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都市里的谦逊：世界大建筑师们的杭州实践|伦佐|建筑师|建筑设计|杭州|王澍|隈研吾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承认，杭州最伟大的“建筑”，有且只有一个，就是西湖。

尽管西湖并不诞生于西方现代建筑体系之内，却是一座人工构筑而成，并且属于城市、属于市民的巨大公众园林。一垂柳、一顽石、一顶桥、一座塔......皆为精心雕琢。自然不是景观绿化，而是筑造的主角，城市的圆心。

建筑围绕它展开，人与自然彼此迷恋，却没有征服的意图和傲慢的指摘。它所营造的人、自然、建筑物间的彼此凝视，是平视的，是开阔却隐匿、公共却私密的。

它塑造了杭州这座城市的内在情绪，平和，自在，也由此决定了杭州的建筑逻辑，我们不迷恋崇高，比起房子的巍峨，房子与世界互相关照、与自然身体相亲，才是杭州建筑的诗意所在。

理解杭州，建筑是通向这座城市的密码之一，有人说杭州的建筑物正在越来越失去杭州的味道，那什么是杭州味道呢？是民居还是园林呢？在集约化的城市中，摊开式的建筑如何竖起来还能保持江南的审美？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在本土和国际之间，杭州的本土建筑师和外来建筑师都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杭州文旅“千人（推广）计划”中，也有优秀的建筑师代表，他们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悄然地创造出了很多地标式建筑，比如越来越火的天目里，中方总建筑师陆皓推动了它的设计实现；比如东梓关新杭派民居的设计师孟凡浩，你看了他们的作品可以有很多争议，但是我们去看建筑师的初心，都会发现他们对杭州山水深沉的情感。

今天我们跟着大建筑师们去深度了解一下杭州的标志性建筑，看看杭州最近几年建筑风格的走向，它们是不是构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是否体现了杭州的风度和气度？

▲位于市中心延安路中轴线上的浙江环球中心。浙江环球中心在2009年对外开放，是当时杭州市中心的第一高楼。摄影@朱露翔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小河公园，国庆前正式对外开放了。公园不大，约莫五公顷，位于运河、小河、余杭塘河三河交汇处，原小河油库三个大油罐，成了城北大厂时代的记忆坐标。

2010年3月22日，“浙江杭州石油公司小河油库建筑群”列入杭州市第五批历史保护建筑，包括三座单层坡屋顶的仓储大房、一个钢混构筑的雨棚和三个油罐。

既要保留已列入历保建筑的仓储大房、钢混构筑雨棚和三个油罐，还要打通“运道”，让工业遗存融入周边的自然、人文环境。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题目，却恰恰是隈研吾非常擅长的事——弱化建筑的突兀感。

油罐沿壁凿出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洞，让原本有些沉重笨拙的钢铁庞然大物，在光线照射下，突然显得通透、轻盈了起来。

仓储房如红砖般的外墙，用锈色耐候钢，组成空心、柔软的钢盒波浪。

露天仓库则被做成水面上的圆形浮萍，名为“花阶浮亭”，活泼而灵动。

空中廊架，用ETFE膜覆以网状流线型顶棚，形成兼具金属感和光影透明质感的轻巧气枕，串联起各部。

工业遗址的坚硬和冰冷，被光的闪烁、“水波”的流动一一化解，我们看到隈研吾提供的“都市里的谦逊”。集滨水公共空间和园林式艺文空间于一体，小河公园已然成为大城北工业遗产有机更新下的人文空间。

以此为开端，未来，大城北工业遗存将成为该地区焕新的重要资产，杭钢旧址公园、京杭大运河博物院、杭州炼油厂改造、平炼路中央景观大道等更新活化项目均在此转生。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院，其灵感源于大运河水道，依山面水，映照运河，预计2023年建成。

与在自然面前倨傲之姿的西方现代建筑相反，隈研吾重在消弭与环境的隔阂，让建筑消失。他将自己的建筑哲学，形容为被自然打败的“负建筑”。

这不是隈研吾第一次为杭州贡献作品，七年前他就曾设计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沿着起伏的坡地，通过几何分割，将建筑形态与倾斜的小象山山地融为一体，远眺时好似隐于山间。连绵的青瓦呼应了其所在的象山村舍景象。外墙表皮则以落地玻璃和悬停空中的瓦片层叠筑成，光影、山水与瓦房自然交织，建筑就像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这契合了王澍在筑造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时意图营造的园林诗意。在王澍看来，校园建筑并非孤立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将城市置入自然的思考中显现的。这种半建筑半自然的“纠缠”状态，模糊了自然地形与建筑实体间的边界。

灵感来自于王澍登六和塔的经验。塔体虽大，却不厚重。从塔中向窗外瞰山，同一座山，在十八扇窗中山色却各不相同。“材料与山体呼应，塔如吸在半山，在如象山般多雾的气候中，塔甚至会完全隐匿。”由此，他想到了这座体量庞大的校园与不大的象山和谐共生之道。建筑被当作一座山来设计，校园宛如一个村庄。

建成十余年后的今天，象山校区已经生长成被山林草木包裹的建筑群，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建工院副院长江浩形容为“具有生长性、群落性的建筑生境”。

王澍将自己的这个作品，比喻为一本“杭州乡土建筑字典”，在这里，他试图进行一种当代中国建筑语系的实验。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王澍的字典，但以此作品为代表，2013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立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

而与东方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不同，象山校区里的另一位普立兹克获得者，国际建筑大师阿尔瓦罗·西扎，则贡献了一座西方现代派建筑（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他用大胆的红砂岩墙面，保留其凹凸多变的天然肌理，在大开大合的尺度中，用简洁纯粹的线条，为建筑做减法，“我的建筑里没有‘我’”，去掉矫饰，与王澍的建筑群进行东西方建筑语系的对话。

光线被当做天然材料，从各种意想不到的角落引入内部，形塑空间。看起来是个红盒子，身在其间却很通透。场地上原有的三棵树木应要求被保留了下来，巨大的红灰墙面，映衬老樟树的这抹绿色，建筑成为自然的背景板，自然也成为建筑的一部分。

2021年，《纽约时报》评选“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25个建筑”，杭州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与蒙特利尔世博会美国馆、蓬皮杜中心等世界上众多大师级作品一起并列，成为中国唯一上榜的建筑，此前英国《卫报》也曾将其列入25个“21世纪最佳建筑”之一。

英国建筑大师大卫·奇普菲尔德在杭州设计的第一个作品，九树公寓，也同样抵达了杭州的内核深处。

12幢五层的住宅楼，虚掩在树林中，星罗棋布，一层仅有一户，四面采光。外立面的木格栅，既有中国古代窗棂之意象，也可根据室内采光和私密性的实用要求，自由移动，使之与居住者有了交互的灵动变化。

尽管这个私人住宅的建筑外观，平屋顶、简洁立面、水平长窗，属于典型的现代建筑，但同时它又隐入山谷，好像是从大树的间隙里不经意生长出来的。自然作为先来者将其包裹其中，建筑是客体。建筑本身透出的沉静，让居住者听得到自然界的微语。

大卫·奇普菲尔德无疑是杭州最爱的英国建筑师，包括良渚“玉锥”型的良渚博物院、浮在西溪湿地水上的西溪天堂·悦庄等，已建成的4个作品均广受好评。他希望人们忽略建筑的存在。建筑是谦卑的容器，它所承载的真实生活才是我们感知建筑的方式。为此，他努力使建筑成为日常一部分，而非某个艺术流派的代表。

“建筑的意义不是屋顶和墙，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这句被悬于美国田园派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工作室里的话，取自老子《道德经》（“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样的人本主义，也是意大利建筑大师伦佐·皮阿诺赋予天目里的精神。

伦佐·皮阿诺第一次见到江南布衣的主理人李琳，是在十年前。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这个工科出身，兼具人文素养和艺术审美的中国客人，几乎是他等待已久的客户。他们聊起伦佐·皮阿诺在巴黎生活的地方，孚日广场。

那是巴黎最古老的广场，在此之前，这个城市并没有如此工整规划的公共空间。36幢比例对称、带拱廊的石瓦房组成孚日宫，环绕住中心最迷人之处——一片近两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三百多年前，这个皇家广场曾是贵族名流之地，据说雨果创作《悲惨世界》时，就住在孚日广场6号。如今，这里绿树成荫，回归安宁，漫步四周长廊，各种画廊、艺术馆与咖啡厅、小酒馆间错藏匿。

这成为了杭州天目里的设计初衷。

那次见面后，伦佐·皮阿诺与李琳形成共识，一切都从中央广场开始，天目里的核心，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户外空间，故事将在这个开放而凝练的公共广场上自由发生。17幢形态各异的建筑，以坚硬的身姿围合住这片柔软、开放、平和的芯。

我们费尽唇舌去讨论建筑的材料、结构、形态等物理特征，但是天目里的筑造，是从中心的这片空白开始的。这很杭州，地面的建筑物，很多时候不是核心。以房子包围空间，这样“去中心化”的建筑形态，时常存在于杭州审美的潜意识里。

天目里的营造花了八年时间，尽管体量巨大，却仍让人感到轻盈，人被楼宇围合其中而不受压迫。建筑灯光也有所克制，不喧宾夺主。其中对技艺的研磨让我们清晰看到，好技术本身即蕴含的理念和思想。正如高技派一直所做的那样，伦佐·皮阿诺乐于坦诚地“打开盒子”，将阳极氧化铝板、玻璃幕墙、清水混凝土等现代面材，打造出“露骨”的质地。

“西方建筑师在古代身兼技术工作者、艺术家等数个身份，随着生产的发展，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建筑功能越来越复杂，建筑师更多地聚焦在设计的技术性上，但是对建筑艺术性的追求仍然是最高的目标，就像伦佐所说，建筑师是在技术和艺术的峰尖上行走……”天目里的中方总建筑师陆皓对伦佐在建筑上的艺术理想有着天然的理解与共鸣。

陆皓以“守护设计”为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伦佐·皮阿诺的整体设计理念，将其延续到了天目里9号楼、10号楼的室内设计中，使之呈现出美术馆的空间气质。

整个天目里的营造过程中，最棘手的部分是对清水混凝土的运用。要确保4万平方米的墙体无误差，设计团队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彼得罗·多托尔（PietroDottor）。此前，伦佐·皮阿诺曾在设计美国金贝尔美术馆新馆时，请教过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这位“清水混凝土诗人”告诉他，彼得罗是世界上做清水混凝土做得最好的人。

早在伦佐·皮阿诺进入中国市场以前，安藤忠雄就已经为杭州贡献了充满个人风格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这座匍匐在良渚大地上的艺术馆，被昵称为“大屋顶”。也是安藤最早将清水混凝土带入杭州人的视野中，这样不加修饰的几何，配合抽象化的光、水、风，形成的真实营造，简洁有力，返璞归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毛坯”二字。

如今大家明白，用综合体、办公区甚至网红地标来定义天目里，都是片面而偏颇的。它的构筑逻辑在于营造一种人文的生活场域。人们会在办公楼下买杯咖啡再上班，休息时挑挑买手店的上新，看看美术馆的艺术展，在茑屋书店随手翻起一本书，夜里去小酒馆点杯啤酒，周末逛逛市集，更可爱的时间里甚至只是在广场上听听音乐发发呆，拍些来往人群的OOTD和花花鸟鸟或生动或蠢萌的样子。

人们在开敞的广场上肆意走动、停驻，又凝聚在这个柔软的苹果内。一件衣服、一本书、一幅画、一股香气、一阵水面的波光......这种空间语汇的充盈，被李琳描绘为灵感发生器。

某一刻，原本只想来打卡五分钟的人们意识到，在这里呆的时间，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长。建筑空间不独立于城市之外，它势必要消融进这个世界之中。渐渐，基因相似、情绪相通的人，与这个城市院落交融，共同形成一个有血肉神魂的城市有机体。

建筑的工具功能、商品属性与艺术追求，三者并非必然矛盾。当建筑的形式与内容妥帖契合，就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009年，由矶崎新设计的中国湿地博物馆正式开放。建筑主体被埋入有机形的“山丘”中，与周围自然湿地几乎融为一体，让人忘却这湿地深处还藏着如此大体量的博物馆。唯有山丘上生出的“新芽”观光塔——杭州人更爱称它为“飞碟”，提醒着人们这一“异质湿地”的存在。隐入湿地的意志，兼有“格格不入”的企图心，这种过目难忘的风格，对杭州人来说是一次冲击。

原杭州商旅集团陆晓亮曾提过，第一次见到矶崎新时，对方手里拿着张岱的两本书，《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很快，两人就发现，他们对杭州的理解有许多共同点。但让陆晓亮遗憾的是，当时的杭州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仍显稚嫩，后期布展与建筑也存在脱节。而展陈质量、运营能力与本地文化消费氛围，才是“古根海姆效应”背后的支撑。十多年后，矶崎新已是普立兹克奖得主，杭州人依然读不懂它。中国湿地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发挥出它全部的能量。

伦佐·皮阿诺，这位以蓬皮杜的反叛享誉世界的大师，由天目里第一次开启中国之旅。

他的合伙人马克·卡罗尔调侃，“我们可能是最后一家来到中国的西方公司。”而他并不知道，杭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后一批”拥抱西方建筑师的中国大城市。

▲始建于1909年有西洋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第一代城站、1942年重建的日本奈良古风建筑风格的第二代城站与90年代末程泰宁先生设计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现代化城站。

与一线城市相比，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道路上，杭州一直不是一个先进分子。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意愿。

杭州建筑现代化的步伐启于北山路，士绅阶层最早接触到上海、南京等地的浪潮，由上海溢出的财富和品格，种下了北山街一路沿线的兼具欧式别墅与中式园林的风格建筑。

民国初期的中国，正在由传统建筑体系走向西方建筑体系，建筑师的职能尚不清晰，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杭州第一批现代化的公共建筑，设计房子的“操盘手”，往往不是建筑师们，而是业主，譬如广济医院的医生梅藤更，天水堂的传教士司徒尔（司徒雷登的父亲）。

1920年，之江大学的物理、工程系教员威尔逊先生，创办了建筑部。这是之江大学最早的建筑设计机构，设计并监理了金陵大学等75幢建筑。之江大学也是杭州现存的近现代建筑中，较早一批由西方建筑师在地设计的。学生权充学徒，部分课业，就是帮助设计建造教会建筑。

1923年，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杭州人沈理源，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成为杭州当时标志性的大型西洋古典建筑之一。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式建筑影响了杭州建筑的思路。以杭大新村为例，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语言学家蒋礼鸿等学者大家们所住的教授楼，由苏联专家设计，开始引入抽水马桶，这在当时是极其新鲜的突破。

▲五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流行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风格，当时杭州的各大高校的教学楼都采用了“大屋顶”这种传统宫殿式建筑，飞檐翘角，还有大斗拱。摄影@子夷

改开之后，全国各地急迫攀高的摩登时代，杭州开始撕扯。程泰宁院士设计黄龙饭店的历程，就是这样一个经典体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凡兴建合资饭店，必定要请外国建筑师设计，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建筑的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过程。黄龙饭店起初也邀请了西方知名建筑师。

设计过北京长城饭店的美国建筑师贝克特，用中国元素（大屋顶）与西方现代高层建筑的拼贴，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方案。在西方已经进入批判现代主义建筑的阶段时，刚刚开始接受现代派的国内，尚无身心准备去理解其前卫的理念。这样的时差和错位，注定了中国在建筑现代化过程中，接收到的建筑风向是冗杂的，混乱的。

▲贝克特所做的黄龙饭店方案，采用了中国传统歇山屋顶与西方现代高层建筑元素的拼贴。图自《从饭店到博物馆——中国建筑现代化的三十年跨越》王大鹏

香港建筑师严迅奇为黄龙饭店设计的第二套方案，建筑体量威武雄壮，像一堵城墙切开西湖与城区的交融。当程泰宁的方案出现时，建筑在宝石山下以一种低伏的姿态，悄无声息地将自身融入西湖周边景观中，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内在表述，不言自明。

▲香港许李严建筑设计的黄龙饭店方案。图自《从饭店到博物馆——中国建筑现代化的三十年跨越》王大鹏

庭园是饭店群体建筑的核心，由三组楼房和一些低层，形似印章，参差错落地分散点缀布局，围合出中庭的中式园林。视觉中心依然是园中水池。让人联想到王澍曾在《重返自然的道路》写到的“空心杭州”：杭州的中心是空的，这个城市没有建筑的中心，我们有比建筑物更重要的东西。城市的中心是水，建筑物都环绕着它。

而由香港许李严事务所设计的内部结构，则完美满足了当时五星级酒店格局动线的要求。房子是现代筑造，意境却来自传统的精髓。

时隔近四十年，我们越发能够体认黄龙饭店建筑自身所挟带的态度。当现代化的建筑方式与中国山水哲学可以相融共生时，关于中西建筑在地实践的宏大讨论，也就失去意义了。

这种传统的守望，自然的回归，在后来的辨识系统中，又被奉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锋”。最终，黄龙饭店在全面拥抱西方建筑师的时代里，成了一个例外。

到了九十年代，建设浪潮以更为汹涌之姿席卷各地。一度有专家提出狂想，要把西湖填平，卖地造房。专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对于一根垂柳都像女人的长发般呵护的杭州市民。城市蠢蠢欲动，想要仰卧起坐，又被按在位子上。西湖边的25米红线一再成为争议的话题，人们一边欣羡摩天高楼之伟岸，一边忧心西湖以后变成水汪宕。

望湖还是望城，这个矛盾，直到2000年以后，杭州正式走向钱江时代，才得以放下。当人们的目光从一片湖转到一条江，杭州的视野，突然天高江阔。城市尺度的变化，改变了建筑尺度。钱新的“两个啤酒瓶”、江南的“大小莲花”、未科的“一扇云门”，三大新城区域的豪迈，给了杭州建筑更为多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