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胡适等结束在美国活动，前往英、法游说。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国民政府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

工作中的胡适

胡适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党无派，无羁无绊，况且，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可是，如今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时，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都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可是，胡适还是回电坚辞大使职，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于朋友们看，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是犹豫不决，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处在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他终于咬咬牙、跺跺脚，作出决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时，胡适又给夫人江冬秀去信，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如今违拗夫人意愿，怎能不以言相劝呢？他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直至晚年，他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还不无欣慰地说：“当时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国内舆论界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对使馆人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概，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开始其滔滔不绝的抗日演说。

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他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发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与罗斯福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据他的学生吴健雄博士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他出任外交使节是“半路出家”，全无外交经验，正是凭借其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顺利地完成了外交使命。

履任之初，胡适便提出“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他解释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待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现在的世界局势真的起了变化，变成如他所预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他总结贯彻“苦撑待变”的方针时认为，必须奉行“无为主义”，即“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