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 陈晓：《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影像传奇与美国当代史的建构逻辑|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尼古拉斯·凯奇|戏剧|电影|陈晓

导读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何以成为尼古拉斯•凯奇的“翻身之作”？影片叙事与美国当代史，尤其是明星制度史、流行文化史的建构形式相接轨，从符号生产、成长神话、价值认同等维度折射出一整套美式文化的系统性逻辑。

在近期的喜剧类型电影序列中，《天才不能承受之重》（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Massive Talent，2022）被看作美国男明星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的“翻身之作”。凯奇的真实人生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与拍摄了上百部电影，其中不乏《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1995）、《变脸》（Face/Off，1997）、《火柴人》（Matchstick Men，2003）、《国家宝藏》（National Treasure，2004）、《战争之王》（Lord of War，2005）等佳作。凯奇本人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等主流电影奖项，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但也正因为参演过多，他后期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模式化，《末日迷踪》（Left Behind，2014）、《人类办事处》（The Humanity Bureau，2017）、《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2018）、《代码211》（211，2018）、《格兰德岛》（Grand Isle，2019）等一系列作品均乏善可陈，昔日影帝沦为小成本B级片的男主角，这种落差令人唏嘘。

凯奇在《天才不能承受之重》中保留了自己的姓名。影片讲述过气男明星凯奇为拯救事业和家庭双重危机，卷入军火商与地方政权的斗争，最终凭借表演技能取得胜利的故事。电影遵从好莱坞一贯的英雄叙事原则，在增添喜剧元素的同时，融合了凯奇职业生涯中极具标志性的作品与角色。影片运用了反讽、复调、戏中戏等叙事技巧，叙事与美国当代史尤其是流行文化史的建构形式相接轨，从符号生产、成长神话、价值认同等维度折射出一整套美式文化的系统性逻辑。相比于影片的故事编排，电影中无意识的叙事导向更值得关注。

一、明星符号与中产阶级想象

与美国电影工业相伴而生的明星制度，是其与观众联系最为紧密的要素之一。观众能够从电影明星及其所饰演的角色身上窥见自身，普通人的情感结构、社会分工、成长阶段、人际关联等无一不体现在明星这一虚幻的集合体上。“和所有被有利可图者维持着的自发而天真的信仰一样，以明星为对象的信仰发展成了物神崇拜……银幕上的虚构生活是这种现实需求的产物，明星是这种需求的投射。”[1]在《天才不能承受之重》中，凯奇特意将自身的形象放置在充满矛盾的人生阶段内：一方面，由于出演烂片过多，凯奇的演技受到质疑，破产危机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凯奇的家庭关系摇摇欲坠，他同女儿之间沟通不畅，父女的嫌隙不断加剧。在关乎美国中产阶级的叙事中，成人焦虑与中年危机始终是表现对象，凯奇不仅在影片中指涉自己遭遇破产的过往和岌岌可危的家庭状况，而且象征了中产阶级所面对的困境与无奈。

究其危机背后的原因，电影将个体推向了前台，即困境的来源全部指向凯奇本身。戏中戏的结构是全片的亮色，也是构建凯奇这个人物的关键所在。不断变化角色设定的凯奇、作为电影男主角的凯奇、影片中具有邪恶人格的凯奇、现实中以明星/演员形象示人的凯奇、脱去明星光环的凯奇等形象层层嵌套起来，构成相互比照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凯奇的形象并拓展了电影的表意空间。在众多形象之中，主角凯奇和邪恶凯奇充当了凯奇个体危机的始作俑者。主角凯奇在电影当中表现得尤为浮夸，表演型人格相当突出，他的生活已经一团乱麻，却还尽力摆出大明星的架势，以加州上流社会白人男性的姿态让人代为泊车，穿着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享受惬意的时光。他话里话外透露出优越感，并且反复强调演员的职业在整个电影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此建立自信与自尊。挥霍无度的明星做派让凯奇欠下了高额债务，高高在上的父亲做派又让他与女儿之间产生隔阂。尤其在与女儿的关系上，凯奇的工作状态影响了家庭和谐，他以专业电影工作者的身份向女儿推荐经典德国电影《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1920），并指责女儿对经典作品极端漠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极度自信但又极端渴望他人认可的状态，大致勾勒出一种典型的电影明星心理。而邪恶凯奇被塑造成性格缺陷的承载物，转嫁了主角凯奇的阴暗面，并将凯奇引向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剧照）

第一次重要选择发生在凯奇努力争取角色且自以为发挥出色之后。邪恶凯奇建议他像个明星一样把控选片，“有些曲子你就不该弹奏”的表述等同于有些电影凯奇就不该出演。但凯奇却明确表示自己能够在清醒状态下做出选择。这种表述又让凯奇跳脱了电影世界，仿佛是现实中的凯奇正在进行自我辩护，甚至以演员的职业身份为出演烂片做了辩解。演员与明星的双重身份各有其侧重点，演员的职责是以创造力来表现角色，而明星的职责则是在公众面前经营自己，演员与明星的功能既容易发生冲撞又有可能相互成就。看似对白实则独白的讨论突出了凯奇身份的多面性与矛盾性，在下一幕，主角凯奇再次以访谈的形式延续了此番剖析与辩白。凯奇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工作，这种在其他行业中足以得到赞扬的突出品质，放在电影界则会遭到质疑和诟病。可以看到，凯奇用对话的方式试图解释困惑并做出一些回应，但这种处在电影里的自辩又天然地带有表演的性质，甚至显得比现实中的人物专访更加深思熟虑、字斟句酌。

第二次重要选择发生在凯奇拯救女儿前夕。临近决战之际，邪恶凯奇跳出来阻止主角凯奇的行动，认为他只是普通人而非英雄，不该由他单枪匹马闯入龙潭虎穴，一切只需交给专业的救援团队，但后者却希望让女儿看到自己正拼尽全力去拯救她。故事的结局是在飘扬的美国国旗之下，凯奇等到了女儿对他的呼唤。戏内，一出英雄救女的戏码为凯奇一直以来的“传奇”（legend）人设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戏外，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与美式主流价值观如出一辙。美国英雄与崇高父亲的形象相叠化，凯奇同时也拯救了自己陷入低谷的职业生涯和堕入冰点的家庭关系。

凯奇其人与片名中的“天才”一词互照，几乎指代了美国流行文化对白人男性及其美国梦的塑造方式。如同电影强调凯奇“从未过气”一样，美式文化始终倡导积极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是“天才”，江郎才尽只是一时，终有翻身的机会。一方面，凯奇中年危机的状态对应着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遍困境，而英雄的形象又代表着这一群体内心的深度渴望，加之凯奇曾经饰演的诸多英雄角色是一代人心中的文化符号，因此，在怀旧气氛的渲染下，凯奇的一切行为都理所当然，甚至能够勾连出对电影既往历史的记忆与追溯。另一方面，凯奇面临的危机又时刻处于安全的范围之内。如同一场不痛不痒的独自狂欢，《天才不能承受之重》的喜剧逻辑多体现为主人公意识到危险，但危险又在转瞬之间得以解除。比如，凯奇误触毒药不省人事，听到一句“开拍”（Action）的指令便立马惊醒；再如，凯奇以为发现了哈维的秘密，结果只是被带到了哈维存有凯奇电影周边的秘密基地。真正触及根本的问题，如个人经济危机、军火商家族内斗、争议地区时局混乱等，总被一笔带过，调笑及幽默的风格消解了危机的严肃性与严重性。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克服并不算严重的困难，并以此与生活达成和解，成为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存常态。

二、成人童话叙事中的情感线索

如果说凯奇的形象在《天才不能承受之重》里作为高度凝缩的明星符号，融喜剧、动作、商业、怀旧等特征于一炉，那么电影中塑形这一符号的过程则能够牵引出一条动态变化的情感线索。全片尽管设置了拯救加泰罗尼亚地区总统候选人女儿的终极目标，但即时编造电影剧本的设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常化的因果链条，间谍潜入、追车场景、枪战场面等都带有游离性与随机性。因为人物性格及其情感关系成为推动影片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情节的戏剧化与多变性恰恰契合了明星和富豪的生活状态。凯奇的欲求及其所抵达的终点均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使得全片成为一部典型的成人童话。主人公需要通过理性的降级来配合出演这一出闹剧，如同电影中凯奇与哈维两人依靠吸食致幻剂来进行创作的过程，观众对成人童话的“阅读”同样需要依靠自觉的沉浸以及短暂地将理性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机制。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海报）

凯奇与哈维的友情关系是影片的主要情感线索，这条线索同时关联着凯奇的职业道路。濒临破产的凯奇不得不为了100万美元而前往哈维的生日会，而哈维作为凯奇的忠实“粉丝”，也成为他的最佳拍档，与他共同创作电影剧本。与《触不可及》（Intouchables，2011）、《绿皮书》（Green Book，2018）等同样以友情为主线的电影相比，《天才不能承受之重》的友情观并未涉及种族、阶级等相对敏感的范畴。与人物所面临的危机相似，影片选择了一条最便捷的逻辑来处理友情关系──友情遭遇的所有危机均出自误会。哈维并非凶狠残暴的绑架者，而是绑架者的傀儡；凯奇并非美国中情局的成员，而是真正的电影明星/演员。显然，凯奇和哈维在阶层、趣味、性格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性，他们所建立的友情并不需要跨越真正的身份鸿沟，也不必牵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

中情局的错误情报是友情危机的发端，而当薇薇安等人指认哈维是无恶不作的军火商头目时，凯奇认为特工与演员的相似之处是“识人”，并且坚称哈维是一个好人。因为受到中情局的道德绑架，凯奇才被迫接受了刺探哈维的任务。在试探的过程中，凯奇与哈维的关系不断升温，两人共享相似的情感经历，尤其是在家庭关系方面，凯奇出演的《第一夫人的保镖》（Guarding Tess，1994）曾经帮助哈维修补与父亲的感情。因此，哈维希望凯奇能够为家庭做出努力，并将凯奇的前妻与女儿接来与其相会。哈维出自善意的举动使得凯奇一家陷入泥潭，而哈维本人也受到了反派的威胁，并最终选择与凯奇并肩作战。当哈维举起《变脸》中凯奇所持的黄金双枪时，意味着两人在形式上合而为一，二者的友谊至此重获新生。

凯奇对家庭关系的修复是影片的次要情感线索，在这条情感动线的处理上，电影采取了一种较为常见的代际冲突模型，即依靠长辈的付出与牺牲换来晚辈的尊重与理解。首先，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算不上新鲜题材；其次，父女关系与施救/求救的性别权力关系关联匪浅；最后，英雄父亲的形象过于明显地指向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取向。影片中段，凯奇的女儿艾迪以最为直接的言语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她认为父亲一直在强迫自己喜欢他喜爱的事物，并试图塑造下一个凯奇。影片末尾，通过对女儿的救援行动，凯奇让女儿意识到他的价值，戏里戏外的“我爱你，爸爸”表明父女关系已然发生转变。尽管凯奇的动机是救助女儿，但这条思路与英雄情结相呼应，可以看作是对凯奇所饰演的其他英雄形象的复刻。一方面，片尾一家人观看《帕丁顿熊2》（Paddington 2，2017）的场面代表着凯奇的转变，他重塑了以往的电影观念，对哈维及女儿的电影品味表示接受与认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凯奇其实并未做出更为实质性的改变，慈父的形象仅仅是通过向下兼容的方式得以树立，父亲的权威同艺术电影、经典电影一样，仍然在家庭关系中占据着至高的地位。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剧照）

有趣的是，《帕丁顿熊2》虽然是一部关于家庭的奇幻童话，但影片中的演员角色却以反派的姿态亮相，电影中甚至提到演员是地球上最为邪恶狡诈的人群之一，因为他们多以欺骗为生。由此，哈维和艾迪喜爱这部影片的着眼点便有了区别：哈维在意的是影片中纯粹而真挚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指明了成为更好的人的道路，也象征着哈维与凯奇二人坚实的情谊；艾迪对这部影片的喜爱则略带有对父亲演员身份的讽刺和抵抗，凯奇则以包容的姿态将女儿的反叛裹挟于父爱之中。《帕丁顿熊2》与《天才不能承受之重》中的演员形象构成一组对比，作为演员的反派借各种伪装来掩饰偷窃的罪证，作为演员的凯奇则借伪装来施行正义之举，发扬这一职业的正当性。

电影中“父亲也需要成长”的号角开启了对中年群体的意识形态询唤仪式，影片看似是凯奇个人的成长史，实际上输出了一整套清晰的价值观：对外勇敢，对内宽容，由此成为一名“合格”中年人的标准。中年代表着年富力强同时又肩负多重责任的人生阶段，尽管面向年轻观众群体的青春片以及超级英雄片依旧活跃于最近的美国电影市场，但如《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2022）和《天才不能承受之重》等以中年人为主角，融合多情感、多类型元素、多反转桥段的喜剧电影形成了一股创作潮流，受到了业界的普遍关注。上述两部电影均是围绕情感线索完成了成人童话叙事，无论是多重宇宙的设定，还是对各类已有电影文本的回顾与致敬，皆服务于情感关系的升华。影片最后主人公达到情感完善、物质丰盈、自我和解的“三位一体”状态，就是属于成人童话的标准结局。

三、流行文化与美国当代史的共生性

无论从人物符号还是从情感叙事的角度，《天才不能承受之重》都可被视作反复诉说的美式主流文化寓言。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大片时代的商业电影普遍追求科技想象并流露出文化霸权意识，而进入21世纪，美国电影业正将焦点转移到社会历史层面，超级英雄电影与美国流行文化史的牵连是典型的例证。对于中小成本制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而言，其本身就构成流行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为数不少的美国电影案例表明，已经有所建树的电影主创人员（以编、导、演为核心）逐渐显露出重塑美国当代历史的野心，突出表现为拼贴、挪用、重复已有的文化要素。这意味着美国电影正通过筛选各类历史文化符号，建立新的影像历史档案。

将《天才不能承受之重》里有关电影类型的线索单独提炼出来，可以看到明显的拼盘式、发散式创作观念。与以往连贯式、整体化的创作模式不同，凯奇这段成长旅程虽以绑架案为贯穿的线索，但几乎每个段落都由一组类型化的场景设计拼合而来，从而构成对各类经典电影桥段的一番巡礼。比如，哈维建议在电影中加入阴谋黑暗元素，两人便联想起受人监视的危险场景，在逃脱时上演了一出兄弟情深、生死与共的桥段，甚至还特意加设了一场追车戏码。再如，薇薇安一角在电影中承担催化剂的功能，她建议凯奇在电影里加入绑架情节，两人同时就电影的通俗套路展开了探讨。薇薇安认为，绑架情节能够增加电影的戏剧性与可看性，相当于预告片中的高光时刻；凯奇则认为，他正在创作的应是一部适合成年人观看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场围绕电影情节而展开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探讨电影的同质化倾向，但影片最终在反套路的论调中再次落入俗套的绑架桥段。以反套路的语言来重现套路，以戏谑的方式重提被批评的往事，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嘲的路径。无所不言、一切皆可用来调笑的叙事策略，在电影的喜剧段落里随处可见，如凯奇对《战地情人》（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2001）中蹩脚意大利口音的再现，以往被批评的历史再次翻看，便成了令人会心一笑的桥段。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剧照）

文化生产的后果重新成为文化生产的养料，并默认自揭其短是幽默的高级形式，这套创作模式既成就了绝大多数的美国喜剧电影（包括脱口秀及其他综艺节目），也进一步维系了当代美国混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美国电影对本国当代史的建构总是以大众主动参与的形式得以完成，并通过强调与重写文化历史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2010）、《逃离德黑兰》（Argo，2012）、《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2014）、《聚焦》（Spotlight，2015）、《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Richard Jewell，2019）、《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2020）等影片，在一种较为严肃工整的范畴内探讨美国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科技、媒体乃至公民权益，而这条脉络紧紧关联着历史中个体的命运走向。如伊万·斯特伦斯基在讨论流亡理论家的共同特征时所称，“他们都以自己个人的‘个体经历’再现了那个世纪的政治‘发展史’”[2]，被书写的“个体经历”往往构成了时代变迁的微缩景观，理论家如是，文化事件中的焦点（如革命者、科学家、明星等）亦如是。

与上述影片相比，《艺术家》（The Artist，2011）、《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in Hollywood，2019）以及《天才不能承受之重》等作品，大抵以文化混搭、幽默讽刺的喜剧风格进行影像再叙事，被加工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流行文化当中的电影文本、电影明星、电影事件和电影效应等，通过影像进行再叙事，由此强调一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混乱却具有稳定秩序的文化景观。这幅丰富的图景进而指向对美式文化的认同，无论电影从哪段历史或哪些文化事件中攫取素材，总会有某个符号曾经构成部分观众的文化记忆，由此触发情感共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在世界范围内所流行的怀旧病是“身处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中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而这种防御机制的实质在于承诺重建今天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而代之以情感团结”[3]。

以点代面，以丰富的信息充斥情节段落，以平面化的符号本身代替历史的复杂性与暧昧性，这几乎成为近些年美国商业电影的创作规律之一。如《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中100多个“彩蛋”都以具象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而《天才不能承受之重》里直接关涉的影片就包括《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无情世家》（House of Strangers，1949）、《第一夫人的保镖》、《勇闯夺命岛》（The Rock，1996）、《变脸》、《空中监狱》（Con Air，1997）、《战地情人》、《国家宝藏》、《帕丁顿熊2》、《曼蒂》（Mandy，2018）、《疯狂原始人2》（The Croods：A New Age，2020）等十余部之多，更不用说直接关联现实世界中凯奇的离婚风波与破产事件等。在这其中，电影因强调英雄神话与情感神话而巧妙地规避了凯奇私人生活场景的失范性，过滤了容易引发争议的个人行为，从而将明星符号本身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可以说，美国当代史的构成受到了文化史（更确切地说是流行文化史）的强力塑形。一方面，借由文化符号的不断增生、发展与回收再利用，一个庞大的文化帝国在百年间拔地而起；另一方面，电影中的新闻事件与流行文化重新锚定了历史的解释权，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想象空间远大于对流行文化的揶揄和批判，尤其当“自黑”与反讽成为掩盖真实问题的策略时，一套包容了批判、兼并全局且相对稳固的文化系统便成为主流。在这个意义上说，凯奇所代表的美式文化样态，既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又具备努力敬业的拼搏精神，既获得了职业上的突破与高光时刻，又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与和谐，既懂得《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的艺术性与先锋特色，又会感动于《帕丁顿熊2》中的合家欢与温情叙事。在完整规范的电影工业创作环节，强调协调性而非对抗性是美式主流意识形态中一以贯之的准则，并在多数电影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乐观向上、精力充沛、随时准备重返巅峰状态的明星符号，带来了充满危机但又不至于顷刻间落入谷底的中产阶级想象。个人成长史与文化史乃至整个当代史的直接互喻，加深了对整体文化结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天才不能承受之重》恰恰处在美国电影序列的中间档次，用人物传奇式的表现手法反映了美式文化策略下极力抹平矛盾性与差异化的创作意图。然而，现实却是凯奇至今仍旧活跃在劣质影片的拍摄现场，与让·鲍德里亚对“地位”符码的论述相似，“这个符码给我们一种虚假的透明形象、一种社会关系虚假的可读性，而在它们背后，真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仍令人无法辩读”[4]。大量文化符码和历史碎片拼凑的文本同样如此，看似忠于历史事件以及人物原型的美国电影，带来的虚假信息是丰饶的文化与越发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看到，在这套生产逻辑背后，歌颂往昔岁月的作品越多，意味着当下的文化处境越缺乏创作力，而依靠自我繁衍得来的文化景观的底层世界终是一片虚无。

注释

[1]埃德加·莫兰：《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王竹雅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2页。

[2]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李创同、张经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17页。

[3]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4]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8页。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9月总第五十期）

（本文所用图片来自豆瓣）

作者简介

陈晓：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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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影视评论》是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合办的双月刊

创办于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