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行书创作,是综合运用作者已经掌握的技法、技能、学养和见识进行独立的、富有个性的运思和笔墨表现的艺术劳动,它不同于集字式的创作,因为,集字创作毕竟有法帖的依傍,作者进行的是加工、整理工作,所完成的作品,在面貌上以酷似所集字帖的风格为最高准则、而行书创作强调独立性、个性化,提倡直抒胸臆,并以完成具有自家风貌的作品为鹄的,下面列举名家行书创作的例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黄庭坚
在历史上,有父子齐名的书法家,也有师生齐名的书法家。前者如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欧阳通,米芾、米友仁;后者如张旭、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这齐名的理由并非书风相似,亦步亦趋,恰恰相反,而是子(生)承父(师)艺,独辟蹊径。
黄庭坚便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师从苏东坡,学习的不是苏东坡书法的形,而是苏东坡的书法精神和书法观念。他极力赞同苏东坡的“尚意”主张,提倡创新,努力“变法”,他钻研《瘗鹤铭》,大胆地把《瘗鹤铭》中"放射"的结构特征加以吸纳,形成了中官收敛,四周极度开张的造型特色,与苏东坡结字形状偏扁的风格拉开了距离。
王铎
王铎学古但不泥古,他“一日临书,一日应请索”,把临摹和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后人创造了学习书法的新模式。在书法学习中,有这样一种情况的确存在,就是临摹归临摹,创作归创作,临摹和创作是两张难以黏合在一起的“”皮。
我们以为,临摹着力培养书家高度的控笔能力和造型能力,创作借书法这个载体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在临摹和创作交叉进行的过程中,通过临摹,不断地体会古典的情调和精神,使自己逐步地悟到书法的妙理。通过创作,可以尽情地表达书家的不同想法,包括对所学字帖的取舍、生活的感受、人生的体验和对于灵感的捕捉。临摹的目的是创作,创作的前提是临摹。王铎把临摹和创作结合起来,交叉进行的方法,无疑值得我们效仿。
何绍基
何绍基在行书艺术上的成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他对已临摹过的字帖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糅合。他曾在颜真卿的《争坐位帖》上下过很深的功夫,然后又悉心学习篆隶,化解篆隶。他取颜书的宽博、内紧外松和正面示人,取篆书的生拙、圆劲,隶书的压低重心、舒展撇捺,从而将篆隶与颜体行书进行有机的嫁接,成就了让人一看便可辨别的“何体”。
第二个因素是,他精研历代执笔方法,在“拨镫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回腕法”。“回腕法”原本有违于人手的生理构造,每次书写都会大汗淋漓。但何绍基却表现出异常的坚定,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他的别具风格的书风的形成,不能不说和他特有的执笔法分不开。第三个因素是,他选用长锋羊毫。长锋羊毫吸墨多,一笔下去能书写多字。所以,饱蘸浓墨的首字必定是涨墨,而在笔干墨尽时的书写效果又是枯笔连连,飞白不断。这样,通篇在墨色上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书法的发展和演变,器具的作用不可低估。
康有为
作为政治家,康有为力主改革。因而,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的书法观和书法创作实践。他身处清末,那时,馆阁体书法盛行,书坛靡弱,帖学一系被异化到令人担忧的地步。此时,也正是大量的文物古迹被发掘的时期。如何重视古代非帖学系统的遗产,以碑的粗犷、雄强、气势来拯救书坛的一蹶不振就成为有远见书法家的明智选择。
康有为自然成为书法家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尊碑贬帖,极力鼓吹碑的高明、碑的艺术价值,并以《广艺舟双楫》的理论著述在书坛引起轰动。不仅如此,他以自己成系统的理论主张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卓然成一家体系,开创出碑体行书的新境地。书法家的成就最终是以作品来说服人的,但潜藏在书法作品背后的却是书法家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理论往往表现为创作随笔,虽三言两语,却切中要旨。像康有为这样,书法理论有一定的规模和系统,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又紧密呼应,形成互动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不是太多。康有为先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书法创作需要学问,需要思考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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