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元月，杜修贤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杜修贤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

那年，杜修贤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杜修贤很清楚。

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杜修贤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杜修贤正站在客厅的一边。

杜修贤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

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杜修贤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杜修贤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杜修贤梦寐以求的事情。

总理和杜修贤单独握手后，看看他，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得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

杜修贤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

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

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

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杜修贤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杜修贤一眼，那眼神叫杜修贤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杜修贤，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杜修贤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杜修贤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杜修贤背着的充电器，说：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杜修贤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

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

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大家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杜修贤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杜修贤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杜修贤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杜修贤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杜修贤：“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