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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先梳理雷曼教授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以及北美表演艺术作品而提出的“后戏剧剧场”概念，阐明这些作品何以最具有当代精神、最具有当代性，进而分析雷曼理论在两岸戏剧界的接受差异，借此观察两岸当代戏剧的不同文化路径。作者在缅怀之余，希望借由雷曼教授留下的思想遗产，讨论文化潮流传播与历史条件辩证关系的问题，再思雷曼理论之于我们当下的意义。

（2017年雷曼教授在南京大学主持戏剧工作坊，排练布莱希特《说是的人/说不的人》）

当初通过耿一伟老师收到追思文约稿的时候，我稍微迟疑了一下。稿约说明希望从各自与汉斯-蒂斯·雷曼教授（Hans-Thies Lehmann）的往来或工作经验说起，缅怀一代哲人。笔者与雷曼教授没有个人的接触，对他的所思所行多半是从其著述以及别人的文章中认识，后来决定动笔，纯属机缘巧合。今年7月16日，笔者在柏林文化宫参观柏林双年展，观展后在文化宫的墙上看见柏林艺术协会创建者的头像，偌大的墙面上尽是德国文化艺术界的精英，在戏剧一栏里，大部分是导演、演员等剧场艺术实践者，学者少之又少，雷曼教授列入其间，十分显眼。隔天，竟然从脸书（Facebook）上收到希腊戏剧学者、《批判舞台》（Critical Stages）主编萨瓦斯·帕撒利迪（Savas Patsalidis）教授传来的雷曼病逝的消息，震惊之余，不禁感到世事无常。几天后便收到纪念文稿邀约，心想雷曼教授在德国乃至欧洲当代表演艺术圈里是重量级的人物，在庄重告别之余，我更想利用这个机会，厘清、反思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的我们到底有何意义，于是接受了约稿。

言称“我们”，必然是问题重重的。雷曼成长于“二战”后的德国，他的文化养成以及戏剧美学与其所处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他对剧场艺术领域的贡献奠基于其所生活的战后欧洲，对于身处亚洲世界的我们有何意义？很难一碗水端平而论。亚洲之大，各地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肌理各异，难以一概而论，就算限定于华人世界，仅就两岸而言，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加剧，两岸的时空似乎慢慢被整合到一个同构的全球语境里，但事实上，自1949年乃至1895年以来历史遭遇的差异依旧存在，尚未清理。尽管同属华人世界，但各自的文化语境有了历史条件的分歧，要谈雷曼后戏剧剧场理论之于“我们”的意义，便会产生问题。就笔者的观察来说，两岸戏剧界对雷曼理论及其所宣扬之表演形态的接受，在时间、进程与程度上亦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说明了两岸自“冷战”以降各自走上的不同文化路径及其衍生之当代状况。

雷曼最为人所知的著作《后戏剧剧场》（Postdramatisches Theater）开宗明义，说他提出的后戏剧剧场理论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概念，而只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欧与北美出现的一组表演艺术作品，是将这些作品理念化的尝试。这些作品自然无法代表所有当代西方演出，但在雷曼看来，这些作品形式创新，引起了当代年轻人的共鸣，可以说是当代剧场艺术的典范。换言之，雷曼透过后戏剧剧场的理论探索，正是企图阐明这些作品的美学方法及其给予观众的经验感受何以最具有当代精神，足以作为当代表演艺术的典范，最具有当代性。不妨回顾大家较为熟悉的几个案例，比如她她波普（She She Pop）、大嘴突击队（Gob Squad）、强制娱乐（Forced Entertainment）以及里米尼记录（Rimini Protokoll）。从这几个案例来看，雷曼所谓“后戏剧剧场”大致上呈现出以下四种特质：（1）文本的消解──演出不再依循一个情节完整的虚构剧本；（2）多种媒体的互涉──舞台上展现当代生活被多重媒介穿透的事实；（3）演员不再表演角色，而是在舞台上呈现生活样貌，在当下此刻展开行动；（4）演员的当下此刻冲破了“第四堵墙”，与观众的当下此刻连通，戏剧脱离了再现（representation），而在当下此刻（here and now）介入生活的真实。以上是笔者观赏后戏剧剧场代表团体演出后的心得总结，难免有疏漏，但大致上捕捉到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质。这些特质呼应了雷曼所定义的后戏剧剧场，这些表演类型都颠覆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戏剧（Drama）的定义：重视剧情合理结构、模仿行动以及透过审美距离产生情感认同的古典戏剧。

在雷曼的论述里，西方戏剧自“二战”以来便开始经历危机，古典戏剧的形式再也无法表述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与问题，于是，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大都会开始涌现各种前卫表演形式。事实上，戏剧的危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经开始，雷曼师从的彼得·斯丛狄（Peter Szondi）在《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中便大谈这个危机，认为自易卜生以降的现代戏剧发展暴露了戏剧的危机，出现了史诗化的现象。雷曼批评斯丛狄“史诗化”一说过于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他忽视了斯丛狄的研究架构奠基于黑格尔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历史辩证法，而黑格尔继承的是德国自席勒以降的古典美学传统。简言之，雷曼从批评斯丛狄开始，发展了后戏剧剧场理论，要直指其核心，必须回到黑格尔，亦即黑格尔谈论的美学形式变迁与历史/哲学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雷曼自己也说明，其所谓“Drama”在西方的兴起并不是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而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古典主义与遵循透视法的镜框式舞台，这与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及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ivity）兴起的历史/哲学条件息息相关。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戏剧开始挑战“Drama”，衍生出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其美学形式之丕变，对应的是现代性与现代主体危机（crisis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subjectivity）的历史/哲学条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前卫表演艺术，在过往的历史书写里常常被贴上“第二波前卫戏剧”的标签，对应的其实是“二战”以来西方社会再度浮现的生存危机。如果后戏剧剧场理论要比后现代理论更具有价值、更具有说服力，就要能帮助我们厘清所谓“后戏剧剧场”的美学形式与“二战”以来的生存危机之间有何历史/哲学条件的对应关系，而非只是聚焦了一组作品，把后现代理论已经说过的内容以戏剧语汇重说一遍，或者在戏剧领域衍生一个新词，把已经被描述过的现象再说一遍。雷曼的理论阐释固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影响似乎跳不出戏剧圈，无法发展成一种时代文化理论，或许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此外，他所分析之对象多半是欧陆剧场艺术，这也说明为何两岸对其理论的接受有着时间、进程及程度的差异。

（2017年雷曼教授在南京大学主持戏剧工作坊，排练布莱希特《说是的人/说不的人》）

“冷战”以来，台湾地区受到美国现代主义美学的极大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解严前后，各种社会运动能量结合想象的或引介的美国前卫艺术，直接冲垮了文化体制。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兰陵剧坊现象的出现以及留美学人的回归，美国前卫戏剧的训练方法和美学形式渐渐成为学院内的主流。纽约大学表演研究的开山祖师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徒子徒孙众多，影响深远，早在1995年便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与当代传奇剧场跨境共制了一出环境戏剧的希腊悲剧。谢克纳的作品正是雷曼书中提到的少数非欧陆后戏剧剧场案例之一，其引领之表演研究典范转移在很多理论思索上与后戏剧剧场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后戏剧剧场》于2006年由李亦男老师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随后在台湾引起关注，戏剧观的辩论蔚为潮流，乃至引发了后续的戏剧构作浪潮。甚至，其引进大陆之观念，随着歌德学院的文化项目，在新世纪的体制外戏剧中开花结果，成为一股不可小觑之浪潮，北京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吴文光与文慧，上海的张献、赵川以及下河迷仓群体，在某种程度上都与雷曼的后戏剧剧场理论产生了在地化的共振效应。

2006年，笔者追随师长的脚步到美国求学，彼时美国戏剧学界最热门的议题是传统戏剧学科与表演研究之间的典范之争，其背后指涉的是关于戏剧经典的代表性问题，多元文化、跨文化与文化殖民的问题，主体性与表演性（subjectivity and performativity）的哲学思考，以及文化形式背后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实际上，这些理论性议题都是雷曼后戏剧剧场理论回到黑格尔之后必然引发的美学形式与历史/哲学条件辩证关系的问题，但是，在笔者留美期间，雷曼的理论只是偶尔被提及，从未成为台面上的主角，其知名度甚至亚于柏林另一位戏剧学者艾丽卡·菲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其中原委令人玩味。从“后见之明”来说，让人不得不思索雷曼后戏剧剧场理论是否过多处理了作品的美学形式问题而过少回应历史/哲学的问题。

（2017年雷曼教授在南京大学主持戏剧工作坊，排练布莱希特《说是的人/说不的人》）

雷曼的理论在两岸的接受有时间和程度的不同，并不令人意外。台湾出版的《后戏剧剧场》繁体中文版沿用了李亦男老师的译本，雷曼对台湾产生影响也迟至2016年，当时他趁着在南京大学交流讲学，顺道去了台湾。雷曼书中所分析的作品也是近几年随着艺术节的欧陆化才开始进入台湾观众的视野，这进一步说明近年来欧陆剧场美学借由全球化下的艺术节机制渐渐取代美国戏剧成为主流的趋势。这背后反映的是“冷战”以来地缘政治与文化传播的面向，以及2000年文化全球化逐渐达到高峰之后，地缘政治与文化传播动态的微妙转变。

通过以上反思，笔者不是要说明两岸接受西潮的时间差异及其背后隐含的谁站在历史前沿的问题，而是以雷曼为例，彰显文化潮流传播与历史条件辩证关系的问题。我想呼应台湾学者何一梵振聋发聩的批判性观点，他在台湾《戏剧研究》第28期发表文章《什么是Epic？：一个对〈小说理论〉〈现代戏剧理论〉〈后戏剧剧场〉研究架构的重新审视》，从脉络上细致地爬梳了后戏剧剧场理论隐含的哲学思辨以及雷曼可能的疏失，最后提出“让我们回到黑格尔”作为批判的切入点。此刻，在我们庄重告别雷曼教授之时，要真诚地反思他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我认为，除了回到黑格尔历史与美学的辩证关系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思索两岸自现代性进程（passages into modernity）以来所行经的历史道路、所遭遇的情境必然异于雷曼所处的西方，无论殖民、革命还是“冷战”，对这些历史/哲学条件的再思考，都会影响我们评估雷曼的理论之于我们当下的意义。

作者简介

许仁豪：“台湾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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