜墓志在对耿绍忠加封的爵号上有异,前一志是检校太尉,后一志是守太师,由检校太尉变为守太师,当为后来又加封。依据淑仪墓志,淑仪是耿绍忠的女儿,也自然是刘祜第一个夫人耿氏的亲姑姑。

刘祜的母亲马氏与第三个夫人马氏是姑与侄女关系,志中说“犹女”即侄女。这里提到其母的父亲即刘祜之外公马廷美为彰武军节度使,其母兄即刘祜之舅马至柔为枢密付使,那么刘祜的第三夫人马氏与刘祜是表兄妹结亲,这个马氏有可能便是马至柔所生。在圣宗开泰二年(1021)所封六仪之首的马丽仪当与刘祜之母马氏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推测,刘祜之母马氏与马丽仪亦当是马廷美所生的同胞姐妹,刘祜妻马氏亦即是马丽仪的亲侄女。有了这层关系,刘祜之母死后追封为扶风郡夫人,刘祜之妻也封为扶风郡夫人这样的尊号也就顺理成章了。

她们被同封为扶风郡夫人,可知这支马姓汉人便是扶风马氏。据天庆二年(1112)的《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铭》记:“马君讳直温,字子中,扶风马氏”,可以确定马直温是马廷美的本家,并应是其后代。他的二女儿“日崇政女,许适静江军节度使刘祜太师孙行春奴”。@这里又出现一个刘祜,与本志的刘祜是否同一人,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说明。如为同一人,在时间上推算基本相符，刘、马两家又世代联姻,如再从辈份排列,马直温当为马至柔的孙子辈,其女方与刘祜之孙是同代人。但两志所记的刘祜的职位与封号有差别,张馆墓志所载的刘祜祐为静江军节度使加太师之封,两志所记是同一人,那便是刘祜死后又追封为太师。刘祜志中未提及的职务,“凡十数任”中即有可能有“静江军节度使。”

刘祜的第二夫人王氏即天平军节度使王守拙之女,王守拙在《王邻墓志铭)”中找到线索,王邻的儿侄辈列有十一人,中间一字均占“守”字,其中的老二为王守琢,同拙同音不同字,还有二人最后一字脱,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人。此志为统和二十四年(1006),从时间上,王邻之孙女辈嫁给刘祜也年龄相符。王氏被封为太原县君,王邻墓志也载“其先太即是太原王氏之后的王邻的子侄。所授予王原蹲琊国王之太子晋之后”,这便证明王守拙守拙天平军节度使,天平军不在辽境,应为逼授的虚衔。

刘祜的三个女儿中,长女嫁与秘书少监王中舆,已故,女亦早卒。次女嫁与前韶阳军节度付使韩绛。三女未嫁。王仲舆与韩绛无线可查,韩绛是否与韩氏大姓家族有关,韶跑军即长春州,是辽国重要州城,派其当节度付使,当是重要的职位,故有可能是辽韩氏望族的成员。
王仲舆也有可能是王守拙的后代。因为世代联婚是辽代婚姻特点之一。

五、关于金原县
志中涉及军州县十余个,前述青州和天平军不在辽境,其余的如怀、宜、川、建、安。惠、营、懿、长春等州均在辽境,其治所也多已考证明确。志文所记的金原县即在今敖汉旗四家子镇牛夕河辽代城址,西南距墓地约 5公里,位于大凌河支流——牛夕河之左岸的台地上,大部分为民居所占,但城垣局部还能看清。

《辽史·地理志》载:“中京道,金源县,本唐青山县镜,开泰二年析京民置。””《辽史·本纪》载:开泰二年二月“诏以……金甸子为金原县。”(纪》与《志》“原”字不一,志文之金原与《纪》同,当以《纪》、志为准。《金史》沿袭(辽史》为源:“北京路大定府:金源,唐青山县,辽开泰二年至,以地有金甸为名,有骆驼山”。但指出金原因为有金甸子而得名,并有骆驼山。

金甸子当指的是今牛夕河川,这里是努鲁儿虎山的中段,山势险峻并盛产黄金,在清代尚有中原的掏金者来此掏金。现今称为半山的即志中的金橇山,此山望去恰黄色金橡,其名亦当与金甸子有关。
金甸子为何在开泰二年(1021)升为县又直属辽中京,并析京民来到这里。这当与刘枯一家的权势尤其刘祜两个夫人的亲姑姑封为六仪之首有一定的联系。马丽仪、耿淑仪正月被封,二月便升金甸子为县。当然,这次升为县除金原外还有松山等七县,不会皆因封六仪才升为县的,但金原为县似与封仪有关,至少是因素之一。当然,金原县的辖境也不会太大,往东 10 余公里即是武安州的黄柏岭,往西也不太远即是惠州境,据传在牛夕河曾出土“金原县界”石碑一块,当为界碑。在(辽海丛书·塔子沟记略)一书中,录有《达鲁花赤也先平治道途碑》一通,记有“青峦岭”即现今敖汉旗与朝阳分界的大青山,碑载岭之北即金原县境。

以上是对刘祜墓志铭的初步考释。刘祜墓志的出土,使我们了解了不见经传的遵化刘氏降辽后的发展变化。尽管不如降辽后望族大姓的如韩氏、赵氏、王氏等那样显赫,是属于跻身于辽上层统治集团二、三流势力,但与地位差不多的如钜鹿耿氏、扶风马氏、太原王氏等有若干的关系,并以联姻作为政治钮带,结成了辽国汉官的第二集团,并与以韩氏为首的第一政治集团有若干联系,求得他们的荫护,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无论第一集团还是第二集团,对辽国经济繁荣和政治巩固都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因此,刘祜墓志不仅补证《辽史),对揭示辽代中晚期汉官集团内部联系和他们的祖先降辽后的发展轨迹,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志文。

注释
①、③、⑩、①《辽史》。
②、⑧,⑨《辽全文》。
④田立坤等:《辽秦德昌墓志考》,《辽海文物学刊),1995 年第 2 期。
⑤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萧袍鲁墓》,(考古),1983年第 7 期。
⑥李宇峰:《从出土墓志略说辽朝中期与高丽、西夏之外交》,《辽海文物学刊》, 1993 年第 1 期。
⑦分别见朱子方:《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沈阳师范学报》, 1978 年第 3 期;《对(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的一点补充》,《沈阳师范学报》,1979 年第1—2 期;郝维彬:《辽“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